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黎丽 韩静茹:社会分工与民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4 次 更新时间:2019-03-30 00:51

进入专题: 社会分工   劳动部门   劳动主体  

徐黎丽   韩静茹  

内容提要:起源于维持生计的社会分工,是民族维持生存的生计基础;社会分工与民族以人类不同群体能够使用的自然资源为中心,形成不同民族互为表里的身份;社会分工所需要的专业工具、专业知识和技能、规范或操守、观念和价值观等,则构成民族的文化属性。社会分工对民族的影响分为建构、细化、消解、瓦解四个阶段。随着被人类使用的资源种类及加工产品日益增多和细化,社会分工从以民族为劳动主体向以资源为劳动部门转化。民族身份在国家担任资源管理与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情况下,在社会生产领域逐渐从实体走向虚拟。但在人类自身生产领域,仍然以基础性的社会身份存在。这种存在,是随文化与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工,进入到人类自身生产领域的升华。

关 键 词:社会分工  劳动部门  劳动主体  职业  民族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department  main body of labor  occupation  nation


人类从诞生至今,都在为谋生而努力。谋生的方式因自然环境孕育的资源不同、使用资源的方式不同,自然就出现社会分工。它包括劳动部门的分工,如农业、牧业、林业、手工业、工业、商业等。也包括劳动主体的分工,即人的职业,如农人、牧人、森林人、手工人、工人和商人。由于社会分工中的劳动部门分工和劳动主体分工均有显著的外在特征,它们进而就成为人类早期除血缘地缘关系之外的显著特征。正因如此,有一些民族就以其社会分工为名。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劳动部门更加细化。如手工业就可细分为编筐、木工、锻铁、制衣、擀毡等等,相应劳动主体分工就细化为编筐人、木匠、锻铁人、制衣人、擀毡匠等。细化的社会分工,就有可能成为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民族或民族亚群体的外在特征。但随着人类科技和文化的不断进步,可以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就出现同一民族的成员从事不同职业的现象。相比而言,城市的社会分工名称比民族身份使用程度高,在农村尤其在不同生态文化区域的边缘地带,民族身份的使用频率比社会分工身份的要高。但总体来说,由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身份和民族身份,均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对未来民族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怎么样的演变,则需要进行深入探讨。但目前社会分工与民族身份关系的研究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哲学学者对自然分工与技术分工、①旧式分工以及新式分工、②新技术革命对职业分工的影响③等有所讨论,这些讨论仅限于哲学范畴,对由社会分工及其职业身份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却几乎没有研究。因此笔者拟从社会分工对族群的影响入手,探讨社会分工对民族分类的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再反思民族。


一、社会分工与民族的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社会分工对族群的影响,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何谓社会分工?它与民族有何关联?从而为社会分工对民族影响的研究奠定基础。社会分工是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的分工;民族虽然概念繁多,但它是生物性、文化性、建构性三位一体的人类共同体,④这是笔者长期研究的结果。两者作为人类群体的划分类型,自然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首先,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形式之一的民族维持生存的生计基础。分工是人类在使用不同自然资源为人类生存服务的过程中,因技术和文化的限制而进行的生产步骤或程序。在哲学领域,将分工视为“社会劳动及其形式在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划分”。⑤它的内容“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⑥其性质则“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⑦因为“劳动部门分工是劳动主体分工的客观基础,因而劳动主体分工对劳动部门分工有着客观依赖性;劳动主体分工是劳动部门分工的人化形式”。⑧除此之外,“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⑨如果分好工却没有人来做分工的劳动,那分工就没有任何实践价值。因此“劳动者职业划分和社会劳动的部门划分是分工的两个方面,不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事物。只承认社会劳动部门的固定划分,否认劳动者的职业划分,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⑩与此同时,“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1)恩格斯也认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2)马克思更认为:“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3)也就是说,分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劳动部门的分工,另一个就是劳动主体的分工。它虽然从产生之日起就与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但它却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因素。这种能动因素,在人类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称谓不同。以上演变,正如马克思所说:“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产业部门,与此相应,人类群体也分化为相对固定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社会职业,并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4)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分工,分工决定了劳动的精细程度,劳动的精细程度则带来劳动者称谓的细化。这就是民族及其亚民族名称产生的生计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5)但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角度分析,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分工,分工的人化形式是职业,即人类只能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及其资源,逐渐探索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些资料,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从事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工业、服务业等的人,就变成了以上相应职业的人,社会分工就成为这一类人维持其生存的生计基础。

