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他的悲剧性格是造成他的悲剧命运的主观原因，他总是陷入二元对立的冲突中不能自拔。这些无法解脱的矛盾冲突是其悲剧性格的主要方面。
1.独立与依赖
弗洛伊德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但他从来不愿意承认，这是一种“深深的但又无意识的依赖性。”(尚新建译，1986, 第60页)。在意识中，他有极强的独立性。他说，他对充当别人的被保护人的角色极为反感。他一直怀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强人。强烈的依赖性与强烈的独立性的矛盾贯穿着弗洛伊德的一生。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弗洛伊德苦苦奋斗的一生正是他克服依赖性，确立性格的独立性的过程。
通过分析弗洛伊德与父母、妻子、师友和弟子们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其性格中的这一对矛盾的形成和表现。
母亲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母亲在一个人年幼无能的时候养育了他，并且是使一个男子接受爱抚的最早的异性。更重要的是，母亲无条件地爱护、肯定、赞许是一个人确立自信心和力量感的基础。但弗洛伊德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会给人一种依恋母亲的印象。
弗洛伊德是母亲的宠儿。也许是基于一种无法言说的直觉，他的母亲似乎预感到弗洛伊德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不打扰弗洛伊德的学习，竟然把家里的钢琴搬走，因为弗洛伊德不喜欢音乐，就放弃了对其他子女进行音乐教育的计划，也放弃了自己对音乐的爱好。
母亲特别赞赏和偏袒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也特别依恋母亲。他是个十分勤奋的人，除了与他的事业有关的人外，他几乎不把空余时间留给任何人，甚至他的妻子。但他每星期日上午都去看望母亲，并请母亲去他那儿用晚餐，一直到母亲去世。弗洛伊德的母亲很长寿，去世时儿子已经成名，这是她的一大幸运。母亲在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他性格发展的重大影响，他是意识到的。他曾谈到母亲在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人的性格发展的重要影响。他说：“一个无可置疑地深受母亲宠爱的人会终生保持胜利者的感觉，保持经常导致真正成功的成功信念。”(尚新建译，1986, 第15页)。弗洛伊德的坚定的自信心就是以母亲的无条件的赞许和肯定为基础的。
但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似乎有一种隐瞒对母亲的热切依恋的倾向。他在自传中很少提到母亲，在《释梦》一书中记述了30多节自己做的梦的片段，其中只有两节涉及他的母亲。弗洛姆推断，弗洛伊德是一个多梦的人，他必做过许多关于母亲的梦，但他没有记录下来并写进他的书里。而这两个梦却都表现了他对母亲的强烈依恋。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恋母情结又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上述现象背后必有深意。
本来，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一种基本的深层愿望，即渴求母亲的照料、保护、赞许和无条件的爱。但弗洛伊德极力把人对母亲的依恋限制在本能欲望的狭小领域，他严格规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含义，不能容忍任何对这个概念的修正和批评。从个体发展看，人离开子宫，来到陌生的世界，就意味着失去了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失去了母亲的照料，而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往往越来越多。为了克服不安全感的袭击，母亲就成为一种精神上的避难所，人又渴望回到子宫，回到母亲的怀抱。从类的发展看，人类是通过与自然作斗争而建立起文明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人离自然越远。但人类普遍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愿望。这与个体依恋母亲的情感是一致的。这种情感是基于“对天国般乐境之渴求”(申荷永译，1986, 第35页),是为求得安全感而对家园的一种追求。
一般学者总是力求扩展和深入挖掘自己提出的概念的含义和意义。从总体上看(就其对精神分析的态度而言),弗洛伊德也不例外。但对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他却限制和歪曲了自己的发现，他只允许在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弗洛伊德之所以把恋母情结局限在性的范围内，在弗洛姆看来，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这种依恋。因为母爱可能使人增强信心，也使人产生依赖感。弗洛伊德有强烈的依赖感，但他不愿意承认，他压抑了这一方面。依恋母亲使人联想到儿童，这对一个成年男子是令人难堪的。
