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6 次 更新时间:2006-11-01 0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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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到过一次设在北京大学南阁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印象中是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在一起的。这两个校友会出版过很多回忆录和纪念册,我当时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别是《燕大校友通讯》,其中很有一些史料。

  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随便看了看,就把过去关于燕京大学的史料找出来查了一下,发现对这个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详细的回忆文章还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忆,但也非常简略。我手边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学一览》,其中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动的东西没有。而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却是当时燕京研究生真实生活的记录。这本书是 32开本,用纸非常精良,没有标明出版期数,1939年印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课,1943年才在成都复校。在抗战期间,再印这样纪念性会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本会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

  现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早年的燕京大学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谈燕京大学还有许多忌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其实那个时候关于燕京大学还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关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为可以和近年人们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有一比。它们建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国学研究,而燕京研究院却是比较完善的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它设有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国文系研究部、哲学系研究部、心理学系研究部、教育学系研究部、物理学系研究部、社会学系研究部。

  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们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长是吴其玉,其它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中,对西方文化的包融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的缘故,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当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但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等;生物有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1939年度,还在读的研究生有46人,这46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钟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廷燧等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何炳棣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钟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应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即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藉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都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他们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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