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对子、楹联、楹帖）是我国具有民族特征的汉语文学样式之一。它起源于宋初，流行于全国，至今不衰。凡是宫殿庙宇、楼台亭馆，乃至私人的客室书斋，很少有不悬挂对联的。历代许多由著名作家所撰、著名书家所写的对联，已经由国家文物管理机构定为珍贵文物，妥善保护或收藏。
人们喜爱这种文艺作品，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它能够以短小的形式，（一副最短的对联可以只有六个字，即上下联各三字；而最长的名作也不超过一两百字，如云南昆明大观楼所悬孙髯翁撰的长联就只有一百八十字，即上下联各为九十字。）包括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而其所赖以表达这些思想感情的形式，又突出地表现了汉语特有的对仗工巧、音调和谐之美。同时，绝大多数的对联是要悬挂在墙壁或屋柱上的，（故对联也称为楹帖或楹联，楹即屋柱；而旧日给人写对联，则谦称为“补壁”。）所以又总是借助于我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写成后再加以装裱或雕刻。一副好对联，往往是优美的思想感情与语言文字以及精湛的书法与工艺美术的有机统一体。谁又能拒绝它的魅力呢？
前人论及对联的起源，多认为它是从“桃符”变化而来。古人迷信，认为桃木可以辟鬼，神荼、郁垒两神可以驱鬼，所以有如《说郛》卷十引马鉴《续事始》中所记载的：
《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即今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
这写在桃符上的“神荼、郁垒之字”，后来逐渐演化，变为在桃板上写一篇诗，或只写一篇诗中的一联了。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云:
尝闻纪文达（昀）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祷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纪昀从《蜀祷杌》中找出这段宣扬宿命论的故事，认为孟昶所题桃符二句为门联（大门对子）所始，亦即为对联所始。在没有找到更早的文献之前，未尝不可暂时予以承认。但事实上，汉语文学中对句的存在，却远在其前。
对联的成立，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语言的字、词在形体和声音上,有相对，即构成对偶的可能性。而汉语则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它的每一个字，多数都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而字又分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汉语分阴阳上去四声），简化之，则为平仄二声（即平或阴阳为平声，上去入或上去为仄声）。积字成句时，如果注意到它们在语法上实词和虚词以及音调四声或平仄的排列组合，使之有规律地相同相反，相间相重，就能构成既有悦目的建筑美，又有动听的音乐美的对句。所以《文心雕龙•丽辞》说：
造化賦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又骆鸿凯《文选学•评骘第八》引黄季刚老师《书后汉书论赞》云:
尚考文章之多偶语，固由便于讽诵，亦缘心灵感物，每有联想之能；庶事浩穰，常得齐同之致。或比方而愈瞭，或反复以相明。兼以诸夏语文，单觭成义，斯所以句能成匹，语可同韵。是则联类之思，人类所共有；排比之文，吾族所独擅。论文体者宜于此察也。至于调和声律，本愜人情。观夫琴瑟专一，不能为听；语言哽介，不能达怀。故丝竹有高下之韵，宣唱贵清英之响。然则文词之用，以代语言，或流弦管。焉能废斯乐语，求诸鄙言，以调喉娱耳为非，以蹇吃冗长为是哉？
则对汉语文学体式中具备对偶声律之故，说得更为清楚了。
正由于“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所以在我国古书中，出现对句就非常之早。今但以先秦典籍为例，如《尚书•益稷谟》：
决九川，
距四海。
《诗•大雅•抑》：
诲尔谆谆，
听我藐藐。
《论语•为政》：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春秋》隐公十一年《左传》：
天而既厌周德矣！
吾其能与许争乎？
可以看出，这些最早出现的对句，虽然不假修饰，然而已经相当整齐，而且也非常和谐。特别是《左传》一联，双句单意，语气自然，摇曳多姿，富有情趣。
由于对句和声调为汉语所固有，所以一直到现在，一些对句还保留在书面语言和口语当中。例如：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还有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等句，由于见于人人阅读的《毛泽东选集》，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又如：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以及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之类，也常出现于人们的口语当中。由此可见，对句在汉语中，是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
