安东尼·戈特勒布:再想想:笛卡儿到底知道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0 次 更新时间:2006-11-28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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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戈特勒布  

(吴万伟 译)

在1984年英国的喜剧电影《同命锁链》(The Chain)中,一群搬运工晚上去听哲学课,喜欢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在前往白天的第一个工作的路上搬运笨重的家具的时候,他背诵从工友那里学到的东西笛卡儿说的是“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

有人问“那又如何?”

“只是我在。”

“不能只是我在,你要做点什么。”

实际上,笛卡儿在他1637年的《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写的是(Je pense, donc je suis)(拉丁语Cogito, ergo sum是后来才有的)。这总有点神秘含义的表达方式难怪成为哲学界最著名也是最被人误解的口号。正如两本新的传记显示的,“那又如何”仍然是对笛卡儿本人提出的最好问题。他的性格仍然是个迷。在与他人的通信中笛卡儿显得骂骂咧咧,阴险狡猾,缺乏真诚,傲慢自大,无法预测。他出版的著作充满甜蜜的理性和冷酷的逻辑。为什么这个法国人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为什么他不断对朋友说渴望平静和安详,却不辞劳苦到处跑?(那群搬家者过来会很有用的)成年的时候他不喜欢阅读别人的书,那么,在没有活动的漫长早晨他的头脑里在想什么呢?

以笛卡儿自己的方式看待其著作不是容易的事情,如今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尽管他现在名声很大,他本人好像对形而上学不如研究代数怎样用在几何学上或者钻研奶牛的内脏更感兴趣。他对哲学的兴趣是晚年的时候才有的,主要是因为担心天主教堂谴责他的科学。如果看到现在被人尊重的程度,他自己也会感到吃惊的吧。

首先,他会吃惊地发现其名言“我思故我在”被孤零零地挑出来被吹嘘成对其思想的一句话总结,从而变成荒谬的东西。这个错误其实开始于19世纪,当时黑格尔指出“我思故我在”的恶劣天气,说思想和存在是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因此揭开了现代哲学在根源上是主观的神话。后来该观点被去世的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详细阐述,他甚至暗示纳粹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来源和笛卡儿有某种联系。

笛卡儿口号的根源再直接不过了。看出希特勒或者马克思预先阅读了笛卡儿的著作是不容易的。在被看作思想自传的《方法谈》中,笛卡儿回忆了他是如何确定在最坚定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人类知识的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要清除自身的恐惧,他试图要怀疑尽可能多认为已经知道的东西。所以他假装是为了辩论,正如他后来在《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1641))指出的,“某些具有强大力量和智慧的恶毒的魔鬼运用所有的能量企图欺骗我。”因为在他探索的阶段,不能排除这样恶魔的存在,笛卡儿推理说怀疑其感觉的所有证据是可能的。他认为自己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或许是魔鬼欺骗者施加在身上的幻觉。但是接着他又说,他认识到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他本人是存在的。怀疑本身,也就是担心他可能误入歧途本身就说明了本人的存在。

从19世纪初期开始笛卡儿已经常常被称作现代哲学之父。他企图依赖自己的理性,扔掉获得的智慧来重新开始整理人类的知识,成为启蒙工程的典型。尽管他的《方法谈》和《第一哲学沉思录》的核心都集中在确定性的本质,上帝的存在,思想和身体的关系,但是仍然被学习哲学的学生不断阅读。他关于科学的大量著作基本上被忘掉了。在他的时代,他的物理学,宇宙论,几何学,生理学至少是得到同样重视的。当莫里哀(Molière)嘲笑巴黎上流社会妇女的装腔作势的时候,他的主要话题是笛卡儿天文学的流行。”我崇拜他的旋风”妻子阿曼达(Armande)柔情地说。1672年在巴黎首次上演的莫里哀的《有学问的女才子》(The Learned Ladies)中,菲拉曼特女士(Philamente)感叹到“我是他飘落的世界”。