其次,无论是社会分工还是民族,均以人类能够使用的自然资源为中心,形成人类生存与发展互为表里的身份,其中社会分工为“表”,族群为“里”。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历史,将人类社会初期的分工划分为“自然分工”,将私有制下的各种分工划分为“旧式分工”,将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劳动分工称为“新式分工”。(16)我国的哲学家也有自己的历史阶段划分。如林剑将分工分为“古代的自然分工和现代的技术分工”;(17)还有人将其分为从事管理、指挥和从事一般实际操作的两大类,即发挥“脑”的功能和“肢体”功能的人;(18)陈俊宏则将其划分为旧式分工和职业划分,(19)王昕杰、乔法容则将其划分为自然分工、旧式分工和职业分工。(20)但无论怎样划分,都无法摆脱自然资源的决定性影响。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然分工中的采集或狩猎,是针对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而言,旧式分工中的农业及农人、牧业及牧人、手工业及手工业者、商品及商人,均是指向地表的可再生资源。人类的劳动只是“由于分工变成了简单劳动,在这种简单劳动中更容易达到熟练度”,(21)或“只从事一项手艺的人要比从事多项手艺的人做得更出色”,(22)从而能够使不断增长的人口得以生存。因此,同一区域的自然资源将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人类群体聚集在一起,通过社会分工来满足这一人类群体衣食住行的需要。因而,社会分工就成为这一人类群体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类群体区别的显性特征。“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这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使用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23)因此,社会分工是生计方式中针对物(资源)与人(民族)的不同称谓。为此,马克思曾肯定地指出:“职业划分,即社会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而自然产生的。个人的体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这种分工的新原因。后来……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的职业划分。”(24)即职业是分工的人化形式,强调人在生产力中的能动性作用。而人在生产力中的能动性作用,不是单个人,而是靠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所有人的能动性作用。因此将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在某个地域整合在一起,尽全力使用同一生态区域中的自然资源为这一人类群体生存服务的职业,就成为人类不同群体的显性特征。与此同时,人类从一开始就以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民族,则作为隐性的特征,与显性的职业特征一起,互为表里,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从而使民族成为人类前工业时代普通使用的人类共同体的名称。

再次,社会分工所需要的专业工具、专业知识和技能、规范或操守、观念和价值观等逐渐内化为职业的传统文化,因而也构成民族的文化属性。我们以分工时间最长且至今仍是我们人类必须依赖的社会分工——农人和牧人为例说明。第一,农人和牧人的职业自古至今都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态环境。如农人遵循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牧人则有春、夏、秋、冬四季牧场。第二,农人和牧人都需要制作越来越精细的工具不断提高生产力,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增长的需要。如农人所需工具的质地有从石器、木器到铁器的转变,类型有犁、鎙、锨、锄、镰、磨、辗以及各种分配或贮藏粮食的容器。农人因耕作土地而需要的定居住所房屋,则也经历了从地穴到房屋、从一间二间三间到院落,从一层房屋向多层房屋的转变,房屋的修建则是一项巨大的家族工程。牧人所需工具的质地同样也经过了石器、木器到铁器的转变,所需的工具类型则有各种马具,包括马头套、缰绳、马鞍、马镫、马掌等;高车,包括车轴、车轮、车辕、车身、车厢等;帐篷,则分单层、双层和三层保暖帐篷。以上农业和牧业工具均是农人和牧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农人和牧人在长期的农牧生产中,不断地积累专业知识和技能、改造工具,并促使农业和牧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如现代农业普遍使用的播种机、除草机、收割机、磨面机、去壳机等,牧业中的机动车代替马匹、活动房车代替帐篷等等,使更多的农人和牧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投身于科学化农业牧业或艺术的创造当中。第四,农人和牧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农业牧业规范或操守,保障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农人什么时候种什么作物、管理过程中有哪些禁忌,丰收的庆典或歉收时的法事如何做等等,就是以惩恶扬善的方式规范农人生产行为;牧人什么时候转场,转场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到新场后以什么样的程序安排新居、如何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等等,都需要一整套牧业规范或操守来规定牧人的行为,以便六畜兴旺。第五,农人和牧人的观念和价值观不仅体现了农业和牧业的智慧,也是指导农业牧业进一步发展的保证。如农人因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因此定居是其生产生活的特征。定居社会人口繁衍相对较快,因此规范农人的行为,以求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养育更多的人口而形成的勤奋、节俭、守成等观念或价值观;牧人因在相对宽广的牧场里四季转场,移动是其生产生活的特征,游牧社会人口繁衍相对较慢。且在尊重自然环境的条件下而形成豪放、开放、勇敢等观念或价值观。以上农人与牧人的职业文化因子,各有各的作用,又从整体上体现作为农人牧人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因此,农人文化就构成了农人的文化属性。牧人文化就构成了牧人的文化属性,即社会分工所需要的专业工具、专业知识和技能、规范或操守、观念和价值观等,逐渐内化为职业的传统文化,因而也构成民族的文化属性。