弗洛伊德的依赖性的突出表现是，他总是避免单独旅行。乘火车旅行，为了确保不误车，他往往要在开车前一个小时就到达车站。弗洛姆认为，这有很深的象征意义。因为旅行意味着“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保护，无依无靠，断绝了根基”。(尚新建译，1986, 第19页)。
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中把男人的恋爱和婚姻看成是恋母情结向其他异性的转移。从他和妻子的关系来分析，他这个观点是有自己的生活基础的。他和妻子的关系表现出他对母亲形象的依赖，而他的男子优势理论和在家庭生活中对妻子的控制所体现的“独立性”则是对这种依恋的反动、克服和补偿：尽管我离不开你，要依赖你，但我比你强，并且能够控制你。
弗洛伊德婚前是一个狂热的恋人。他在热烈的追求和征服过程中充分释放了爱的能量、满足了一个男人的自豪感，一旦得到了所爱的女子，主动的爱和热情便大大减少了。婚姻中的妻子的最重要的职能是母亲的职能。她不仅是孩子们的母亲，也是丈夫的母亲。“她必须无条件地献身于丈夫，关心他的物质财富，永远服从他的需要和愿望，她自己永远是一个一无所求的女人，一个侍奉别人的女人——也即是说，必须是母亲。婚前，弗洛伊德陷入热烈的爱情——因为他必须征服他所选择的姑娘，以证明自己的男人气概。征服一旦由结婚所证实，‘可爱的心上人’就变成了强烈地爱着的母亲，尽可以依赖她的照顾和爱，对她则无须给予主动的、热烈的爱。”(尚新建译，1986, 第26页)。
在这样的关系中，一个在社会上有能力有地位的独立的男子在家庭里要依赖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女子。在弗洛伊德的观念中，男人是强者，女人是弱者。但他这个强者强烈地依赖着一个被他征服了的弱者，这又是他不愿意识到的。……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依赖关系，其中居主导地位的人要依赖那些依赖他的人”(尚新建译，1986, 第56页)。
弗洛伊德对母亲形象的依赖以及对这种依赖感的压抑和否定不仅限于他与妻子和母亲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也体现在他与师友和弟子们这些男人的交往中。这些人可分三种：师长和同事，如布洛依尔(Breuer)；同代人和朋友，如弗利斯(Fliess)；弟子，如荣格、阿德勒。他与这些人的关系的发展有很大的相似性：热烈的友情、完全的信任、深深的依恋、敞开心怀的倾诉，后来变为怀疑和憎恨以致关系破裂。分析弗洛伊德与这些人的友好关系破裂的原因，可以使我们发现他的独特的矛盾人格。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与这些人的友情是建立在“接受性的欲念”之上的，或者说是一种“口腔感受依赖性”。他特别需要有人支持他、安慰他、鼓励他、倾听他的话，甚至供养他。一旦他的这些需要的满足遇到挫折，他就断绝和那个人的关系，憎恨他，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弗洛伊德与这些人关系的破裂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这似乎超出了人之常情，而弗洛伊德最需要的恰恰是忠实的听众和拥护者。也许是他受到的指责太多了，所以他尤其不能容忍朋友的批评。弗洛伊德的这种独特的个性依然是基于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当依赖性得到无意识的满足时，关系是亲密的；当这种满足遇到挫折时，过分敏感的要求独立的自尊心就活跃起来。所以，强烈的独立性恰恰是强烈的依赖性的补偿。
但弗洛姆没有进一步分析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弗洛伊德显然有一种很深的孤独感，因为他的学说常常要面临各种学术的或非学术的指责。弗洛伊德的孤独感是他人格的深层内容。他对亲友的依赖包含着一种消除孤独的愿望，一旦这个愿望不能满足，他就痛苦莫名。但他宁愿忍受孤独，也要固守自己的信念。
如果说弗洛伊德在同母亲、妻子、朋友和弟子们的关系中依赖性更深刻更占优势的话，那么，他同父亲的关系则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独立性。弗洛伊德似乎在很小的时候就把父亲视为对手，他把父亲作为一种权威的象征，通过向这个权威挑战来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弗洛伊德两岁的时候还尿床，正是他的父亲而不是母亲训斥了他。他的反应是“别担心，爸爸，我会到新提辰(Neutitschein)给你买一条新的、漂亮的红床褥的。”(尚新建译，1986, 第64页)。这件事他记得特别牢，也许对他的恋母仇父学说的形成有影响。还有一件事，弗洛伊德7、8岁时，曾故意到他父母的卧室里小便，以示对父亲的挑战。父亲大发雷霆：“这个孩子决不会有什么出息。”这句话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刺激，他时常暗暗发誓要用自己的成功和成就报复父亲：“你睁眼看看吧，我毕竟成了个人物。”其实弗洛伊德的父亲并没有经常批评和贬损自己的儿子，相反，他常常以自己的儿子为自豪。上面所说的那样的事十分少见，却给弗洛伊德以很大的影响。这似乎可以通过分析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来加以理解。