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桢: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1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3:30

进入专题: 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中国化   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孟桢  

内容提要: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证明的正确理论,该理论的一般原理所强调的新唯物主义立场,即从历史的视角分析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及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从而赋予感性对象实践的理解,深化了对斗争、革命、阶级等概念的理论思维和哲学认知。这对我们准确把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特别是深刻领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站位功能和工作导向功能。只有不断提高对马克思意识形态一般原理的认知,我们才能正本溯源、剔除谬误,始终遵循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始终坚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站位要求,不断迎接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才能与时俱进地把脉时代之问、回答时代之声,不断丰富新时代的理论体系、巩固新时代的理论阵地,不断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中求得真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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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意识形态虽然属于上层建筑,是由各种观念、精神、思想形成的社会软实力,但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其他领域的辐射效用十分强大,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极端的、错误的意识形态将阻碍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新时代,党的宣传部门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决维护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安全;要通过增强文化自信,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那么,意识形态作为哲学范畴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究竟有哪些一般性原理,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强调并突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和复杂性,并争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以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之间有哪些应然的逻辑,本文试就有关问题,谈几个方面的认识,供研究参考。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舶来词汇,据考证是法国学者孔迪亚克的学生特拉西最先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遂成为被广泛使用的哲学范畴。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继1845年春创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后,从批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立场,与恩格斯一起公开发表另外一部经典文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第一次从正面剖析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观点的谬误,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②。哲学范畴的历史观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资料的堆积,而是对社会的历史性思考和研究;同时,由于对任何历史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人,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套全新地认识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核心观点,即:社会不仅仅是由人构成的,社会也是有结构的,而这种结构又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的。由此可知,人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的观念、意识、思想都必须从现实出发,从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出发,这种历史地分析社会问题的立场,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尺度,这个尺度构成了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将过去分散的、抽象的关于各种观念集合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的解释,并在方法论意义上给予全新定位,指出多变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确指和意蕴有着特殊的含义。意识形态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也是社会再造的工具。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原理及其导向价值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范畴,距今不过170年历史,写作的时间虽然与当今所处时代相距甚远,特别是由于时代更迭等因素,许多具体情况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其原理的一般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实践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也都来源于此,发展于此,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该理论还将不断的完善和丰富。

(一)意识形态的历史属性及其内在规定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在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各种因素、各种方面后,才提出的。他总结到“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③。“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④。这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在这个阶段,语言的符号功能得到充分的肯定,这种由于交往产生的遥远形态使语言现实的充当了意识形态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意识形态产生的第一个物质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意识形态产生的第二个物质前提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一个历史活动”⑤。在这里马克思破除了以往神学、政治学、文学等谬论不能立足之处,用“史前历史”形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意识形态产生的第三个物质前提是繁殖,即人自身生产的“两重性”,从自然关系出发的自身的生产,以及从社会关系出发的家庭关系的诞生。在这里马克思提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⑥于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属性及其内在规定性通过人们天然的物质的联系呈现出来,“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历史属性和历史问题分析的立场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二)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及其斗争特质

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和斗争特质也随之产生。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本身既没有历史,也没有发展,其独立的外观只可能是由于人在实践着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发展,当这种社会关系发生改变或转移,人们的感性思维也会自然的发生变化。“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⑦。意识形态是对劳动、生产、实践等具体物质的感官反馈,既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测和虚幻玄想,也不是各式思辨哲学的产物。悬设与思辨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毫无交集。“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⑧。正如马克思自己强调的那样,“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⑨。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而这种实践的品格又反过来成为新的物质力量,当新的物质力量足以取代先前旧的物质力量时,革命就是意识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⑩。革命化是斗争本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反对并改变的现存事物是斗争的最终结果。意识形态的斗争特质在参与实践,推动实践的过程中,随着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又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低级阶段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冲突与对立,高级阶段则衍变为一种生产关系对另外一种生产关系的取缔。斗争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关键要素。

(三)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及其站位要求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1)为了进一步揭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比较地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德国哲学革命的基础上,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本身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环境、地域、各自发展阶段的先后次序所必然产生的矛盾斗争中,批判地提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思想”(12)。当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意识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层面,即那些被人们意识到的意识本身由于隶属于某个阶级而获得了物质的表现力。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动权的一方必将决定其所在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即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站位要求。这种站位既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站位,也表现为是意识形态的理论站位。

总之,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阐述完全是建立在人们自身的存在、实践和实际生活的存在的基础之上的,他首先用“照相机倒立呈像”这一物理现象,比喻意识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然后层层解析,直至推论出一切历史都是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个结果构成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如何将意向性问题引向目的性活动。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建设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对马克思其人、其思想、其学说、其理论、其伟大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说它“深刻”,那是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将被彻底改写。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还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丧权辱国、任人宰割、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难,或许成为一场无法救赎的灾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强调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指导思想;强调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元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已经有明确表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3)由此可知,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不容置疑的主导力。正是在坚持和遵循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一般原理的理论智慧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局中找准方向,赢得胜利,持续发展,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实现历史性的飞跃。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建立意识形态理论的尺度”等内容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的社会需求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对应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所开展的意识形态工作。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站起来”的指导思想

十九世纪中叶,当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当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遭失败,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方案走投无路,纷纷失效的历史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被引入国门。1896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读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并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1899年3月上海《万国公报》第一次刊载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内容,1908年3月15日,署名申叔的刘师培在《天义报》公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1920年8月,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从上海兴业路到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一群胸怀救国济民远大志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洗礼的年轻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自此,马克思主义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燃遍大江南北,神州大地。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译介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吸收接纳进步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是中国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感性世界所包含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选择。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指导地位。随后,毛泽东思想经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党章的形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启了全面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新历程。毛泽东思想来源于毛泽东,但不是个人思想的简单总结,而是全体共产党员在指导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明确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4)。

