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9 次 更新时间:2019-05-25 22: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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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风  

  

   1912年,民国建元,作为新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年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开始构拟民族共同语的框架。这一会议也可看作持续整整二十年的晚清拼音化运动的大检阅,最后选定了章太炎所拟的“纽文”“韵文”,略作改动后成了“注音字母”。同时,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了几千个汉字的标准读音。

  

   “国音”算是有了,不过随后几年的袁世凯时期,教育部一直没有正式公布,对外宣称“业已派员清理”,事实上仍是搁在柜子里,“由老鼠和书虫在‘清理’”。[1]久等无着落的“统一会”在京会员王璞只得自己设法,于1915年成立了一个“注音字母传习所”,宣传并讲授“国音”。

  

   按胡适的说法,也就在这一年夏天,他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绮色嘉(Ithaca)产生了“文学革命”的想法。一开始他和赵元任分头讨论的也是“中国文字的问题”,赵的论题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这是二十年代“国语罗马字”的先声;而他则探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这篇论文中,他开始触及所谓“文字”死活的问题:

  

   汉文乃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之文字也。)[2]

  

   这段文字已明确把白话作为文言的对立面提了出来,只是还没有完全判决文言已死,但已认定白话是“活”的了。

  

   也许正是文白死活对立这一思路,使得胡适的注意力很快就脱离了“文字”问题,转而关注文学问题。绮色佳时期与任叔永(鸿隽)、梅观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等人的讨论,由于他在《逼上梁山》中以自己为主角的叙述而被完整保留下来。很快,在提出“文学革命”后,他又提出了“诗国革命”,并创作了一批旧体的白话诗。

  

   所谓“文学革命”、“诗国革命”,很容易让人想到晚清梁启超发动的文学变革,从胡适当时的创作看,形式方面当然还是旧体诗词的路数,只是不避俗语,并混入大量外语词的音译,与梁启超主张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相比照,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胡适真正形成自己完整的思路,是在1916年。这得益于他用进化论解释中国文学史:

  

   ……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亦一革命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亦一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对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3]

  

   此类基于进化论的历史观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4]从论文字的死活到论文学的死活,这一思考过程必然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字形式(工具)”的变革。也就是说,他的“文学革命”重点在文学语言方面。

  

   这边胡适在美国试验白话诗,而万里之外的北京,教育部里的几个人正在酝酿着一场国语运动:[5]

  

   ……那时正当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于新华宫,帝制推翻,共和回复之后,教育部里有几个人们,深有感于这样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于是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便相约各人做文章,来极力鼓吹文字底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在行政方面,便是请教育长官毅然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6]

  

   改“国文”为“国语”,这是清末拼音化运动,尤其民初“国音”制定之后的合理思路。民国二年五月十三日,“读音统一会”议决“国音推行办法”,其中有一条就是:“请教育部将初等小学‘国文’一科改作‘国语’,或另添‘国语’一门。”[7] 此时部中同人不过旧案重提。

  

   只是国语运动发端于教育部这一最高教育机构,让人觉得颇为有趣。文字改革必须依赖行政力量的支持才会有成效,这已为拼音化运动所证明,当年王照、劳乃宣依赖袁世凯、端方,声势浩大,屡屡向学部逼宫,几乎成功;民初之所以能采定“国音”,也是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光靠民间推行不可能有成果,从卢戆章到此时王璞的“注音字母传习所”,其收效甚微是必然的。

  

   按黎锦熙的说法,“当时作文章鼓吹的人,有陈懋治、陆基、董瑞椿、吴兴让、朱文熊、彭清鹏、汪懋祖、黎锦熙等。而反对最烈的却还不是闽侯林纾先生,乃是吴县胡玉缙先生”,[8]1916年9月至1917年4月间,往返辩驳的文章有十来篇之多。

  

   胡玉缙并不反对在初级教育中增授国语,他反对的是以国语代国文,认为教授国文与教育不能普及没有关系,“各国教育之盛于百年间者,由于强迫”,所以当前亟务在于“多设学校,改良校风,慎选教师,一切设备务求完具”。[9]就教育而言,普及基于强迫,这个观点确实是正确的,虽然并不新鲜,章太炎早就说过。问题在于胡玉缙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以为西方字母文字,言文可以合一,而“我国文字主乎形义,故言文万不能合一”,[10]至谓国语为“杜撰官话”、“集成官话”。[11]