尽管我们在研究民族这种人类共同体时,曾经走过以体质、语言、生计、信仰等不同方式分类民族的过程,但由于谋生是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需求,因此用于谋生的不同方式及其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则与民族息息相关。因为人类从诞生至今,曾经度过几十万年仅靠采集和狩猎就可以生存的时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多种需要,因此后来的人类一直都走在为生存而艰苦努力的路上。生活在不同地球区域的人类,根据寻找到的不同资源,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方式,这些生计方式中,最基本的社会分工及职业,就成为区别其他区域使用不同资源并形成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人类共同体。于是,后来的民族学研究者就以人类不同群体从事的不同生计方式,作为划分人类不同群体的一个标准。比如苏联学者划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以及我国学者林耀华对中国不同民族生计方式的划分。(25)这种划分,其实就是对民族社会分工及其职业身份的认可,也是民族通过后天培养习得的文化属性。因此可以说,社会分工的两个方面——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的分工,都是以人类认识到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及使用方式为基础。没有人类生存依赖的自然资源,社会分工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由于社会分工是生存于相同自然环境下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民族的生计基础,因此它就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以显性的特征起着凝聚民族的作用。以上就是社会分工与民族的关系。


二、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影响

要讨论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就必须将社会分工与民族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探讨,才能在纵向的时空维度中看清社会分工对民族的影响。由于每一次社会分工带来的新职业,都与人类发现并使用的新资源有关,因此本文依据人类发现及使用的自然资源而形成的新社会分工,将其对民族的影响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人类采集狩猎地上资源时期社会分工对民族的建构作用

相对于人类有各种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类无文字的历史更为漫长,但未必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异常艰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类早期觅食时期或现在仍然生活在某些生态边缘区域的族群中得到证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就是人类采集狩猎地上资源时期。

跨学科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经历过灵长类(primate,大约560万~580万年)、原人(hominines,560万年)、能人(homo habilis,260万年)发展到直立人(homo erectus,160万年)、智人(homo sapiens,40万年)五个发展阶段。虽然每个阶段都有标志性的演化事件,如直立行走是灵长类向原人的转变标志,制造工具是原人向能人转变的标志,学会使用火是能人向直立人转变的标志,能够制造更加先进的工具并建立社会组织则是直立人向智人转变的标志。但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人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觅食。从灵长类到原人,人类经历了觅到什么吃什么,并在用生命做代价的无数次教训后,逐渐总结出哪些植物和动物能够成为人类食物的过程。到了直立人阶段,人类经历了采集适合人类食用的植物与通过狩猎将人类能够战胜且适合人类食用的动物分开的生计方式,(26)即依人类性别、年龄分工协作去觅食。这种社会分工,后经智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成为1万年以前地球上人类最主要的社会分工。(27)如今在热带雨林、沙漠边缘及北极圈等边缘地区,仍然可看到这样的觅食人类群体。如美国的肖肖尼人,“几乎完全依靠采集野生植物为生,由于这些植物在不同的季节和地方可以获得,所以西部肖肖尼人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寻食”;(28)非洲南部布须曼人中的亢人,主要食用肉类、坚果及其他根茎,他们“从不聚集成一个群体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同一地点,这样,任何疾病都不能轻易地在他们中间扩散开来”。(29)即从我们已知的580万年到1万年前,从山林中采集植物、狩猎动物,到河流中捕鱼或采集水中植物并与人类更为强大的动物争夺食物,则是人类的生活常态。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人类的数量还不太多,主要集中在适合人类生活的温带区域。关于此点,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均有充分的证据。本文的重点则是,人类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分工来觅食,从而使人类能够繁衍壮大?但由于那时的人类没有留下直接性证据,我们只能从间接性的证据中说明。这种间接性的证据有二:一是从人类祖先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分工中可以看出,人类作为社会性物种,集中力量应付自然界各种困难是生存的第一法则。在集中的前提下,孩子需要照顾便成为行动缓慢老人的分工,或修理工具、做家务也是老人能够承担的工作;青壮年女性则成为危险性比较小的采集植物果实、根茎、蜂蜜、叶枝的主要承担者,青壮年男性则成为危险性比较大的狩猎动物的主要承担者。正如林剑所说:“从分工的最初形成来看,人类社会初期先有按性别、年龄、身体素质等分别担负不同的劳动职能的自然分工。每个成员也有相应的职业,如猎人、渔夫、牧人等,但这些职业对劳动个体来说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机的可变的。”(30)加上人类成员总是在从出生到死亡的变化当中,人类的社会分工因年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首先这一时期社会分工的前提是地球表面存在适合人类食用的植物和动物资源;二是,这一阶段人类总的目标是觅食,在觅食过程中有依性别、年龄或身体健康程度的职业分工,但并不固定。这样,既能提高人类成员在熟悉各类分工前提下的生存概率,也能保证人类不同群体生活经验的体系性和完整性。