魏晋以来，文章由散文发展为骈文，再演进为四六；诗歌由古诗发展为新变体，再演进为律诗，都发展了对句，也就给后来对联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非常清楚，后来的五、七言对联，是从诗歌，特别是律诗中分化出来的。有些五、七言对联，本来就是古人律诗中的一联，或集两人之诗为一联，这就无须举例了。而以字数不等的句子构成的长联，则是从骈文中分化出来的。例如陆机《演连珠》云：
臣闻
利眼临云，不能垂照；
朗璞蒙垢，不能吐辉。
是以
明哲之君，时有蔽壅之累；
俊乂之臣，屡抱后时之悲。
徐陵《玉台新咏序》:
琉璃砚匣，终日随身；
翡翠笔床，无时离手。
庾信《哀江南赋序》: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
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
《演连珠》中的“臣闻”、“是以”是文句中的连接词，愈到后来，这些词用得愈少，乃至于不用，也就成为完全的对句，而更接近于联语了。
唐宋以来，作文咏诗注重声律对偶的风气，对于使对联成为一种精美完善的独立文学样式，无疑地具有促进作用。下面的一些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条：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
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
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
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
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庭云乃以
玉条脱
续之。宣宗赏焉。又药名有
白头翁，
温以
苍耳子
为对。他皆类此。
这种提倡巧对的风气，后来又由书籍中的语言延伸及于口语。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载：
某守与客行林下，曰：
柏花十字裂，
愿客对。其悴晚食菱，方得对云：
菱角两头尖。
皆俗谚全语也。
直到当代，也还有以如下一联为人所称赏的：
三星白兰地，
五月黄梅天。
当然，仅有工巧的字面，并不能成为一副好的对联，甚至沦为文字游戏，但追求字面的工巧，却也是作对子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晋人傅咸集经语为《七经诗》，开创了集句体，即将别人的成句，按照自己的意图编排，成为一篇作品。这种风气，宋以来很为盛行，大诗人王安石也很喜欢集句。如周紫芝《竹坡诗话》曾载：
王荆公作集句，
得江州司马青衫湿
之句，欲以全句作对，久而未得，一日问蔡天启：“江州司马青衫湿，可对甚句？”天启应声曰：“何不对
梨园弟子白发新”？
公大喜。
上句出《琵琶行》，下句出《长恨歌》，都是白居易的代表作，用来作对，可谓珠联璧合。对联因为形式短小，用集句的方法构成，很为方便。因此后人以两家五言或七言诗句集为联语的，很是通行。而长联则多用词句集成，因为词的句法由两个字到八九个字的都有，比较容易通过仔细的选择排比，表现作者较为细致复杂的思想感情。
将一篇作品中特别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加以评赏，这个风气始干六朝。钟嵘《诗品》中即有其例。而谢灵运对《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自认为如有神助，更是众所周知的。唐代批评家又用“摘句图”这样一种形式，将标举警句这种批评方法固定了下来，这些句子就更其易于传诵人口。其结果往往使得这些作品流传的并非其全篇，而是其中的某些警句了。元人蒋正子《山房随笔》云：
薛制机言，有贺自长沙移镇南昌者，启云：
夜醉长沙，晓行湘水，难教植燕之留；（杜甫）
朝飞南浦，暮卷西山，来听佩鸾之舞。（王勃）
又有贺除直秘阁依旧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云：
望玉宇琼楼之邃，何似人间；
从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
上巳请客云：
三月三曰，长安水边多丽人；
一觞一咏，会稽山阴修禊事。
又云：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
这些不知作者的四六文，全篇都已亡佚，而其中的精警之句，却因见赏于蒋正子，而被保存了下来。这也就证明了某些优美精彩的句子，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的。再如吕本中《紫微诗话》所载李薦祭苏轼文：
皇天后土，实表平生忠义之心
名山大川，复收自古英灵之气。
简直就是一副非常好的挽联。摘句这样一种方式，对于使对联从诗文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显然也不无影响。凡此种种，都使得对联迅速成长成熟起来。从南宋起，就大量出现在社会各阶层生活中间，而佳作也就层出不穷了。
对联的流行，还不仅因其具有怡神悦性的文艺价值；也因为和其他文艺一样，它同时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就是那么两条对仗工巧、声调和谐的文字，在建筑物的墙壁或楹柱上一挂一贴，它们就经常面对读者，起着劝勉、评论、庆贺、哀悼、咏叹、讽刺等许多方面的作用，而一贯渗透于其中的，则是发自作者内心的丰富复杂的抒情因素。有许多对联，其所给人的美感享受，决不逊于一首好的诗歌。
以下，试就古今著名对联，按照它们的内容，粗略地加以分类，各举数例如下，以供欣赏。
