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枢:论边疆的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9 次 更新时间:2019-03-07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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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枢  

内容提要:认识边疆的特征是揭示边疆的本质、根据和变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也是概括提炼中国边疆学原理并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前提。边疆是一个蕴含着诸多对立统一关系的集合体,并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边疆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多样性和连续性,是在多重力量互动过程中国家建构的产物,是边缘与中心的矛盾统一体,是伸缩性与波动性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是在离心和向心的双向运动中形成的圈层,是国家之间利益划分和冲突的“缓冲区”,是各种区别、对立和差异互鉴的界面,是国内与国外交往互动的重要依托,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 键 词:边疆学  对立统一  边疆本质  边疆特征  frontier studies  unity of opposites  the nature of the frontier  the features of the frontier


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伴随全球化、信息化的到来,因应世界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边疆”概念在不断拓展和延伸,边疆研究的视域、范式和意义正发生根本性变化。认识边疆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有助于揭示边疆在持续变化过程和复杂矛盾关系中所呈现的规律性,对于概括提炼中国边疆学原理并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对于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互动关系是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中西方学者的“边疆”概念认知、边疆研究方法以及边疆观有很大的差异,这与中西方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发展情况有关。西方的边疆理论主要是在殖民扩张、世界瓜分、强权政治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产生的。“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大一统局面、超大规模且多元的人口数量与族群文化以及空间辽阔的地理版图,使得中国人对边疆内涵的理解显然要更为丰富。”[1]在中国人的思维和语境中,边疆总是与历史、边陲、王朝、民族、文化、行政、国防等紧密相联,带有明显的自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特征,具有静态性、内敛性、防御性、封闭性和直观性,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把边疆与“老少边穷”联系在一起。

中国学者对边疆的研究往往习惯于从普遍到普遍,从特殊到特殊,也常常能够从普遍到特殊,但是不擅长从特殊到普遍,即不擅长从大量具体的、经验的事例中发现、提炼、概括出普遍的原理和理论,不擅长在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验证原创性的假设,不擅长从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和规律。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筹边、安边、治边的方略和经验,但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就事论事多,升华到理性层面不够,侧重于事实呈现而欠缺学理探究和理论创造。近年来中国的边疆研究在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但至今仍然缺乏对基本概念的深入剖析,缺乏对基本问题的准确把握,缺乏对基本原理的系统提炼,缺乏对国家治国方略的整体性关注和对边疆问题的世界性关照,既存在整体性、战略性和前瞻性不够的问题,也存在碎片化、史料化和经验性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能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西方学者的边疆研究,不论是规范主义边疆理论,还是现实主义边疆理论、历史主义边疆理论;不论是从本国历史角度提出的历史继承论,还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移动边疆论、从地缘政治角度形成的欧亚心脏地带论;不论是以科技为依托的新边疆论、高边疆论,还是适应冷战时期形势的缓冲与突破论、回应国家利益战略需求的利益边疆论,都带有明显的动态感、独创性和学科交叉、综合的特点,表现出对方位视角、国家利益视角和科技视角的高度重视,反映出不同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创造力、历史洞察力和战略谋划力。

地缘政治学的鼻祖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认为,国家的生存空间以及边疆都是动态的过程,“国家作为一个可以不断生长的空间有机体,首都是头脑、心脏与肺,边疆是它的末梢”,“如果以较长时段来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政治体与边疆的关系随着政治活动的变动而出现变化”[2]。美国边疆学派创始人特纳(Federick J.Turner)认为,“在拓殖过程中,边疆是浪潮的外部边缘——野蛮和文明的交汇点。”[3]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紧扣边疆的人和人的活动以及美国拓殖与现代化的过程,联系美国的人口与土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力量、社会制度、文化、国民性格和民族精神等方面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来分析和阐述边疆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美国味”和时代感。帕克(Bradley J.Parker)认为,边疆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的地带。他提出“边界动力学连续体”(Continuum of Boundary Dynamics)概念,指出它是由地理、政治、人口、文化、经济这五种要素的边界构成的,其中的一种要素可能是被限定的,但其他的可能是被渗透的,各要素可能相互影响,构成了边陲矩阵(Borderland Matrix)[4]。安德森(Malcom Anderson)认为,当代的边疆是政治生活的未定假设,是理解政治生活的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边疆既是机制又是过程[5]。