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第一个系统且比较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亚洲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成功案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确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导地位,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辐射与影响的结果。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当然,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毛泽东阶级斗争论被夸大和扩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这种失败,从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解释,并非是完全的负效应。意识形态是时代精神和思想的集中映射,其科学性、真理性同样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同样依靠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出真知。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宝贵财富,是被时代之实践所反复检验、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富起来”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曾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很多困境,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以“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左”的思想和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代表的“右”的思想,以及“两个凡是”,西方“和平演变”等思想的侵扰;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也发生剧变,令亟待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遇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甚至面临又一次生死存亡的重大转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果断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重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真理标准,恢复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创造性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建设好物质文明,也要建设好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决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所处历史环境的客观判断。他指出在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虽然我们面临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扰,面临当时国内外环境造成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怀疑,但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就不会偏离航线。因此,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被相继提出,这些与时俱进的理论与邓小平理论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富起来”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她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更加成熟。在思想领域,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文化领域,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1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在十六大提出要“把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宣传文化部门的重要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16)。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意识形态的具体工作中,完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产生了“强起来”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被誉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报告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决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守的立场和站位要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回答了时代赋予共产党人的凌云壮志和前进目标。针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问题,报告首次用“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引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文章以“8个明确”“14个坚持”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蓝图,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经验的全面总结和整体性概括,是直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系统思考和理论探索;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当代问题和解决当代问题的思想武器;是党在新时期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也有非同一般的理论智慧。上任之初,他从意识形态的民族性入手,全面阐述了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梦”思想;此后,他又从意识形态的实质内容着手,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不同层面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此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环境、世界贸易市场等方面的困境,我们在大国外交的制度层面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面对本世纪无法回避的中美贸易战(经济层面的战争同时也是制度性结构性思维在理论体系上的战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号召,强调了中华文化、网络媒体在构建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突出地位,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力军,全面部署了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机制、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内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一般原理的确信与坚持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任何意识形态的确立、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对意识形态理论自身的确信和坚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中得到确证的。这一理论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方方面面,指引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之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化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其内在演进逻辑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客观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一)遵循了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当代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条路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三条治思路径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层次,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历程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然而,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斗争却实际的指向历史唯物主义,常被曲解为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或宿命论,其所受攻击之大,所担罪名之多不胜枚举。如,1957年,英籍学者卡尔·波普公开发表了轰动西方哲学界的代表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该书从方法论和逻辑的角度批评历史决定论的种种观点,力证社会历史规律的虚假性和不可预测性,被人们认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挑战。因为,只要历史唯物主义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也就宣告瓦解,社会主义学说也会随之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也承认,“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被命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整个体系在原则上是同它共存亡的。在这一理论受到限制时,其余的环节彼此相对的地位也相应地要随之受到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这一问题出发。”(17)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成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斗争的焦点,由此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淡化意识形态论”,以及近些年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创造性的提出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才能屡次化解思想领域的危机和风险,成功扭转了由意识形态问题导致的历史事件,避免了苏联、东欧类似的闹剧。

(二)坚持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产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进行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的进行斗争”(18),“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的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19)。正是在这种斗争精神、斗争哲学的启示下,中国共产党素来重视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都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以“枪杆子哲学”回应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提出要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解放我们的思想,虽然毛泽东晚年对斗争的形势有错误估计,但是实践本身提供的反思是为了更好的推动实践。此后,邓小平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顺了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问题,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江泽民则在邓小平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突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20)。党的十九大则从“四个伟大”的整体性框架出发,明确提出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对斗争的对象、斗争的形式、斗争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梳理。报告提出要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机制,不断提高语言符号交往功能;要能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歪理邪说,解决失语、少语,“有理讲不出”“讲了没人听”的话语权问题;要有效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载体,要提高我国学者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主动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陷阱;要对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渗透的行为及时公开地加以反对和抵制。

(三)恪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站位要求

思想越活跃,旗帜就要越鲜明。马克思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21),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革命的组织者、策划者、领导者生而是为革命的阶级服务的。当然,这里的“革命”,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加以推论的,因此,“革命阶级”被逻辑地解读为进步力量、先进力量的代表。因此,在我国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性原则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在思想站位和理论站位上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建党,历来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内容,从毛泽东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到习近平新时代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之钙,党对自身的意识形态教育可见一斑。近年来,各种从严治党的活动,如“保持共产党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学习教育活动”“‘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两学一做”等将党建工作提高到全新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升为新时代深刻领会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工作。“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阶级站位所决定的,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得益于“以人民为中心”这个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立场遵循。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欧洲,却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依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排名第二的世界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实践的硕果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得益于伟大思想的指引,得益于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学说,得益于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选择和坚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不懈开展的意识形态工作,只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动摇,科学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葆生机与活力。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③同②160.

④同②151.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9.

⑥同⑤160.

⑦同⑤152.

⑧同⑤155.

⑨同⑤154.

⑩同⑤155.

(11)同⑤178.

(12)同⑤178.

(13)《信仰的力量》编写组编著: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5.

(14)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N].人民日报.1959-9-16.

(1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6.

(16)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BE/OL].2003-12-9[2018-07-29].http://www.sina.com.cn.

(17)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21.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03.

(19)同(18)1004.

(20)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0.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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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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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湖南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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