好在人类在这一漫长时期只是分布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气候及海拔纬度地形区域,这些区域虽然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充足的水资源、植物及动物资源,但却因人类交通能力所限而相互不连接,构成地球上星星点点的人类文明。在每个区域内部,地缘是人类不同群体的活动范围,血缘是内部联系的纽带。由血缘和地缘组成的人类共同体用来维持生计的社会分工作用发挥得好,如丰收,族群就能扩大,如歉收,则族群就缩小。随着以民族为单位的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的民族规模就变得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初期的社会组织划分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民族那样,有些人类共同体经过了马克思所说的每个阶段,但每个规模更大的共同体总是包含着规模较小的共同体的成分,或是由规模较小的共同体共同组成。有些共同体则因从更大的共同体分离出来而越过了某些发展阶段,直接成为部落或民族。但总体来说,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共同体的规模不能太大,否则疾病、垃圾、内部纠纷就会消解共同体。从我们人类现在还存在的以部落为单位生存的人类共同体的实例来说,以部落为主的社会生活,或以附近部落作为姻亲、生产或生活互助的对象的,则结成部落联盟,盟主实行轮换制,或由所有部落参加的议事大会决定大事,有些部落联盟因此演化为民族—国家。但同时,部落、部落联盟或民族均也长期存在。

总之,人类采集狩猎地上资源时期,则是人类本身的成长时期,也是人类民族的成长时期。即使从智人算起,也有40万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时期,无论人类为多元起源、一元起源多点进化或多点起源,(31)人类每一处文明的传说中,其婚姻都经过了近亲繁衍、姑表婚、出五服的婚姻发展历程。再从人类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维持生计上看,人类的民族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中繁衍出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人类群体。这不仅说明,在漫长的时期,地球表面的资源曾经比较丰富,且人类因处于自身进化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相对和谐,这应该是人类相对悠闲的时期。采集或狩猎不能持续时才会有农业和牧业的出现,这时的人类必须靠劳作才能生存。虽然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有利于民族的巩固,但成长时期的民族逐渐从血缘关系的结合到血缘、地缘和业缘的过渡,最终成就了作为集体性存在的民族。

(二)种植驯养制作地上资源时期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细化作用

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以采集狩猎分工来觅食的生产方式,在1万年前后为种植庄稼和驯养家畜即农业和牧业分工所代替。根本原因就是,“人们迫于需要更多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32)农业和牧业作为人类主要生计方式的时代是1万年到500年前。(33)这种以生产食物为特征的生计方式,在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均有充分体现。如地处非洲东北部撒哈拉沙漠东部、96%的土地为沙漠、全境只有一条尼罗河纵贯南北的埃及,却在公元前4000年中期诞生了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分布于一条沿尼罗河两岸充满生机的绿色狭长地带。(34)这条地带因为尼罗河泛滥、“有利于灌溉”而使“沙漠变为沃土”,(35)因而农业就成为古埃及的主要生计方式。以游牧为主的鄯善洋海人,在公元前3000~1000年间以博格达山为中心,形成了以游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36)至于为什么人类不同共同体会从觅食向生产食物转变,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无外乎三种:第一种是他们生存的区域因过分采摘狩猎和气候变迁而没有更多的食物可觅;第二种是人类在长期采集和狩猎实践中发现植物种子落地生长及动物可以驯化的事实,于是在不断改进种植技术和创造农具的基础上,最终成功地种植出人类食用的农作物和可以驯化出人类食用的动物;第三种则是人类数量不断增长,仅靠采集和狩猎不满足人类食物和其他需要。于是人类不断从地球上星星点点适合人居的地方向外迁徙,在气候、海拔、纬度和地形适合放牧的区域,牧业成为主要生计方式,男女老少都是牧人。在气候、海拔、纬度和地形适合种植的区域,农业就成为主要生计方式,男女老少都是农人。而农业与牧业的分离,农人与牧人职业的出现,恰好与马克思所说的旧式分工相符。如秦庆武先生曾论述道:“旧式分工即劳动者的职业分工,并不是从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在原始社会共同协力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之间虽然因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出现过自然分工,但还不足以形成他们之间固定的职业划分。只有当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不同形态的独立劳动能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因而诸如驯养、种植、纺织、制陶、冶炼、酿酒等各种劳动才有可能由不同的人来担当,使他的劳动固定化并且成为谋生的基本手段。”(37)因此,社会分工对民族的细化作用就逐渐表现出来。