在西方学者关于边疆的思考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常常提到“过程”“流动”“交汇”“相互关系”“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联结和渗透”等概念。我们知道,拉铁摩尔、费正清、米华健、狄宇宙等西方学者,也都是从动态的过程来看待边疆的,并且是以互动关系视角而不是单向的或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边疆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根据亚洲腹地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间互动往来的拉锯状态,把双方交汇的边疆视为两种文明的黏合剂,阐述了中国“王朝国家”与草原游牧社会在历史循环中构成相互边疆。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以内陆亚洲-中原的二元互竞为历史主轴,西藏、新疆、蒙古、满洲(即中国东北)这四大区域围绕着这一主轴展开复杂多变的四元互动。在他的视野之下,这块地区不再沉寂,而成为影响未来历史发展的一大动力源。”[6]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冲击-回应”模式,阐述了东西方的文化互动。如米华健所言:“费正清详细阐述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思想体系,它形成了二十世纪的对中国以及英语国家的认识。”[7]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把中国边疆形态的形成与确立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了中国边疆的“流动性特征”。他认为,“在北部边疆的确定上,至少有三种相互联系,但又各自独立的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种是生态和经济进程,另一种是文化进程,最后是政治进程。”[8]米华健(James A.Millward)指出:“边疆的概念近来被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暗喻和阐释的工具。……然而,边界并非固定不变。它更像由各种不同的物质或不同概念的地带之间相互联结和渗透而形成的多孔结构的表面。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来改变其位置、特征以及意义”[7]。著名媒介理论专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媒介学领域提出的边疆理论,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切分,破解了二元对立的静态思路,凸显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和相互吸取,也为我们从互动关系来认识边疆的特征提供了借鉴。麦克卢汉认为,严格说来,“边疆(Frontier)的价值是用作一种界面(Interface),一种继续不断变革的复杂过程”[9]。所谓“界面”(Interface),英文的字面含义是“分界面”“(两个系统之间的)连接部位”[10],或是“两个独立体系的相交处;在相交处进行相互作用、联系的方法。”[11]麦克卢汉把边疆看作一种“界面”,强调了边疆在不同方面连接、联系和转换的价值和功能。也就是说,在边疆这一界面上,不同的方面能够依据对方的不同来反观自己和认识自己——如麦克卢汉所言:“边疆就是指在差异比较中感受,它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即某一事物或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同时也包括了一种时间意识。”[12]“不同世界之间的边疆,它提供的对话和互动过程,能够使有关的世界更加丰富。其中任何一个世界内部,都不可能产生那样的对话和互动”[9]。麦克卢汉的上述观点,与特纳称边疆为“野蛮和文明的交汇点”、拉铁摩尔视边疆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互动的“黏合剂”,以及米健华称边疆为“多孔结构的表面”,在思路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互动关系和互动视角。

“对西方近代边疆话语及其‘边疆’概念的思考必须考虑到跟中国过去、当代以及未来所要面对的边疆问题联系起来,只有在联系性中思考‘边疆’才具有意义,这些西方边疆话语的内在视角和操作手段,其价值的大小,跟能否有助于思考和处理中国的相关边疆问题息息相关”[13]。在新的边疆理论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联系“中国过去、当代以及未来所要面对的边疆问题”,在整合本土经验和世界元素、历史范式和现代转型、中国实践与国际语境的基础上,分析内含于边疆之中的特殊矛盾,阐明中国边疆和各种边疆形态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二、边疆是一个蕴含着诸多对立统一关系的集合体