笛卡儿是科学革命的先驱之一。现代应用数学基本上建立在他的发明解析几何的基础上,采用代数解决空间和运动的实际问题。他不辞辛苦创立统一的对大自然的描述,可以成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包含一切的学术体系,不过是建立在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机械原则基础上,物理现象应该用运动的物体之间的接触以及各部分之间的运动和形状来解释。在物理学和宇宙论中,笛卡儿提出的理论后来成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的直接先驱。

除了某些数学著作外,笛卡儿的许多科学著作已经被新的著作替代了,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只是被看作纯粹的抽象思想家。但是,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实验,观察,计算和解剖的。比如,他对彩虹的解释就是光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发现了光线折射的规律,解释了筷子部分浸入水中看起来就像弯曲了的现象。(虽然这个发现更早,是独立发现的)笛卡儿还是第一个详细表现人体机能,认为可以像研究机器一样研究人。

在《笛卡儿传》(Descartes: A Biography)剑桥大学出版社40美元)中,著名的笛卡儿研究专家,爱尔兰国立考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Cork)的戴斯蒙•克拉克(Desmond Clarke)说如果不是在他广泛的科学活动背景下来考查笛卡儿的哲学的话,就是歪曲了他的思想。笛卡儿当然并不看重他纯粹哲学思考性的文章。1643年6月在给其朋友波希米亚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 of Bohemia)的信中,以及在和一个神学院学生弗朗斯•比尔曼(Frans Burman)(1648年4月采访笛卡儿)的对话中,他都警告不要过分关注他的形而上学理论。他说,看一遍就行了,然后继续看别的东西。他的包含那句著名口号的《方法谈》只是作为他文集的前言出版的,这个文集里包含了很多关于光学,气象学和几何学的专题论文。克拉克提醒我们笛卡儿的哲学著作是为了建立其自然体系的可靠性,让它在神学的框架下可以被接受。《第一哲学沉思录》最初的副标题是“揭示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永恒”。的确,克拉克最特别的观点是笛卡儿把思想当作非物质的东西来描述---他著名的两元论---身体与精神,有时候被称为“机器中的幽灵”的主张---最多是个临时的理论,旨在提供支持天主教灵魂不灭的原则,这个观点和他写的其他东西非常不协调。

笛卡儿的两元论当然不是人们常常认为的那个样子。1994年的畅销书《笛卡儿的错误:感情,理性和人类大脑》(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的作者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说笛卡儿相信“身体和思想存在的巨大鸿沟,思想的最精巧的活动和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之间的分离。”这实际上正好和笛卡儿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我们“在自身经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必须要么单独指向思想,要么单独指向身体。”而且,这些产生于“我们思想和身体的密切亲密的结合”。在他最著名的文章中,笛卡儿强调了物质(占据空间的)和思想(不占据空间的)之间的差别。但是他也强调在人类身上,思想和身体是神秘的,无法摆脱的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他在写给伊丽莎白公主(她不断要求他解释这个问题)的信中说的。他无法解释思想和身体是如何结合的,但是他敢肯定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另外一个新的传记《笛卡儿:天才的生平和时代》(Descartes: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Genius”(Walker出版社$26.95)是多产的英国哲学家和报纸专栏作家格雷林(A. C. Grayling)所写。该书没有对笛卡儿思想进行修正主义者的解释,相反,提供了可读性很强的故事,揭示了笛卡儿生活中让人吃惊的内容。格雷林认为笛卡儿可能是个间谍。这真是诱惑人的想法,笛卡儿不是现代哲学之父,正如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007)不是全球出口商(Universal Exports)的推销员。因为他的几何学和形而上学不过是掩盖某些神秘冒险行动的幌子,但是格雷林还没有走这么远。他提出的可能性是笛卡儿作为亲哈布斯堡耶稣会士(pro-Hapsburg Jesuits)的间谍在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中的头十年没有做什么搜集情报的工作,他给耶稣会士的报告是关于炼丹术同情者的。格雷林认为这可以帮助解释他为什么多次旅行以及如何支付旅行费用的。当然,没有一丁点的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个理论。笛卡儿要么不是间谍,要么是个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秘密间谍,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历史学家讨论这个话题,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觉得这个理论值得一驳的道理。

