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功:英国、美国与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1 次 更新时间:2018-12-25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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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功  

内容提要:在1954年底至1955年初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中,英国政府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积极策划所谓的“神谕”方案,力促美国改变干涉的政策,从中国沿海岛屿地区脱身。但由于英国自身实力有限,并将维护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使其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制约和影响较小。不仅如此,英国领导人还多次宣扬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图谋制造“两个中国”。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正是英国政府奉行的这一错误政策导致中英关系的发展长时间陷入了僵局。此次危机再次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和英美关系的复杂性。

关 键 词:台湾海峡危机  英美关系  中英关系  中美关系  冷战史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进一步插手台湾问题,不断强化对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加紧策划缔结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试图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并以武力相威胁,阻止中国大陆解放台湾。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对于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场“台湾海峡危机”,国内外学界已有较多研究,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成果。但是,绝大多数论著都集中在对美国政策的考察方面,对于英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对英美关系和中英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学界关注相对较少。①西方一些学者对于英国在这次危机中所奉行的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英国完全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甚至采取了反美的立场,使得美英跨大西洋联盟关系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这充分彰显了英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重要性。英国领导人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同时设法缓和美国的东亚政策,而美国为了确保美英同盟的健康发展调整了立场。因此,这是英国对美外交的一大“胜利”。②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危机期间,英国迫使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了妥协。③这些看法过高地估计了英国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本文利用英国和美国政府的相关档案资料,特别是英国外交部的对华档案和美国国务院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试图对这一问题简要论述,以揭示这一时期英国对华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英美关系的复杂性。


一、“神谕”方案的提出


朝鲜战争结束后,英国领导人试图重新发挥大国作用,谋求东亚国际局势的缓和,积极促成了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借此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不愿意看到中美因沿海岛屿而发生冲突。英国政府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支持美国,但对于沿海岛屿则有自己的考虑,不赞成美国为金门和马祖而战,认为这些岛屿距离中国大陆太近,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守住的,而且对于台湾地区的安全来说也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国民党应当从这些沿海岛屿撤军。根据英国外交部和军方的判断,1954年9月中国开始炮击金门并不表明其真的打算解放台湾,但是一旦美国卷入沿海岛屿事务,极有可能引发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④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多次表示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非常担心美国会因此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并称此次危机是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所遇到的“最为困难的情形之一”。⑤他认为,美国最好能接受中国大陆解放金门的事实,或者通过协商把金门和平地转交给中国大陆,以换取其暂不以武力攻打台湾、澎湖的承诺,此举甚至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英国应当尽力从中斡旋,以促成这一结果。⑥英国驻美大使罗杰·梅金斯(Roger Makins)也警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英国民众不会支持因沿海岛屿而引发的一场战争。⑦英国外交部强调,美国是否“协助”国民党守卫沿海岛屿的决定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事关对香港的影响以及英国在远东的总体地位,需要慎重考虑,要求美方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时应事先告知英方,并希望美国能约束住国民党的行动,防止其贸然行事。⑧

美国政府内部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意见不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Nathan Twining)等为首的强硬派称,沿海岛屿对防守台湾地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如果中国大陆控制了金门和马祖,将削弱国民党的士气,在政治上和心理上严重损害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威信和东亚地区的“反共士气”,所以力促美国参与这些岛屿的“防务”,如有必要则动用美国军队,甚至使用核武器。根据美国军方此前拟订的计划,美国的核打击目标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数十个工业和人口中心。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雷德福一再强调,美国协助国民党“守卫”沿海岛屿不会导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打击中国境内的目标也不会把美军陷在那里。⑨