弗洛伊德认为，儿子憎恨父亲，因为父亲与他争夺母亲的爱。但弗洛姆说，与依恋母亲的情形一样，用性来解释这种竞争掩盖了真正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希望得到母亲的爱护和赞许，同时希望成为征服世界的英雄，正是这种矛盾才导致了弗洛伊德对父母的态度上的矛盾。父亲是社会权威和传统的代表，一个男人要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价值，首先要敢于向父亲挑战，进而向权威和传统挑战，父子之间的冲突确实很普遍，弗洛伊德首先把它纳入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这种研究又以自我分析为基础。由于不敢正视自我分析的残酷性，弗洛伊德就把它推给了人的自然本性。弗洛姆认为父子之间的冲突是传统父权制社会的特有现象。这种冲突是建立在父亲对儿子的控制以及儿子反叛父亲的愿望之上的。这种冲突在现代商业社会大大减缓了(申荷永译，第36-37页)。由于弗洛伊德因袭了父权制社会的传统偏见，所以他不可能认清这种冲突的本质。
2. 热情与冷漠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冷漠的人，缺乏热情，在日常生活中显得缺乏乐趣，除了散步和旅游没有其他的娱乐方面的爱好。他通常是忧郁的，很少有明朗和热情洋溢的时候。但他对真理、对他的事业及与他事业有密切关系的人却倾注了全部的热情。
让我们先看看他的感情生活。上文已经提到，他对妻子的态度婚前婚后判然有别。婚前，他是一个狂热的恋人，他用很多时间写情书，从定婚到结婚的4年3个月间，给未婚妻写了900多封情书。婚后，他当然依然深爱他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白头到老的，而且没有发现强烈的冲突和不愉快的事情的记载。旅游度假尽管不带妻子，但他几乎每天发电报或寄明信片给她，每隔几天还有一封长信。但在家庭生活中弗洛伊德显然是冷漠的，很少对妻子表示主动的爱和热情。所以，用中国的话说，这种夫妻关系是“相敬如宾”的。弗洛伊德也没有对其婚姻本身表示过不满，可见婚姻与爱情不是同一的，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这种冷漠的原因似乎可以做如下解释。弗洛伊德在与妻子的关系中有一种很深的孤独感，他们之间没有精神世界的广泛深入的交流，妻子对他的人格和事业的肯定是无条件的，也是抽象的。基本上是不过问。他也没有向妻子敞开心灵，他没有努力去启发妻子以求得相互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在他的意识层面，他只要求妻子管理好家庭，照顾好他的生活，但在精神深处，潜藏着对志同道合者的渴求，因为爱的本质就是双方肉体和灵魂的融合。
弗洛伊德的这种孤独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他对女人抱有一种顽固的偏见，认为女人是被阉割的男人，即残缺不全的人，理所当然地处于低等的被动的地位。弗洛伊德是一个敢于向传统观念决裂的人，但在关于妇女的问题上，却因袭了最合传统的看法，即一些父权制社会的传统偏见。由于他没有把妻子看成和自己平等的人，吃饭的时候宁愿随身带一件古玩(一个小雕像)放到饭桌上，摆在他面前，陪伴他吃饭，也不愿多和妻子主动地交谈。
当然不是不想交谈，而是无话可谈。在父权制社会的家庭中，妻子的生活范围被限制在家里，而且主要是操持家务和养育孩子，她的眼界自然很狭小。弗洛伊德既然认为让女人走出家庭象男人一样为生存而斗争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没有人性”，只有让她回到家庭才是“合乎人性”的，他也就没有理由报怨妻子无知或不能理解他等等。
但这种寻求理解的愿望和热情是不可能消失的，它要向其他人身上转移——转移到男人们身上。他在和弗利斯和荣格等的交往中开始总是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关系破裂后又陷入极度的痛苦。
他在与弗利斯等人的友情中，总有一种强烈的倾诉的渴求。他向他们倾诉自己的思想、希望、烦恼……他给弗利斯写到：“在你到来之前，我会一直抑郁忧闷，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我要把我的一切牢骚向你倾吐，你那平稳从容的火焰会点燃我忽隐忽现的火花，使我再一次感觉良好。”(尚新建译，1986,第48页)。这是一种类似于情书的笔调，弗洛伊德象个热恋中的情人，热烈而又敏感多疑，一旦他的热情受到挫折，就有一种强烈的失恋般的痛苦，甚至突然晕厥过去。他在与弗利斯和荣格的关系出现不融洽的时候，曾昏过去几次。他自己解释说他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同性恋般的感觉。这是一种精神同性恋，可以将其看成是他冷漠的爱情生活的一种补偿。