依靠农业和牧业两大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的分工,人类在不断繁衍生息中壮大。在农业和牧业分离后,两者都沿着自身的轨道继续向更加细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在牧业中,就可以根据放牧的动物分为牧羊人、牧牛人、牧马人、牧驼人等等,农业社会中的人又可再分为种稷人、种麦人、种稻人、种豆人等等。再细化,就是牧业和农业劳动步骤上的分工,如农业中又可以分为造农具的人、修水渠的人、除虫害的人、收割庄稼的人;牧业中又可以分为修牲畜圈的人、放牧者、饲养员、挤奶工、送奶工等。一些无论是农人或牧人均在生活中所需的各种用具,就产生了木匠、铁匠、布匠等等,最终这些职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手工业。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可以用自己的产品换取农人和牧人的产品,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成为另一个单独的职业——手工业者。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第三次社会分工。但人类的分工远远不止这些。农人、牧人和手工业者生产出的多余产品,就必须有专人出卖给有需要的人,这样商业和商人如影随形。但商人也因出卖不同的商品成为不同的商人,如盐商、布商、粮商、马匹商、茶商等等。除此之外,随着人类人口不断增长和迁徙,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如渔业和渔人、林业和林木中人等等。大体来说,在不到1万年的时间里,有多少种适合人类使用的自然资源,就有多少种职业。与前一时期相比,这时的人类对地上自然资源的认识、加工或再创造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的社会分工呈现出越来越细化的特点。

细化的结果,是对民族身份的分解和对更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类共同体形式——国家建立的建构作用。表现在人类生存发展的组织和集中形式上,较大生态区域就以多种资源为基础,建立了以多种社会分工和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形态;较小的生态区域则以较少资源为基础形成社会分工与民族共生共存的国家且变动很大。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就起到细化民族或民族分支的作用。民族与社会分工,均在以资源为核心的国家博弈中,起着保护资源免受他国侵犯的细化作用。

因此,在人类种植驯养制作地上资源时期,虽然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有农人、牧人,作为农人和牧人剩余产品交换中介的商人和从农人、牧人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他们都成为单独的职业,而又因农人、牧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内部生产流程或步骤不同而分化为更多的子职业,也有人因国家管理的需要上升为官吏或其他(毕竟人数有限),但这却是人类历史上相对于工业和信息化时代更为漫长的时期,也是从事以上社会分工的人在交通条件和工具所限中,地域相对固定、职业相对固定的时期。人们以地上相同资源为基础,共同居住和劳动,与相近相邻区域的人通商、通婚、通识,最终形成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某一类人。如中国的汉人,汉字从水从又,就是指在众多的河流区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随着适合农业生产区域不断扩大,最终使得从珠江到黑龙江流域广大平原上从事农业的人均成为汉人。在蒙古高原上以牧业为生的人,虽然名称从匈奴、鲜卑、回鹘、铁勒、突厥有所变化,但最终蒙古兴起后,都因共同的职业而凝聚成为蒙古,至今蒙古就成为蒙古草原上所有人的共同称谓。印度人、埃及人、巴比伦人、贝都因人都是如此。即在使用地上资源时期,因使用的自然资源均能满足这一区域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需要,于是从生态到人文,具有了与其他人类群体区别的特征,这就是实至名归的民族。