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等人则持不同看法,认为沿海岛屿没有太大的军事价值,美国的介入只能增加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这样就很难向美国民众和盟国解释“为什么美国不想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同中国打仗,却心甘情愿为了这些小岛与其打一场战争”。他们确信,仅仅为了守住那些小岛而同中国打一场“糟糕的”的战争是“十分愚蠢的”,“失去”沿海岛屿并不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构成重大威胁。此外,财政部部长汉弗莱(George Humphrey)、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等持相似观点。⑩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观点更典型地表现出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可怕境地”。他在一份有关台海局势的备忘录中称,如果不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并将其击败,金门就不可能无限期地被守住。但是,金门、大陈等岛屿对于台湾地区的防御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情况下,如果美国派兵“协防”沿海岛屿,毫无疑问会招致美国民众对政府的猛烈抨击,导致国会和国家的分裂,这一行动也不会得到盟国和世界舆论的支持,将严重损害与盟国的关系。(11)他非常担心,“如果定下一个方针,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红色中国作战”,除了蒋介石和李承晚,“全世界都会谴责我们”,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为了摆脱困境,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即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由安理会做出一项维持台湾地区政治和领土现状、实现停火的决议,这样既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又能够让国民党“保住”沿海岛屿。同时,他强调,这一方案需要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不过,杜勒斯的建议遭到美国军方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声称国务院的政策将最终导致美国“失去”台湾地区,并切断目前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防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甚至断言,国务院在台湾海峡奉行的不再是遏制政策,也非维持现状的政策,而是“以牺牲美国的声望和战略地位为代价、显示共产主义胜利的政策”。尽管如此,杜勒斯的建议还是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首肯。(12)

1954年9月17日,艾登与到访的杜勒斯就台海局势进行磋商。杜勒斯首先强调,“失去”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会严重影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并给人以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美国不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他同时也承认,倘若美国使用武力协助国民党军队“守卫”这些沿海岛屿,则有可能引发一场与中国乃至苏联的全面战争。因而,最好是通过安理会来达成“停火”,谋求沿海岛屿的“中立化”。杜勒斯称,“停火”有可能导向具有“意义深远的谈判”,从而结束目前远东局势的动荡,英美之间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由此也可得到弥合。此前,杜勒斯也曾向梅金斯表示,美国的这一方案将开启对中国问题的全面评估,并最终获致远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英国领导人看来,美国此举显然符合英国的利益。艾登强调,如果美国因沿海岛屿问题而卷入一场大的战争,处境将非常不利,建议美国与中国直接进行会谈。对此,杜勒斯以政治上不可行为由予以拒绝。(13)对于杜勒斯提出的方案,艾登认为,由与此事没有直接关系的新西兰提出为好,因为新西兰既是亚太地区国家,同时也是安理会成员。他还提出,联合国讨论该议案时,应邀请中国和苏联代表参加,旨在向其说明局势的严重性,并敦促其与联合国合作。杜勒斯对此表示同意。(14)

不过,英国外交部的不少官员对通过安理会解决台海问题的方案持不同立场。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皮尔逊·狄克逊(Pierson Dixon)认为,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无可争议的”一部分,中国不可能参加安理会的讨论,苏联很可能会对这一提案行使否决权。他非常担心,继这一提案之后,美国会进一步向安理会提出谴责中国并对其实施制裁的要求,届时将使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公之于世,英国的处境会愈发困难。在他看来,这一方案不可能成功,只能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并为英国带来更多的麻烦。(15)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也提醒说,如果英国参与这一计划,将导致中国对其态度变得更为强硬,英中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恶化,主张英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继续奉行“不干涉”的政策。(16)外交部远东事务处官员丹尼斯·艾伦(Denis Allen)主张,既然远东局势尚不能得到全面解决,通过安理会将台湾问题“冻结起来”或许是“唯一办法”,这对于远东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大有裨益的。他非常担心,一旦美国卷入冲突,英国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17)梅金斯、英国驻美公使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等人则确信,如果英国同意与美国一道向安理会提出议案,不仅会弥合双方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而且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有可能因此发生改变,为打破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僵局寻找一条出路。(18)艾登坚持认为,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英国应该尽力帮助其摆脱这一困境,要求内阁支持美国的动议。他希望以该计划为契机,促使美国重新检讨其僵硬的对华政策,进而承认中国,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而缓解东亚的紧张局势。(19)

1954年9月底,美国、英国、新西兰就代号为“神谕”(Oracle)的停火方案达成初步一致,由新西兰为提案国,称中国大陆某些沿海岛屿的局势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呼吁冲突的双方“停火”,要求联合国出面进行斡旋,美国和英国对该提案予以支持。(20)