弗洛伊德对日常生活和对妻子的冷漠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日常生活本身的单调、空虚和无聊，加上他没有什么娱乐爱好(这可能与他要节省精力以利于事业的怪想有关，也可能与他的气质有关),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结婚以后，妻子失去了新鲜感，他的男人的征服欲早就满足了，加上由婚姻契约所带来的安全感，这样，爱情就不能得到发展和更新。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和感情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冷漠，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他的事业和理想，为了把有限的生命倾注到最有意义的事情上，即满足自己对真理的热望。与爱因斯坦一样，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同大众区别开来。可笑的芸芸众生奔波忙碌仅仅为了一个胃，他们发泄他们的冲动，而杰出的人则为了更高的目的去升华这些冲动。弗洛伊德的来访者是由妻子接待的，只有来了他感兴趣的人，他才到会客室呆上几分钟。所谓他感兴趣的人，主要是与他的事业有关的人，上面谈到的布洛依尔、弗利斯、荣格等人都曾是他事业上的同人。
感情往往是痛苦的深渊，弗洛伊德特别害怕受到感情上的伤害，所以他总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快乐就是避免不快乐。与妻子深入交流，就会发现差别，因为两个个体不可能完全相融。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意识到差别就会产生孤独和痛苦，又不得不天天与她相处，岂不苦不堪言? 所以不如冷漠。但正如上文已分析的，冷漠也避免不了孤独的痛苦。
感情的痛苦是一种无意义的精力消耗，杰出的人物要节省身心的能量(libido),将它升华为创造性的活动。
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即使性爱也由现实生活转变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他在《释梦》中记载了一个他自己的梦：“我写了一部论述某种植物的专著。书放在我的面前，我正在翻看一页折褶起来的彩色插页。每一幅照片上都装订着一只干瘪的植物标本。”弗洛伊德想起做梦前的那天早晨，他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关于一种植物的新书，他当时想起这种植物的花是他妻子喜爱的，他责备自己很少记得给他妻子带这种花回家。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对自己梦的分析往往不得要领。这个梦的象征意义是，花是爱和幸福的象征，即使是妻子喜欢的花，他也很少记得送给她，他把花压瘪了，放进了标本集，就是说使它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爱成了科学的对象，但生活中的爱却是干枯的。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以压抑人的本能为代价，要为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必须珍惜生命的能量。而作为第一个着重研究性心理的人，必须在道德上无可指责。批判传统的人必须遵守传统。他为了事业，为了满足追求真理的热望，牺牲了现实生活的快乐。
3. 理性主义与权威主义
弗洛伊德虽然潜心研究非理性，但他却是个理性主义者。他以理性研究非理性，使非理性成为理性最后一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就是说，从他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非理性的力量，不再象过去那样盲目地、乐观地信任理性。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身上最显著的，也许也是最强烈的情感力量就是他热望真理、坚信理性。”(尚新建译，1986, 第2页)。理性是唯一的工具或武器，唯有用理性才能理解生活的意义，解决生活的问题。他对理性的这种信念成为他不懈地追求真理的基础。但弗洛伊德人格中又有许多与一般的理性主义科学家相矛盾的东西，他对批评他的理论的人怀着敌意，不允许他的弟子发表不同的看法，他把他的理论看成教义。他发起的精神分析运动带有浓厚的宗教和政治色彩，他需要别人的盲目信仰和崇拜。他自己崇尚理性，却不允许别人运用理性。
弗洛伊德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理性是他的信仰，是方法和手段，也是精神分析的目的——以理性指导本能，指导生活。
弗洛伊德是个犹太人，他继承了希伯莱文化传统的精神，这种精神用另一个伟大的犹太人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爱因斯坦，1979, 第50页),我们发现还有一个伟大的犹太人马克思身上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此外，一个受歧视的少数民族，需要用理性来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并用理性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也是弗洛伊德坚信理性的动力之一。
弗洛伊德对理性的信念显然是由于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用理性衡量一切的精神继续存在于19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特别是那些献身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中间。弗洛伊德在学生时代就深受这种影响。