(三)使用地下、空中资源制造商品时期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消解作用

人类作为地球上的智能动物,通过不断迁徙将地球表面适合人类消费的资源为我所用,但当人类遍布整个地球表面,且随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资源越来越多时,人类就不得不寻找更加多元的资源为人类服务。这些多元的资源,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地下资源,这些地下资源又称底土资源,多为不可再生,其分布范围不仅没有按照人类建立的国家的范围分布,而且加工制造成适合人类消费的产品过程中会对地球表面形成污染,于是越出国家范围建立的跨国工业及商贸公司层出不穷。因发掘和加工地下资源而形成的工业及其内部分工,加上维持人类基本生活需要的传统社会分工,使人类职业不断增加。即使有些社会分工因人类科技和文化的进步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增加的社会分工和职业远远多于消逝的社会分工。空中资源同样如此,虽然我们现在能够利用到的民用空中资源有航空业和风能发电等为数不多的形式,但航空业从飞机制造、航线、航空公司、航空旅客及货物运输,已形成了巨大的航空产业链分工;风能产生的多种仪器到风能的转化及传输管理,又形成了风能产业链分工。以后随着太空资源的不断开发并从军用向民用转变,更多的空中社会分工也将发展起来。这样因发掘加工地下资源和利用空中资源形成的新社会分工,又会对早期社会分工形成的民族造成影响,或因社会分工的消逝,而对仍存在的民族的影响,则表现为消解。

消解作用之一,就是来自那些已经消逝的社会分工,并以那些社会分工的名称作为民族身份的民族逐渐退出生产领域。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使用地下、空中资源,从表面来看是人类科技和文化的进步,但也是人类为养育更多人口的不得已之举。传统的农人、牧人和手工业者及其如影随形的商人一直都存在,只是传统社会分工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工人等后起社会分工,则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由于社会分工在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以前以民族为基础形成的人类共同体,不仅在传统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分化,也在新兴社会分工的发展中消解。社会生活规则也逐渐从以民族为中心向以社会分工为中心转变,如与陌生人见面寒暄后首先要知道的事情,也许就是职业;在社会交往方面,大多以社会分工产生的职业为中心展开;即使在家庭生活中,社会分工及职业的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家庭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的高低。民族身份逐渐被挤压到传统社会分工的偏远或交织区域,如森林人、努尔人、布须曼人、肖肖尼人、因纽特人等等。

消解作用之二,就是强大的社会分工,将民族身份的应用挤压到历史记忆、祖先崇拜、节日庆典等传统文化领域。虽然传统文化的作用在于,当下人类遇到生存挑战时,祖先留下来的知识经验体系可以为化解今天的难题提供参考,可以在我们的文明过度物质化时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指导,但这些传统文化也需要与现代以社会分工为主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即必须满足现代人因社会分工产生的职业生活的不足,那么在满足现代职业生活外的需要时,民族便以文化的形式表现现代职业人对自己历史、祖先的了解及在职业工作之外业余生活中对文化的追求,如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有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其发展势头也很好,但将文化作为产业资源,仍然依靠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来满足越来越多的地球人类的生存需要。

因此在使用地下、空中资源制造商品时期,人类的职业虽然不如信息化时代那样多元,但却比人类仅仅使用地表资源制造适合人类使用商品的时期要多样。尽管这一时代从新大陆发现到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前只有短短500年左右,但是每一种工业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风能、各种金属矿产,均构成一种社会分工及职业,每一种分工又分离出许多流程或步骤,这些流程或步骤最终也演变为工业的子分工。这些工业分工不仅吸纳了传统农业、牧业或手工业中的富余人口,而且商人中也分离出专门从事工业资源和商品买卖的商人。这些被吸纳到工业各种职业中的人群便离开了以家庭、家族或部落为单位的出生成长地,变成了工人。当然他们在工人的职业中随职场升迁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从此便获得了多重身份。如在家族或部落中有因不同辈分产生的各种称谓,在工作单位则因有具体的工作岗位而获得职业身份。而且越在工作岗位干出业绩来,越在家族中有地位。这样获得工业分工职业的人,就对族群起着分离、蚕食作用。民族对具有工业分工职业的人来说,是根基,是家乡;而工业分工职业是个人成就。尽管在家务农或牧羊也是分工,但因工业职业给家族带来的财富和荣誉更多,工业分工成为分解民族的主要因素。民族从主导性社会身份变成基础性社会身份。