甲、劝勉 如孙中山先生常写的一联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还有鲁迅先生赠瞿秋由的清人何溱（瓦琴）集《兰亭序》字联是：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前者表现了一位领导人物希望与同志们团结一致，尽快完成革命事业的迫切心情；后者则不但体现两位革命家的深厚友谊，而且反映了他们对广大人民深沉的爱。
清人程祖洛曾自撰一联，悬挂在书斋里：
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在勤。
这副对联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能激发一个没有门第可依仗的人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精神，并且指出了勤劳是取得成功的主要手段。
清代古文家吕璜；曾因冤案入狱十五年。平反以后，出任庆元县的知县。写了如下一联，悬挂在大堂上：
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湖涂忘了当日？
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着自家。
和上面几副以劝勉为主题的对联不一样，它是就特定的情况作出自我劝勉。上联根据自己所受的冤枉，推己及人，认为今天自己判案，必须十分公正审慎；下联警告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强调正义最后总要战胜邪恶。就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其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乙、评论 应用对联这种形式，对人对事，进行评论，这在过去庙宇中悬挂的对联是习见的。如唐将张巡、许远在抗击安史叛乱的战争中英勇牺牲。后人立庙奉祀这两位英雄，称为双庙。有人题一联道:
国士无双双国士，
忠臣不二二忠臣。
又南宋初年的民族英雄岳飞和女真贵族侵略者作战，获得辉煌胜利，为人民立了大功。但汉奸卖国贼秦桧及其党羽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迫害致死。后人在西湖岳飞坟的东侧立庙，塑像奉祀，并用铁铸成秦桧等四人跪像，放在坟前。有人题一联道：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两副对联都歌颂了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英雄。（如我们所知道的，安禄山、史思明之乱，虽系地方叛变，但具有民族侵略的性质。）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发扬了爱国精神。前联用重字，后联从青山、白铁着想，都见出作者构思的巧妙。
192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镇压人民爱国运动，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对反动派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许多人在开死难烈士追悼会时送了挽联，其中全国学生联合会送的一联是：
英魂不必含冤，试听举国悲歌，荣哀奚似？
祸首休要得意，且看他时算账，胜负如何！
这一副对联的特点是，用挽联的形式，表达了对反动派的声讨，对烈士们的歌颂，而且指出了，在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人民必然是最后的胜利者。它具有政论的性质。
丙、庆贺 用联语表示庆贺和哀悼，是旧社会通行的一种应酬手段，所以佳作不多，但其中也有或感情真挚，或语言工巧而为人所传诵的。如有人赠送某老将军的寿联，只用了八个字：
寿登大耋，
勇冠三军。
便很完整地刻画出一位将军老而不老的形象。（八十岁谓之耋。）还有人集古人诗句为联，庆贺一位老诗人的生日，其词如下：
彩笔昔曾干气象，
流年自可数期颐。
上联赞扬他的创作成就，下联祝贺他健康长寿，活到百岁（期顿），也很切合一位老诗人的身份。像这样的作品虽然并不能排除应酬的气味，但并不庸俗，不公式化，还是可取的。
庆祝寿诞的联语一般比较庄重，而庆贺婚礼的联语则可以写得比较风华而富于情趣。记得有人集宋词为联，庆贺友人新婚云：
海棠花下去年逢，无语只低眉，还是那时情绪；
宝钗楼上梳妆晚，相看成一笑，更须整顿风流。
上联写从去年恋爱到今年结婚，对这个幸福的过程，充满了甜蜜的回忆；下联写成婚以后愉快的现实生活。全篇使用成句而结构自然，意境优美，很能曲曲传出一对新婚夫妇的心情，而祝贺之意也就自在其中，不愧妙手。
丁、哀悼 古人送死者出殡要唱挽歌，以表哀悼，所以后人用联语对死者表示哀悼，也就称为挽联。对死者深沉的悲痛，往往可以产生动人的作品，否则就不免流为一般应酬文字。如清人梁绍壬挽妻联云：
四千里累尔远来。父在家，母在殡，翁姑在堂，属纩定知难暝目；
廿三年弃余永诀。拜无儿，哭无女，继承无侄，盖棺未免太伤心。
他写的仅是封建家庭中许多被认为不愉快的事实。面对这些事实，想到不但活着的自己非常伤心，就是死去的妻子也难以闭目。行文虽平铺直叙，却出自肺腑，使读者对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
临死的人写联自挽，往往是一种特殊方式的遗嘱。如某人妻自挽联：
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倘他年重结丝萝，莫对生妻谈死妇；
儿从严父教欤？小孩子终当有母。若异日再飞芦絮，须知后母即亲娘。