但是格雷林的间谍理论比前教皇的描述更荒唐离奇吗?在《跨越希望的门槛》(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Hope)(1994)中教皇保罗二世说,对于笛卡儿来说,“只有与人类思想相当的东西才有道理。这个思想的客观真理性并不比人类意识中存在某种东西的事实更重要。”后来在2005年出版的《记忆与身份认同》(Memory and Identity)中,保罗二世进一步主张笛卡儿带来的哲学革命贬低了上帝,把人的思想放在了上帝占据的位置。“根据”我思故我在”的逻辑,上帝被贬低为人类意识的一个因素而已。”换句话说,笛卡儿开启了世界观的改变,“我”成为万物的基础,自私的丑恶控制了一切。

考虑到笛卡儿不能掩盖他的话语,当攻击他的批评者时,一个法国数学家的文章是“荒谬的,可笑的,卑鄙的”,荷兰乌德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的校长是“笨蛋,恶毒的,无能的”,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皮埃尔•费马(Pierre Fermat)的作品是臭狗屎等。人们可以想象他可能会对保罗二世回敬些什么难听的话。因为笛卡儿多次清楚说明他自己的存在(其实包括整个世界的存在)依靠上帝,而不是上帝依靠世界或者人的存在。那些怀疑笛卡儿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者的人混淆了他的推理风格和推理内容。笛卡儿的哲学思考往往带有自传体色彩。他审视自我,但是他发现的东西一点都不是主观性的:

当我考虑感到怀疑的事实,或者我是不完整的,依靠其他的东西的人时,在我的心中就产生一个清楚可见的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存在的想法,也就是上帝的想法。仅仅从我心中有这个想法的事实,或者拥有这个想法的我存在的事实,我就可以清楚推断上帝也存在。我的整个存在的每一个具体时刻都依赖于上帝。现在通过对真正上帝的冥想,通过打开在上帝身上隐藏的所有智慧和科学的宝库,我认为能够看到通向其他事物的知识的道路。

当然,这个非正式的,迂回曲折的写作风格让他的哲学著作读起来很吸引人,同时也让它的结构难以捉摸。他写到他自己存在的确定性是他的哲学的第一原则,但是这可能意味着决定接受第一个确定性,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建立其上的确定性。实际上,笛卡儿并没有从自己的存在中推理出任何东西来,相反,他询问到底是如何得到这个确定性的,以便再去用同样的方式发现其他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的秘密仅仅在于它涉及到“一个清晰,可见的自我意识。”关键的地方是,笛卡儿接着引进了上帝,他提出了好几个观点证明上帝的存在,再说服自己肯定上帝存在后,他开始推理这个善良的上帝将不允许他的信徒受到严重的欺骗,如果他们实行某种克制,并把信仰和他们“清楚明白”相信是真实的东西结合起来的话。因此,笛卡儿的知识体系不是依赖他自己的存在而是上帝的存在。

勒奈•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年3月31日出生在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名叫La Haye的村子的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他总是个神秘的人,格言是(Bene vixit, bene qui latuit)(隐居的人生活安逸)。他不允许在活着的时候公布他的出生日期,担心有人可能根据星象为他算命。他的父亲本来希望他能子承父业从事法律工作,当官,找个门当户对的妻子。结果,笛卡儿让他的父亲家业传承的野心破灭了,虽然他的哥哥皮埃尔(Pierre)发了财,他们家在1668年获得最低等的贵族爵位。勒奈从母亲的娘家那里继承了一些田产,卖掉产业帮助维持他作为贵族学者的生活。他的父亲说他是唯一让自己失望的儿子,因为他愚蠢透顶,局限在小牛皮里”。

笛卡儿在14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去世,他的父亲把他委托给亲戚抚养。到了十岁,他被送到刚刚成立的拉弗莱舍耶稣学校(Jesuit College of La Flèche)学习。他的身体很虚弱,学校的校长也是他的亲属沙莱神父(Father Charlet)给他特别优待。他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早上还可以睡懒觉,这成了他一生的习惯。其他孩子不得不清晨5点就起床,笛卡儿显然到10点做弥撒的时候才起床。