(四)资源传输和商品消费时代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瓦解作用

21世纪以来,虽然传统和现代社会分工因满足人类不同需要而并存,但由于制造各种人类所需商品在以信息为标志的高科技支撑下持续发展,因此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从依靠资源逐渐转移到依靠资源传输和产品消费方面。如在资源传输方面,石油输出则是指石油资源缺乏的国家从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传输石油资源。中东因石油资源丰富而成为许多国家传输石油的集中地。由于石油输出可以依靠海路油轮,也可以依靠陆地管道或油罐车,因此就出现了运输石油的分工与职业。在中国的边境地区,也因运输资源出现了“养车人”这种社会分工。如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西部多个口岸,就存在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在甘其毛都口岸,养车人大多以家庭一家族成员或亲戚朋友组成公司,小公司最少有2—3辆运煤车,大公司最多有10辆以上运煤车,司机一般为内蒙古人,也有少量中国内地司机,专门从事从蒙古国拉煤生意。在策克口岸,拥有运煤车的人家聚集在两三个大公司中统一培训语言、集中管理。(38)尽管经营形式不一,但“养车人”则是他们的共同分工。可以说,因为资源变成产品需要具有高科技支撑的加工厂,因此资源传输就成为以这种资源为中心的社会分工及职业。等到资源变成人类可以消费的产品后,又涉及产品消费和产品运输,由此就产生了运输到实体店或直接从产地通过网络定购、通过快递直接传输到消费者的手中的信息产业分工,其中与民众消费接触最多的分工与职业就是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因为普通民众看不到资源变成产品的资源发掘、资源运输、资源加工过程,只看到产品本身,而恰好快递员是送终端产品到消费者本人那里的人,因此这种分工与职业,就为广大消费者所熟悉,也能够成为这个靠信息生存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分工。

虽然仍是以资源为中心,只是人类的劳动从资源制造成产品转向资源运输或产品运输方面,这是人类早期社会由人类本身的迁徙向现代人类社会的资源与产品向人类居住区域流动所决定。但它的出现,却进一步瓦解着民族身份。其瓦解方式如下:

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全球或国家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使社会分工与职业都毫不例外地卷入市场后,民族再次被传统社会分工和新兴社会分工混杂的市场所瓦解。因为这个市场可以是实体存在的市场,如小到乡镇的农贸市场,中到国家边境区域的跨国贸易市场,大到国际贸易体系;也可以是虚拟的全球化的网络产品市场,如马云的阿里巴巴。我们人类虽仍有家庭和亲属制度维持的民族形态,但我们维持生活的各种产品却更加社会化。我们维持生活的社会分工及职业不会是从祖先手中接过来的锄头,也不是从先辈手中传下来的放牛鞭,而是在学习了多年的科技和传统文化知识之后去市场博弈,最终在不断妥协中找到维持生计的分工和职业。这样随着家庭成员社会分工多样化,家庭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分离,使得本来就已经支离破碎的民族身份更加碎片化。

因此,资源传输和商品输出时代,是以现代社会分工及职业为主的时代,也是当今人类分工最多元化的时代。因为依靠地上、地下、空中资源而维持的传统社会分工,仍在满足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衣食住行需要而存在,只是一些分工中的子分工因机器代替人工而逐渐消失,比如幹毡人、麦客等等。民族虽然在某些传统职业上仍有优势,但同时也因传统社会分工的资源减少或科技掌握不够而被逐渐边缘。新兴社会分工一般都是以科技、信息为基础的分工,且年龄结构上更适合掌握科技和信息的年轻人。即使某种分工中某些民族成员比例较高,也在市场、社会、科技和信息的巨大影响下,只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内,才以民族的身份发挥某一场域和时段的作用。在家庭或家族生活中,因社会生活越来越占据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时间得不到保障,核心家庭的人类家庭生活与扩大家庭的联系更得不到保障。在家庭家族基础上的民族又在现代职业竞争中失去了优势,民族在以分工职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支离破碎。民族只是人们追根溯源时想到的人类源头,是研究者用来解读人类共同体形式的样品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只是祖宗的祠堂和儿孙的血脉。即民族就是用历史记忆和现实碎片堆积起来的虚拟或半虚拟共同体。

总之,由于人类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自然资源及其产品消费,那么从发现、挖掘、加工到制造成适合人类消费的各种产品而形成的社会分工,对人类本身繁衍发展至关重要。但具体来说,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在不同标志性资源的时代不同,有建构、细化、分解和瓦解作用,即总体上的双刃剑作用。


