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从单平事件透视高校财务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6 次 更新时间:2006-11-27 0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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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天津大学校长单平最近被免职,原因是他手下分管财务的副校长杭建民挪用资金炒股票,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单本人犯有“严重失职的责任”,其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天津市人大代表的资格亦被终止。消息传出,社会上一片哗然。

  现在还不清楚天大炒股的资金来源,一个亿的资金不是小数,总有个出处。如果单平是用财政预算资金去炒股,那绝对是重大的错误,为国家财经纪律所不允许,而且对单平本人的处理也不能仅是撤职就可了结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的资金来源渠道就是学校校办企业、公司的自创收入或银行贷款了。

  天大的校办企业是“天大天财公司”,据2003年上证报《亏损大户拖累全局》称,1281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亏损的有172家,天大天财与ST信联、*ST比特3家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的亏损额之和占3.20%。指望这样一家经营管理状况非常一般的上市公司拿出一个亿资金来去委托理财炒股,显然是不现实的。

  那么就是来自于银行贷款?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高校无序扩张情况十分严重,基本建设速度用“飞快”两个字来形容决不过分。由于财政投入和其他融资渠道非常有限,所需资金就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我国高校“疯狂”的贷款行为开始于1999年前后,恰与天大对券商进行委托理财在时间上合拍,让人不能不怀疑这个学校炒股的钱是不是来自于银行贷款。

  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为了扩建或吸引人才,我国部分公办高校向银行大量举债,并热衷于圈地和参与大学城建设。目前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有的高校贷款高达10亿至20亿元。据估计,银行贷款占到学校基建总投资的80%以上。不少省市地方还热衷于举办“大学城”,如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金额达50亿元,广州大学城总投资120亿元,其他省市的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到50亿元。

  如果当初单平是动用银行贷款去炒股的,那么这个事件反映的问题就更加复杂,它决不是天大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它至少证明了一种危险存在的可能性:大学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资产流失问题,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高校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亦可能成为我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隐患,绝对不是个小事情。

  我们知道,贷款是需要还本付息的,巨额贷款对应着巨额的本金和利息,以学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高校如何能按期还本付息?金融学家高正平先生曾以北方某院校为例算过一笔帐:该校到2005年末贷款总额度约为8亿元,按6%记息,每年要承担约4800万元利息;该校在校生14,000人,按在校生每人每年4,000元学费计算,学费收入约为5,600万元。这样算下来,该校每年的利息支出约占学费收入的86%。可是,学校每年还必须承担日益增长的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而学校的学费收入基本上都用在支付银行利息了,它还有何余力办学?即使学校拿出“吃奶的劲儿”,也不过勉强承担每年的利息,至于本金就别想了――根本还不了。

  目前各高校赖以还款的学费收入已经处于相对高位,社会的承受能力有限,国家有关政策也不允许,因而再加收学费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今后学校即使完全依靠学费付息也难以为继了。而我国基本建设贷款的期限一般为6—8年,今年和明年是各高校将的还贷高峰期,许多负债累累的学校从财务核算上已经发生了严重困难,有的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的状态,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就会使它们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面对强大的还债压力,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借新债还旧债,甚至“卖地还债”。如果事态无法控制,我国高校这些年的“发展”政绩,将大打折扣,许多该校甚至而且很难持续下去。

  高校贷款及其由此发生的资产流失甚至可能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隐患,这样说决不是危言耸听。2005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5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为8.7万亿元。到2005年末,高校贷款规模已经占到我国中长期贷款余额的2.3%。多数高校当初贷款时可能根本就没打算还贷,而是寄希望于国家财政最后“买单”,这就很有可能使高校在继国有企业后成为又一个不良贷款的重要来源,构成新的金融风险。

  透过单平事件,还可以看到政府的责任,可以说是严重失职。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处于高度垄断的地位,高校如何发展从来是政府说了算,但在资金支持、办学自主权等方面却不给学校以充分的权利。近年来,政府极力要求高校扩招,而扩招首先要进行基本建设,资金本应由政府提供,而政府却不足额提供学校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高校拿什么扩招?学校不是企业,本身不具备资金“造血”功能,于是不得不想办法自筹资金,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社会赞助等资金来源渠道都十分有限,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就这是高校不得不大量举债的主要原因。一旦背上巨额债务负担,各高校的财务运作便失去了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不管怎样“精打细算”都无法既保证财务安全,又不牺牲学校发展的目标。

  地方政府无疑是支持高校在本地发展的,争相给予其相当的政策倾斜。有的地方对高校建设用地过度审批,动辄把几百亩,上千亩土地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学校。这种转让方式让高校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但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各高校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发的热情。一片片的大学新校区,一栋栋簇新的教学楼,其实背后就是一笔笔巨额银行债务。国有商业银行对此也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由于国办高校贷款存在实际上的政府担保和支持,银行给高校贷款的热情十分高涨,甚至追着学校放贷,贷前审查、贷款手续、贷款的使用监督松都相当简便松懈,如此,高校“何乐而不贷”?

  有一个道理至今仍未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无论是从国外发达国家高校发展实践看还是我国国情看,把商业化运作作为国有高校发展所需资金的来源都是行不通的,它所引发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想当初,如果单平手里的办学资金充足的话,他的精力就可以集中学科建设方面,他何必冒着风险去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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