1614年他离开耶稣会学校到普瓦提埃(Poitiers)学习法律。两年后毕业并重新返回自己的家庭。他是怎么度过这纪念的生活的一直是个迷,但是在1618年他开始旅行,正如他后来说的,目标是“畅游世界,要作到处上演的喜剧的观众而不是演员。”他决定登记成为贵族士兵(不拿薪水)在驻扎在荷兰南北停战界线的布莱达(Breda)的纳绍亲王摩利士(Prince Maurice of Nassau)的部队当兵。笛卡儿觉得非常无聊,只好作画,军事建筑,学习弗拉芒语(Flemish)。多亏在布莱达街上一次偶然的巧遇让他的思想生涯开始成型。

在1618年11月10日,笛卡儿在看到写在海报上的弗拉芒语写的数学题,让过路者伊萨克•皮克曼(Isaac Beeckman)把它翻译成拉丁语。此人比笛卡儿年长7岁,刚刚获得医学学位以从事工程机械和蜡烛制造为生。他喜欢把数学应用在机械中,用详细的构造解释物理现象中的众多问题。这个科学途径在16世纪后期开始在荷兰流行起来。这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笛卡儿实际上成为了皮克曼事实上的学徒,用数学技能(不管怎么说都比皮克曼强)来解决师傅布置的问题。我们不清楚皮克曼是否成为笛卡儿声称的23岁时获得启示的催化因素之一。有天经过一天的激动不已的深思(他发现精彩科学的基础)后上床睡觉,做了连续几个印象深刻的梦,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其实这可能是神经出了问题,而不是笛卡儿后来所说的智慧上的顿悟。不管怎样,此后几年时间,他好像开始了科学研究的生活,集中探索自然科学和数学了。

夜晚的梦发生在诺伊堡(Neuburg),因为笛卡儿前往重新加入巴伐利亚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of Bavaria)的部队,这是他离开摩利士亲王的部队后加入的军队。在后来的10年里,他到德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旅游,做了在几何学和光学上的最重要的工作,并开始写科学方法方面的专题论文,这个工作没有写完。1628年末期,他迁往尼德兰联邦(United Provinces (荷兰北部,新教徒居住区),此后除了6个月外一直都住在这片地方直到去世,20年里换了24个住处。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他如此频繁地搬家。(格雷林认为他的间谍生涯到这时也该结束了啊。)不过这是幸运的事情,不然他怎么会写这么多的书信呢。从书信来往中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儿处境不好,野心勃勃,渴望功名。他好像很难让心灵平静下来。

在他迁往尼德兰联邦的时候,笛卡儿开始撰写《世界体系》(Le Monde),这是一组关于机械论的途径探索物理学,宇宙论,和生理学的论文。1630年左右在阿姆斯特丹,他每天都拜访肉店,了解解剖方面的骨架躯壳。(格雷林错误地认为笛卡儿是1630年第一个著名的观察有条件的反射。实际上,笛卡儿没有观察,只是猜想:“我觉得如果你鞭打狗五六次让它听小提琴的声音,那么,只要它一听见小提琴的声音,它就会嗷嗷叫,并赶快跑掉的。”和格雷林的说法相反,没有理由认为他实际上鞭打过狗,虽然他可能在某个时间解剖过活狗。)

1633年,笛卡儿最初的科学工作几乎告一段落,7月的时候,伽利略(Galileo)被罗马教廷审判,他刚出版的著作《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被焚烧。”笛卡儿马上决定把《世界体系》收拾起来。虽然在尼德兰联邦不会给他带来多大危害,(在法国可能也如此,法国没有教廷,对伽里略充满同情),笛卡儿还是想避免与神学家发生争执。

