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40年后如何再出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0 次 更新时间:2019-01-14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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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进入专栏)  


“深圳经济特区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排头兵,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其设立和发展过程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其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成就的缩影。”在2018深圳改革榜单颁奖典礼上,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以《40年后再出发,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发表主题演讲。


俞可平回忆,1984年自己第一次到深圳,住在海上世界,当时深圳已给他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我本人也是深圳从创立、发展到壮大的见证者。”俞可平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先锋,深圳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示范区,除了继续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保持领先优势,还应争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


要做引领者,深圳就要在改革开放再出发进程中,从五个维度起到示范作用:一是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二是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引领者,三是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四是做民主法治建设的引领者,五是做幸福城市的引领者。


“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治理现代化。比起前者,后者的难度更大。可以说,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俞可平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高度的民主和法治,还包括高度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程序化。


如何争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者?俞可平认为,深圳首先要“做解放思想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也是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俞可平说,经济特区建设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如果没有新的观念和思维,就没有新的体制和政策,更不可能有人们津津乐道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迹”和“深圳现象”。


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俞可平认为,要做到党的十九大强调的“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最根本的办法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例如,过去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现在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倡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新理念。又如,在社会治理中,过去习惯政府包揽一切的思路,现在则应当树立‘社会共治’的新理念,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广大民众在基层治理的作用。”俞可平说。


“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引领者”


“必须清醒地看到且勇于承认,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和家庭财产存在不平等,还有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等。由此也产生了教育、就业、环境、健康、安全、性别等其他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社会基本保障的不平等,如最低工资、退休、医疗的不同待遇等,这将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他认为,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要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差距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与此同时,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


“显而易见,仅靠发展经济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上述各项任务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希望深圳未来不仅成为生活富裕的榜样,也能成为公平正义的榜样。”俞可平说。


“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


再者,俞可平强调深圳要“做政府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关键也在于建设创新型政府。”


他说,政府创新首先是一种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其直接目标是改善政府治理。“政府掌握着国家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如果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治理,那么善政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政府创新则是实现善政和善治的最有效途径。”


“深圳一直走在全国政府创新的前列,在我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深圳总共获得了11个创新奖,占全部获得项目的6%,是全国所有城市中获奖最多的。希望深圳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尤其在优质政府和专业政府建设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俞可平寄语。


“做民主法治建设的引领者”


“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民主与民生也休戚相关。离开民主谈法治,就像离开市场经济谈自由贸易那样不得要领;离开民主谈民生,就像要求人们的嘴巴只能吃饭不能说话那样没有道理。深圳自设立以来,在发展基层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参与渠道、促进社会自治、提高法治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希望能更进一步。”


“做幸福城市的引领者”


“一般认为,幸福是个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愉悦感。从根本上说,幸福应当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不能‘被代表’。然而,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需求和欲望,却通常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


俞可平说,一项关于深圳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在10项“最满意”的指标中,与低碳生活有关的占了前7项。在10项“最不满意”的指标中,道德风气和社会公平的得分最低,其次依次是社区噪音、卫生医疗、社会治安、社区居民参与。“这表明,政府的公共治理与居民的生活幸福和满意程度紧密相关。因此,希望深圳在幸福城市建设中也走在全国前列,使深圳成为全国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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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日报》1月3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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