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奥匈帝国已腐朽不堪。现实社会生活的事实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不一致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怀疑精神或批判精神。特别是当国家的衰落与父亲生意的破产联系起来的时候，更使儿时的弗洛伊德感受到现实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舆论……都不可信赖。对于一个天资非凡的孩子，除了完全相信自己、相信理性、他还能相信什么?
但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并不能机械地单方面地决定一个人的成长。那种认为时代必然造就一个弗洛伊德，如果不出现这个弗洛伊德，必然出现另一个“弗洛伊德”的决定论的历史观是颇值得怀疑的。弗洛伊德身上一些独特的个性因素使他得以建立起一种独具特色和影响深远的理论。
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多少乐趣，而他又是个自尊心和独立性很强的人，这样的人要实现自我，要得到名誉和地位，只有追求一种事业，一种理想。加上他及其敏感和脆弱，易变的社会现实和感情生活促使他强烈地追求确定性，对他的个性而言，这种确定性只能到知识和理性的世界中去寻找。
但弗洛伊德的理性主义并不彻底，这集中表现在他个性中的权威主义倾向。他对批评他的理论的人怀有敌意，哪怕曾是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会因为观点的分歧反目成仇，尽管对方依然表示友好和尊敬，他也决不宽容。只要加入到他的精神分析的队伍中来，就要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观点。理论成了教条。
为了保证他的理论的纯洁性和生命力，他领导了一场带有浓厚的政治和宗教色彩的精神分析运动。精神分析，从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发展成一种关于人的本性的心理学和哲学理论，进而转变成一种运动，由秘密委员会作中心指导，不断地清除异己，并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超级组织，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机构。在这个运动中，领导人成了独裁者和偶像。我们只要看一下下面这些语言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其他科学领域里是十分罕见的。1912年，阿德勒“背叛”弗洛伊德，荣格也有背叛的迹象，琼斯提出组织一小群可靠的精神分析学家作为弗洛伊德周围的近卫队。琼斯等几个忠实弟子成立秘密委员会时，弗洛伊德给琼斯回信说：“如果我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在守卫我的创造成果，那么，生死对我来说就更无所谓了。首先，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和活动必须是严格保密的。”然而，就是这些人之间也互相猜疑，费伦齐曾写信“提醒”弗洛伊德：“你必须始终注意琼斯，切断他的退路。”(尚新建译，1986,第104-105页)。
显然，依赖性和摆脱孤独的愿望又在起作用。这样，一种激进的科学理论变成了僵化的保守的宗教教义，一个理性主义的学者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家。所以，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只是个反叛者而不是个革命者。反叛者反对权威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像一些政治家，掌权前激进，掌权后就保守起来。而革命者则完全摆脱了对权威的依赖，完全抛弃了统治其他人的欲望。
因此，弗洛伊德又背离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倒退到落后的权威主义时代。启蒙、理性、民主是不可分的，是与权威主义对立的。弗洛伊德同意这样的看法：“精神分析的观点不会导致民主平等：应该有一批根据柏拉图的由哲学家进行统治的原则而行动的杰出人物。”(Fromm, 1959/1978, p.85)。人被分为权威和大众，前者富于智慧，后者受情欲驱使，正如要用理性统治情欲一样，要用权威统治大众。弗洛伊德的理论只有在多元文化的民主社会中才能得到承认，在一元文化的专制社会中，它总是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排斥，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都是这么做的。弗洛伊德通过非民主的组织用非民主的方式为他的理论赢得承认，是大可不必的。精神分析在现代学术界所得到的承认与弗洛伊德的这些努力无关。
要理解弗洛伊德人格中理性主义与权威主义的矛盾，就要分析他的社会政治理想。