但在拟定“神谕”方案具体内容时,英美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很快显露出来。1954年10月初,杜勒斯与英国、新西兰代表会谈拟定“神谕”方案具体内容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将联合国的行动严格限定在沿海岛屿谋求“停火”和维持原状,而不涉及台湾地区的“主权归属”或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问题,否则就会公开暴露美英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令人尴尬的分歧”;倘若中国提出此类问题,美英应坚决反对。他同时警告说,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奏效,中国大陆仍坚持以武力夺取台湾地区,中美之间的全面较量将不可避免。(21)对于杜勒斯的主张,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表示疑虑,称这与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中国肯定不会接受这一方案,建议重新考虑。狄克逊提出,如果方案只是为了谋求沿海岛屿“中立化”而采取的一项临时措施,并不涉及从整体上解决远东问题,那么,英国就应该取消这一行动。他非常担心,一旦中国和苏联拒绝了“神谕”提案,美国有可能要求西方国家采取“共同行动”以帮助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这将会彻底暴露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因而,英国应想方设法促使杜勒斯回到最初的设想,只寻求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全面停火”。(22)远东事务处处长克罗(C.T.Crowe)也主张,希望借助“神谕”方案从长远解决远东问题,并建议将此点记录在案。(23)艾登也表示,当初之所以支持美国的建议,是因为将其视为解决更为广泛的问题而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仅在沿海岛屿“停火”显然只是有助于国民党军队“守住”沿海岛屿,无助于实现原定的目标。(24)

尽管英国和新西兰都对美国的方案表示不满,但美国方面态度强硬。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表示,美国将来是否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要根据局势的发展而定,美国决不会事先做出任何承诺。杜勒斯则自食其言,称他从未打算在沿海岛屿局势缓和之后,谋求台湾问题的全面解决以及美国承认中国和允许其进入联合国等问题,否则美国就不会提出“神谕”提案。他同时表示,该提案虽然并非是导向解决远东更广泛问题的第一步,但如果成功的话,可以为日后可能的谈判创造良好的氛围,增加和平解决其他问题的机会;作为对英国和新西兰的让步,美国同意在安理会通过在金门地区达成“停火”之后,三方再就其他问题展开讨论。他强调,鉴于此事非常敏感,美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25)

在此情形下,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建议接受美国的方案,因为倘若美国卷入冲突而英国置身度外,将对双边关系带来“灾难性的结果”。(26)艾登承认,这一方案“包含着严重的危险”,但其他办法“更为令人不安”。他同时向杜勒斯强调,如果中国拒绝了该提案,英国将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若有其他国家在安理会提出全面“停火”问题,英国将予以支持。(27)与此同时,艾登还指示英国驻苏使馆与苏方接触,敦促其劝说中国克制行动,并派员参加联合国的讨论。至少在他看来,“神谕”方案仍然为日后远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希望。(28)


二、英美政策分歧的扩大


为了能够说服国民党接受“神谕”方案,美国国务院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美国不可能为了沿海岛屿去冒险与中国进行一场“范围、烈度和时间都不确定的战争”,“安理会停火方案”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它对台湾地区有利而无弊;它将“或者阻止中共对这些岛屿的军事进攻,或者将中共置于进一步受到世界舆论谴责的地位”;如果苏联代表否决了提案,那将“向全世界进一步证明了其侵略态度和对和平的蔑视”,现在对中国实施的禁运“将获得新的动力和支持”;如果苏联赞同、中国认可,则国民党方面至少可以暂时保全沿海岛屿的现有地位。(29)

但是,蒋介石强烈反对美国的“停火”计划。在他看来,这一提案“无异于抛弃外围岛屿”,对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接受提案将是对国民党军队士气的“毁灭性”打击,最终导致国民党失去台湾地区。蒋介石要求美国运用其影响力,促使新西兰取消拟议中的提案。如果做不到,美国应在提案提交之前或同时宣布,美台正就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进行谈判,而且必须在安理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签订条约,以尽量减少该提案对台湾地区造成的不利影响。(30)