对伽利略著作主要的反对意见在于他公开地宣扬日心说。教堂仍然坚持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而不是相反。毕竟,《赞美诗》(the Psalms)说地球是不能停止不动的,创世纪中说地球是先于太阳被上帝创造出来的,耶和华(Joshua)对太阳和月亮说停下来,以色列的孩子攻击亚摩利人(Amorites)的时候,有人争论说如果太阳早就存在他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笛卡儿知道地球确实在运动。他在11月写信给老朋友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说如果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那么他的体系的整个基础也都是错误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笛卡儿转向形而上学和对知识的哲学思考方面,他也因此被人们所怀念。他还思考了性问题,有些观点是首次提出。他的女儿弗朗辛(Francine)1635年出生,她的母亲是笛卡儿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住所的女仆海伦娜•扬斯(Helena Jans)。五年后弗朗辛死于猩红热。她好像和笛卡儿生活了一段时间,笛卡儿假装说她是自己的侄女儿。在18世纪的时候流传着一个荒唐的谣言说笛卡儿后来的旅行中总是有个真人大小的玩具娃娃陪伴,名字叫弗朗辛。这好像成为一个对他的哲学著作企图要支持的自然界的机械主义观点的绝妙讽刺。

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他说他能够清楚明白理解的物体属性是可以测量的空间维度,几何形状,寿命和运动,但是,“至于所有剩下的东西,包括光线,颜色,声音,味道,气味,热度,冷度,以及其他可感知特征,我只能以非常混乱的模糊的方式考虑。”换句话说,他在说知识的唯一物理事实(physical facts)只能通过上帝来保证,因为上帝不会欺骗我们,我们认为清楚明白把握的东西恰恰是他的机械式自然体系的因素。笛卡儿因此提供了,或者他认为提供了针对教堂的申诉来证明他的观点,即所有自然现象都可以用几何学或者数学的原理来解释。他不能在赞美诗,创世记和耶和华中找到任何支持这些观点的东西,但是他至少让上帝来到这个图画中来了。

不过,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笛卡儿不仅没有能够赢得他那个时代的神学家的信任,而且因为这样做永远地削弱了他的哲学的可靠性。他的《方法谈》和《第一哲学沉思录》中最脆弱的地方,正如一代一代的学生们学习到的,是他证明上帝存在的东西,以及认为上帝不会欺骗我们的主张。(马林梅森注意到在圣经中,上帝有时候误导人民,所以上帝的欺骗不能完全消除)笛卡儿的有些著作在1663年被天主教教堂列为禁书。教堂担心他对物质的叙述可能和圣餐不一致,以及他没有让思想从身体中足够独立出来。

在法国,文学家和上流社会的女士崇尚笛卡儿远远早于大学。但是在1720年,他实现了部分愿望,有些著作成为巴黎大学的课程教材。但是这些书没有取代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一直希望他的书要取代亚里士多德,而是和亚里士多德一起被同时研究。

笛卡儿1650年在斯德哥尔摩死于肺炎,终年53岁。之前他很不明智地从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Queen Christina)那里得到一个请柬,然后更加不明智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将近60岁的年纪在瑞典最寒冷的冬天,他要凌晨5点光头站着在克里斯蒂娜的书房给她上哲学课。这对一个早上总是起床很晚的人来说是个残酷的改变。4年后,女王退位并且皈依了天主教,她说这都归功于笛卡儿的教导。

他被埋葬在瑞典,上面立了个简单的很容易腐烂的木头纪念碑。17年后,他的遗体被迁出来经过6个月的长途跋涉运回法国,除了右手的一个大拇指以外。这是法国驻瑞典大使得到允许留下的。笛卡儿的头被瑞典卫兵的上尉取下来了。在法国,他的躯体被挖出来再埋葬了三次最后才来到位于圣日耳曼大街(Saint-Germain-des-Près)的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而位于艾菲尔铁塔附近的夏约宫(Palais de Chaillot)的人类博物馆(The Musée de l’Homme)声称有笛卡儿的头颅,但是这个说法可靠性不足。很可能的情况是这位伟大的二元论者的头颅仍然下落不明。

译自:“THINK AGAIN by ANTHONY GOTTLIEB What did Descartes really know?

http://www.newyorker.com/printables/critics/061120crbo_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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