  

   胡玉缙认为国语不能代国文,除了“拼音字可一致形义字万不能一致”之外,[12]还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背景,他举“吴楚闽粤人”言语虽不一致,而无所谓“吴楚闽粤文字”为例,说明汉语书写语言跨时空的稳定也正是中国“秦汉以来统一已久”的原因,“故中庸曰书同文不曰言同文”。[13]显然他认为“国文”是与国家能否长久统一息息相关的问题。[14]

  

   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议论稍稍有点不对题。因为“国语”云者,其目的在于造就一种全民族使用的共同语。方言固然不可能消灭,但共同语一旦建立合法性,它是具有强制作用的,能把地方习惯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当然,在这方面,国语信奉者并不是没有难题。尽管语音已经规定,可以推行,但究竟何为国语,谁也说不清楚。1917年1月国语研究会成立,国语运动正式发动,同时布告《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并附“征求会员书”,其中说道:

  

   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则必曰统一为便;鄙俗不堪书写之语言,较之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孰便,则必曰近文可写者为便。然则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15]

  

   这份文件应该代表着研究会的一般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提到“国语”需要“近文”。也就是说,必须以某种书写语言作为基础,否则根本无从“统一”。这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思路已经有了根本不同,晚清白话文作为知识阶层开启民智的工具,一般来说多是采用尽可能接近口语的白话语体。此时提出国语“近文”的要求,是要用书写语言规范口头语言。不过问题在于,“国语”的范本从何而来?白话尽管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历代变迁,方言渗透,文体的惯性影响了语言表达的扩展;再加上近代以来社会转型、新事物、新的表达需求不断出现,根本就不敷使用。除此之外,当时正式的书写语言都是文言,尽管已经有非常松动的文言,但其性质显然是不基于口语的。

  

   也正在国语研究会成立之时,1917年元旦,《新青年》二卷五号出版,其中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一期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正式发难。而到三月份,胡玉缙就敏感地意识到,“公等日日在中国,日日以国文为仇乎,岂惑于某氏文学革命之说乎”。[16]第一次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联系起来。

  

   事实上,在当时,这两个运动是没有关系的,至少胡、陈二人并没有关注到国语运动。也就在国语运动诸君与胡玉缙开始争论的1916年9月,有人写信给《新青年》讨论“国语统一”问题,陈独秀回答说“兹事体大……此业当期诸政象大宁以后,今非其时”,[17]显然兴趣不大。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晚清拼音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两不搭界。因为无论是拼音化运动还是国语运动,都有个方案、标准先行的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也是这些运动的最终目的。而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重心皆在于围绕着某种主张进行实践,并不存在需要谁来批准,哪个机构来承认并推行下去的问题。所以国语运动的发起者,首先想到的是“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等等;而胡适和陈独秀之发动文学革命,根本不会考虑要依赖什么样的力量。

  

   《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思考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偏重点很不相同。《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八事,虽然有“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等内容上的要求,但重点还在形式方面,也就是所谓“工具”上的改革。这“八事”,其实在1916年10月寄给陈独秀的信中已有完整陈述。这封函件同时引了陈独秀的话:“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8]

  

   陈独秀对西方文学史是有所了解的。早在1915年底的《青年杂志》中,他就写过两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介绍了欧洲文学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历史。到《文学革命论》,论述背景显然深受这一思路的影响:其推倒者,是古典文学,其建设者,则为写实文学。至若国民文学,则标以平易抒情;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与胡适倾向接近。但他并没有用“死”“活”来评述中国文学史,只批评“阿谀”、“雕琢”、“铺张”、“空泛”等事。[20]相对而言,陈独秀更倾向于从文学精神、文学思潮方面立论,而胡适显然集中精力于“文字形式”。

  

尽管陈独秀自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但他的文学主张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议论。而胡适,由于“文字形式”方面的主张相当绝对,尤其其中“不用典”、“不讲对仗”两条,以及废骈废律的思路,马上招来热闹的讨论。《文学改良刍议》尚未发表,胡适那封给陈独秀的“通信”就出现反对的声音。江亢虎给胡适去函,论证绝对禁止用典之不可能,这造成《文学改良刍议》在讨论用典时立场有所后退;[21]常乃惪也给《新青年》写信,反对废骈文、废用典,认为“吾国骈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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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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