“边疆”由“边”和“疆”二字组合而成,这两个字与西文词一样具有完整意义。其中,“边”,指物体的外缘,及空间或时间的临界境况;“疆”,表示用弓来标志步以丈量土地,可引申出止境、边界、疆域等意义[14]。如果我们抛开各种边疆形态的差别,仅从“边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不论是陆疆、海疆、空疆等“硬边疆”,还是利益边疆、文化边疆、高边疆等“软边疆”,在其本性上就蕴含着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包括中与边、内与外、远与近、静与动、刚与柔、强与弱、新与旧、我与他、主与客等对立统一关系。古今中外,边疆所内含的各种矛盾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正是其生命和活力之所在。如果没有对立统一以及复杂矛盾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依赖和作用,边疆的活力也就消失了,边疆的生命也就终止了。近几十年来,欧盟国家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国家之间海关、边防等一系列的隔离设置和签证、通关、出入境等手续呈减少趋势,国家的边界线已由实体性国家之间的分隔线转化为虚拟性的国家领土边界的象征,实际上已经解构了传统意义的边境和边疆[15]。

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也是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的哲学方法。所谓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矛盾的双方或矛盾之间既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矛盾的双方或矛盾之间的互动产生新的结果,这种结果的性质、特点和趋势取决于矛盾双方各自所占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并最终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运动,从复杂的持续互动过程和互动关系中,会表现出事物的规律性。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陆地边疆,我们会发现,中国陆地边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6]。就是说,中国陆地边疆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是各族人民交互作用的产物,这种交互作用是在边疆的牧民、农民、商人、军人、职员、教师、学生等人的生活、劳动、工作、学习、站岗放哨、交换和消费等社会活动中进行的,是在边疆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进行的,当然也是在边疆特殊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在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等方面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这一切,不仅说明中国陆地边疆的复杂性,而且说明陆地边疆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这种矛盾的运动使它表现出与别的地区不一样的特征和规律。

在历史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以地缘关系相结合的社会共同体,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同时也就有了边疆。因此,私有制确立、氏族内部阶级分裂、分配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民族和国家的产生是边疆出现的历史前提。中国陆地边疆处于国家的边缘地带,地理环境复杂,地域广袤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足;人口稀少,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或集中区,有较强的自治性;生产力发展先天不足,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呈现出多元性、多层次性结构;周边邻国较多,周边国家的国体、政体和发展状况复杂;文化具有地域性、多元性和原生态性;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边界地带和国家之间利益交换的空间场域,其地缘属性不再局限于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属性……总而言之,中国陆地边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基本面貌和变化规律,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诠释。

因此,边疆研究应当“联系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生产方式的深层次上,研究边疆生产力内部、生产关系内部、上层建筑内部以及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把边疆地域内人与自然界在进行能量与物质转换时发生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相关因素都融汇起来,组合成一个优化的运动系统,以期取得边疆经济稳定、协调、迅速、持续的发展和增长,揭示边疆地区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特点、结构及特殊规律。”[17]

中国边疆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多样性和连续性。一方面,边疆是由国家主体所建构的;另一方面,边疆也是国家主体和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整合与吸纳,主要是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促进多元在一体之下的聚合,实现聚众寓一到合众为一的质性转变。而这一质性飞跃的实现,又面临着如何实现中华各民族独特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效整合,乃至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18]。

既然是这样,边疆研究就不应单线条地自上而下、从中心向边缘进行历史的“叙述”和“书写”,而应当从下到上、从边缘到中心进行建构,并联系现实的重大发展和重大变化进行历史的“回溯”。只有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从历史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关系来研究边疆,才可能真实、准确而生动地把握现代国家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凝聚这一自然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一是要客观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说明“在‘王朝’有生有灭、新旧相替、疆域不断伸缩变化的时空中,逐渐凸显出来一个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19]二是要挖掘整理边疆多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充实和完善区域史、民族史、行业史、专门史,探讨边疆这一特殊的社会形式是如何在人们的交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并以此凸显边疆在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统合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三是要通过区域和边疆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