弗洛伊德孩提时代就十分崇拜汉尼拔这样的军事将领，他对拿破仑、普法战争等等都很感兴趣。上大学前，曾很想学法律。在寻找住所过程中，他一眼就看中了一所房子，并在这所阴暗的、不实用的房子里住了47年，而这房子曾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的住所，弗洛伊德似乎在潜意识中以这位领袖自居。弗洛伊德还以犹太人的伟大领袖摩西自居，这表现在他的著作《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和《摩西与一神教》中。所以弗洛伊德十分热衷于历史和政治，热衷于影响历史和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人物和事件。他深切关心的不是医学，而是哲学、政治和伦理。他曾叹着气说他可能要离开医学，竭尽全力去解决文化和历史问题。他曾准备参加“国际伦理文化共济会”，认为这个组织在国家和教会明显不公平的情形下，可以直接承担起反对它们的权威的责任。弗洛伊德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他的目标是要改造世界，他是“披着治疗学家和科学家外衣的一个伟大的世界改革家”(尚新建译，1986, 第97页)。
那么，弗洛伊德的政治和宗教理想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人道主义。他要按照人道主义的理想改造世界。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使人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以致引起了普遍的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好文明与人性的矛盾，只有充分理解了人的心灵，并建立起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才能解决人类的困境。但弗洛伊德对此是缺乏信心的，他感到人类的悲剧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人要干什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张燕译，1986, 第38页)。但弗洛伊德似乎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命运，他不愿意放弃行动，他不满足于创建一种学说和针对某些个人的治疗，他还领导一场运动，要拯救芸芸众生于水深火热之中，把人们从精神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4. 人道主义者与对战争的矛盾态度
人道主义是同启蒙运动一同兴起的，弗洛伊德同其他理性主义者一样，也是人道主义者。精神分析运动根本改善了心理疾病患者的待遇，这本身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与其他人道主义者不同的是，弗洛伊德又对战争怀有很大的热情。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怀着年轻人般的热情，他先以奥地利人为自豪，然后又以德国人的侵略性为自豪，直到1918年，他还希望德国胜利。4年的时间中，他没有用批评的态度对待过轴心国的战争责任。
弗洛伊德的战争热情与他幼年时崇拜军事领袖和他潜意识中以政治领袖自居以及他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感等因素有关。
一次大战的结果显然给他很大的打击，他开始研究战争的根源。他认为人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前者倾向于爱和建设，后者倾向于侵略和破坏。死本能向外指向他人就发生竞争、侵略、战争；如果受到压抑向内指向自己，就造成自我虐待等心理疾病。这又是一个二难选择，悲剧不可避免。他在30年代初给爱因斯坦写信才明确表示反对战争。这就形成了弗洛姆说的人道主义者与理论家的矛盾:作为人道主义者，他反对战争；作为理论家，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申荷永译，1986, 第144页)。弗洛伊德尽管致力于怎样避免战争的研究，但在弗洛姆看来，这个矛盾在弗洛伊德身上却是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的。
只是精神分析又多了一种功能，它抚慰那些深受战争创伤痛苦的心灵，使一些人可以在充满焦虑和混乱的世界里找到一个避难所。
透过弗洛姆对弗洛伊德人格的主要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我们最真切感受到的是一个痛苦的灵魂。当一个人内心的矛盾冲突不仅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缓解，反而在冲突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并成为他的不幸的命运的主观原因时，我们就说这个人的性格具有悲剧性。显然，这里所说的“悲剧”不同于文学艺术意义上的“悲剧”。前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后者是艺术家的作品；前者是生活本身，后者是生活的反映。但二者之间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这就是由无法解脱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不幸的遭遇。那些无法解脱的矛盾冲突包括：一、性格内部各动力因素间的矛盾冲突；二、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即性格内部的矛盾冲突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解决，人不仅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他的愿望，反而在追求、奋斗的过程中遇到种种挫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把这种人称为悲剧人物，把他的性格称为悲剧性格，而他的一生的遭遇则构成了一种悲剧命运。