三、从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双刃剑作用再反思民族

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之所以能够产生双刃剑作用,是因为社会分工决定着人类的繁衍与生在的物质需求是否能够满足。人类使用什么样的身份能促进人类的繁衍与生存,这种身份就可以存在,否则只能重组或放弃。即我们常说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社会分工与民族身份的关系方面,虽然民族身份对社会分工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由于人类繁衍与生存是人类作为地球物种的根基,因此民族身份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发挥最大作用时,也就是其民族身份最兴盛的时期;当民族身份逐渐不能充分发挥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代替民族的其他身份发挥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作用时,民族作为辅助身份促进这一作用发挥时,民族身份仍然可以作为生产关系的多元组成部分存在;最终当民族身份不能在现代社会分工条件下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时中,民族身份逐渐被其他更为适应人类生产力关系的共同体身份所代替时,民族身份就从主导性社会身份向基础性社会身份转变。

那么,我们就从社会分工与民族的关系长河中来反思民族究竟是什么样的共同体。采集狩猎资源时期是人类民族的成长期,其生物性和文化性均在成长过程中,其中生物性成长高于文化性,民族的生物性发展依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断外扩,并结成有利于人类的更大群体在社会分工中生存与发展;种植驯养资源时期是人类民族巩固时期,同样具有生物性与文化性,但其文化性逐渐高于生物性,文化性通过人类在利用地球表面不同生态区域的资源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分工及其职业得到体现,并成为体现使用不同资源并形成社会分工的人类不同共同体的称谓,这是民族身份使用最大化时期。因为与生物性相比,人类的文化性在人类获取自然资源并加工成人类可以消费的产品时,更能发挥养育更多人口的作用;使用地下或空中资源及传输资源和商品时期,则是民族的分化和瓦解时期。随着被人类使用的资源种类及加工产品日益增多和细化,社会分工从以民族为劳动主体向以资源为主的劳动部门的转化。民族在国家担任资源管理角色与职业不断消解族群身份的情况下,从实体逐渐走向虚拟化。但与以前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人类身份一样,退出历史舞台也需要一个过程。于是依靠历史记忆、祖先传统及残存文化因子建构民族,就成为当代民族的显著特征。但这种建构,在国家早已代替民族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的今天,从表面上来看,彰显了民族的某些文化因子,但本质上来看,却是民族更快融入国家以社会分工和职业为主的社会生活的途径。因为建构起来的文化因子,不仅与历史上真正在生活中起作用的文化因子不同,而且也成为国家范围内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从社会生产的视角来说,属于历史范畴,与社会分工和职业交叉融合是当代民族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当然民族身份在退出社会生产中的角色后,仍在人类的生活层面发挥着作用。虽然因文化与科技日新月异,人类不可能再重复依靠血缘和地缘的力量团结起来获取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资源,但毕竟人类自身的生产仍需要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和家族。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民族身份从主导性社会身份向基础性社会身份的转化,实际上当人类自身的繁衍与发展在社会分工细化到家庭家族的前提下,这也是民族身份的升华。

注释:

①韩庆祥:《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江淮论坛》1988年第5期。

②林剑:《关于旧式分工范畴理解上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③陈俊宏:《关于新技术革命和职业分工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

④徐黎丽:《民族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⑤陈俊宏:《关于新技术革命和职业分工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⑧陈俊宏:《关于新技术革命和职业分工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⑩郝振省:《新技术革命深化了职业分工——与秦庆武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85年第10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4)林剑:《关于旧式分工范畴理解上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16)林剑:《关于旧式分工范畴理解上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17)林剑:《关于旧式分工范畴理解上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18)郑克中:《解析劳动》,《东岳论丛》2003年第5期。

(19)陈俊宏:《关于新技术革命和职业分工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

(20)王昕杰,乔法容:《社会主义职业分工与劳动者价值实现》,《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0~32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334页。

(25)林耀华:《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80~90页。

(26)[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78~94页。

(27)[美]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ok),《文化人类学》,徐雨村译,谢继昌校订,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72页。

(28)[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29)[美]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王媛,徐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30)林剑:《关于旧式分工范畴理解上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31)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吴新智:《古人类学研究进展》,《世界科技研究与进展》2000年第5期。

(32)[美]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王媛,徐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33)[美]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王媛,徐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34)H.Frankfort,H.A.Frankfort,John A.Wilson,Thorkild Jacobsen,William A.Irwin,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37.

(35)[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卷1《东方的遗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36)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节目《远去的文明——新疆鄯善洋海人考古纪实》第7集,2010年9月21~27日。

(37)秦庆武:《论新技术革命与旧式分工》,《哲学研究》1985年第6期。

(38)本文作者2017年4月17~19日在中蒙边境甘其毛都口岸和策克口岸的实地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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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思想战线》2018年第02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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