当她不得不永远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的时候，她想到她丈夫会重新结婚，可是又无法拒绝这个事实，而她对将来的新人的性情，也无从预知，生怕她丈夫怀念旧情，偶尔谈起她，反而引起新人的妒嫉。同时，她又非常怕新人虐待她的孩子，所以就用了一个典故，祈求丈夫注意这个问题。（据说，孔子的弟子闵子骞是一位孝子，他的后母用棉花给自己的孩子做冬衣，而用芦花给他做。后被其父发现，要休掉他的后母，闵子骞反为后母求情，因此母子和好。联中所谓“飞芦絮”即指此事。）《论语•泰伯》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副自挽联确实写得缠绵悱恻，令人读来难以忘怀。
在北洋军阀时代，有一年，北京大学学生浴室年久失修，忽然倒塌，有的学生竟被压死。开追悼会时，中文系林损教授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重压之下，安得不死？
洁身自好，何以为生！
这副对联，语意双关，一方面切合题意，另一方面乂对当时广大人民处在军阀的压迫之下的危险命运，以及每一个善良的人要想保全自己的清白都很困难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反映。言简意深，所以一时传诵，称为名作。
戊、咏叹 这主要是指的题咏一些名胜古迹的写景抒情之作。它不但要切合那些名胜古迹的历史背景、风景特点，也要体现作者本人的胸怀和感情。所以这一类的作品和抒情诗最为接近。如南京莫愁湖胜棋楼旧有这样一副对联：
王者五百年，湖山犹有英雄气；
春光二三月，莺花合是美人魂。
相传莫愁湖是南朝时著名美女莫愁的旧居，而胜棋楼则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大将徐达下棋赌胜的地方。这两件历史故事，一英雄，一儿女，上下联分咏，构思贴切，用语工丽。
在昆明大观楼，有孙髯翁所题著名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这副对联上联从空间着笔，下联从时间着笔，将由远及近的滇池风物，从古到今的云南历史，概括于这一百八十个字当中。以雄浑之笔，写兴衰之感，而将眼前美妙的风物与作者慷慨的心情，熔为一炉。以对联这种形式来说，它可以算是很长了，但就其容量来说，却仍然如佛法所说的“纳须弥于芥子”。对于这位作者的生平及其他作品，我们几乎无所知，但这一副长联却会永远保留在人们的记亿里。（《滇池》1979年第1期有这副长联的注释和翻译，可以参看。）
己、讽刺 讽刺是文学艺术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在对联当中出现讽刺，也是很自然的。这一类对联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都只在口头流传，很少正式写了挂在屋柱或墙壁上。因为事实上是无法这样做的，它们往往是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或某个人物的拟作而已。例如：相传有一副题财神庙的对联：
颇有几文钱，你也求，我也求，给谁是好？
不作半点事，朝也拜，夕也拜，教我如何！
这分明是写来讽刺那些一心想不劳而获的懒虫的，难道会被允许和另外许多祈求财神菩萨保佑的对联挂在一起吗？
辛亥革命以后，野心家袁世凯盗窃了总统职务，又一心想消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于是引起了南北之争。当时著名文人王阖运曾拟了一副对联，讽刺袁氏：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这当然是不能正式写出，题好上下款，送到总统府去悬挂的。（王闻运此联，后来有人在上联后加“民国何分南北”一句，下联后加“总统不是东西”一句，反不及原作之含蓄有味。）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加贪污腐化，司法机关也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当时有人就替法院拟了一副门联:
有条有理，
无法无天。
意思是：有金条就满有道理，无法币就暗无天日。八个字就揭穿了反动政权一个重要的侧面。还有，当时国民党的空军本来就不多，还要保全实力，准备打内战。所以日本飞机到后方来轰炸的时候，人们就只好进防空洞躲避。因此，袁思永先生就给防空洞拟了一副门联：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这本是两句成语。这里却以机会之机双关飞机之机，又以下葬（入土)之义双关进洞之义，表示了对于反动政府的防空措施毫无信心；也就揭露了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恶嘴脸。很显然，像这样一些对联是颇富战斗性的。
对联是我国文学中一种源远流长、兼有普及提高之长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样式。它本应该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何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一致同意将它开除了。这恐怕也是文艺界应当平反的错案之一。我在这里对它略作介绍，无非抛砖引玉,引起注意。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专门研究对联的专文或专著问世。
198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