弗洛伊德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爱妻子，妻子却不能理解他；他爱学生，最得意的学生却离他而去；他追求独立，却强烈地依赖他人的照顾和肯定；他勇敢地以理性向权威挑战，却固执地把自己确定为新的权威；他反对战争，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热爱生命，却常常和死神会面；他只知道追求真理，却看到那些毫无科学头脑的人歪曲和滥用他的学说；他呕心沥血劳累战斗一生以减轻人们的精神痛苦，他自己的人格却受到怀疑和诋毁；他想减少心理疾病，却眼睁睁地看着社会精神错乱与日俱增。他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击得粉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事业失败了，他的理想破灭了。直到被希特勒赶出他深爱着的维也纳，在异国他乡孤独地死去。“他想给人类指出理性和和谐的希望之地，而他却只能从远处眺望；他知道他永远不能到达那里……他是人类伟大的人物和领路人之一，他必然怀着深深的失望感死去，不过，他的骄傲和尊严绝不会因疾病、失败和失望而受到丝毫削弱。”(尚新建译，1986, 第139页)。
弗洛伊德不仅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而且他的学说从总体上看也是一种关于人的悲剧命运的理论。要充分说明这一点，就要分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在这里，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他的以下基本观点，对于熟悉弗洛伊德的读者，也就不难理解这一看法了。文明的进步以压抑人性为代价，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人的心灵世界好比一个战场，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战斗(实际上是说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尖锐矛盾，自我是一个中间角色);人永远也解决不好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本能之间的矛盾，也解决不好生与死(爱与恨、建设与破坏)之间的冲突；就连亲骨肉之间也不存在纯粹的爱，恋母仇父或恋父仇母，不可调和。他感到人类的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一样，都是一场悲剧。
可见，弗洛伊德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具有二元的矛盾冲突的特征，具有悲剧性。他揭示了矛盾，却不能解决矛盾，他只见冲突不见和谐；他分析了人的两难的现实处境，却不能指出一条满意的解脱之道。
因此，弗洛伊德的性格结构与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并不是说他的思想都可以在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格因素中找到根据，而是说，作为一个探究人的心灵和命运的思想家，他的性格和思想之间有一种总体上的内在联系，即都具有一种“二元冲突的悲剧性”。
弗洛伊德说过，他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可以说，他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的性格，正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他这个人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领导了精神分析运动；而精神分析学说和运动又使弗洛伊德成为他自己——使他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性格和特殊成就的著名人物。精神分析学说是他这个人创立的，这种理论反过来又加强了他的性格特征。性格和学说都是他的生活实践和临床实践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或指导生活实践和临床实践。
弗洛伊德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学说是一种悲剧理论，但他不是叔本华式的否定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者，他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人的悲剧命运的抗争，他通过工作，通过投身于一种科学和文化事业来抗争人的悲剧命运。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251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