为了换取国民党对“神谕”方案的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该案提出之前先行同国民党缔结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杜勒斯向梅金斯表示,这一条约将进一步加强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强调该条约是属于“防御性”的,并不涉及沿海岛屿,想必不会遭到英国的反对。(31)

美国此举在英国外交部引发争议。梅金斯等人持支持的态度,认为鉴于美国将台湾地区视为其远东防线上至关重要的一环,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控制,美台条约不过是将美台关系现状“正式化”,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主张继续推动“神谕”方案,担心英国的反对可能会失去其影响美国政策走向正确方向的机会。据梅金斯的分析,杜勒斯的意图是美国借助“共同防御条约”正式承担守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义务”;通过“神谕”方案,由联合国负责将沿海岛屿“中立化”,两者相辅相成。他确信,美国的所作所为旨在谋求远东局势的缓和。(32)但大多数英国官员对美国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将使“神谕”提案成功的前景化为泡影。外交部国务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批评说,美国人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过于情绪化,近乎“歇斯底里”。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狄克逊、驻美公使斯科特等人认为,“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必然会推迟美国对中国的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解决,且将破坏“在更大范围内解决远东问题的可能性”,并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提供一个保护伞,这显然与杜勒斯最初向英国提出的设想有很大不同。不仅如此,该条约还将使英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变得更加难以弥合。因而,英国决不能在安理会贸然行事。(33)杜维廉致电外交部强调,中国决不会接受将台湾地区永久分离出去的条约,也不会同意以国民党停止袭击大陆来换取台湾的分离,美国的行为有可能促使其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他再次警告说,如果英国支持“神谕”提案,将使中国认为英国已经支持并参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从而使其对英国“约束美国远东政策的作用彻底失去希望”,这不仅会严重伤害英中关系,还将大大加剧中国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34)

艾登对美国政策的多变深感不安,认为“美台条约”将会极大改变拟议中的停火提案的性质,并进一步加剧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只有美国明确宣布台湾地区不会成为“有特权的庇护所”以及不承担协助国民党“防御”沿海岛屿的“义务”,英国才能支持继续推进“神谕”提案。在他看来,美国根本没有必要签署这样一个条约,因为美国领导人已经公开宣布要“确保台湾的安全”,并且也在该地区部署了第七舰队,此时再提出“神谕”方案看起来更像是为了使沿海岛屿留在国民党手中而玩弄的一个阴谋,是西方为进行冷战所采取的行动,这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不仅如此,倘若英国说服了中国和苏联同意讨论新西兰提案,结果却发现美国与台湾方面已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两国必然会开罪于英国,双方的关系无疑将受到损害。鉴于此,英国需要对整个行动方案进行重新评估。(35)丘吉尔首相对此表示赞成,认为美国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力量,国民党失去金门不会对台湾地区的防御造成影响。英国内阁决定,在获悉有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之前,暂不向联合国提交“神谕”方案。(36)随后,艾登多次就此与美方交涉,要求其明确宣布“美台条约”并不涉及沿海岛屿,并警告说一旦美国因这些沿海岛屿卷入与中国的战争,将对英美关系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37)他同时向内阁建议,除非美国的立场有较大的改变,否则英国不同意在安理会采取行动。英国内阁对此表示同意,认为目前形势下提出“神谕”提案弊大于利。(38)但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仍幻想“神谕”提案不仅可以缓和沿海岛屿地区局势,还有可能导向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39)

杜勒斯不断向英国方面解释说,拟议中的“条约”并不涉及沿海岛屿;没有美国的同意,国民党不得对大陆采取进攻;通过此“条约”美国将会有效地阻止国民党把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用作攻击大陆的基地;如果“美台条约”和“停火”提案都起作用的话,将会为东亚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台湾方面就会将沿海岛屿视为价值不大的“前哨阵地”,可能会减少并最终从这些岛屿撤出部队,从而使西方获得一个分离台湾与大陆的机会,最终导向“两个中国”。他强调,出于军事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因素,目前美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在不动用美军的情况下,让国民党军队继续控制住这些岛屿。他敦促英国就“神谕”提案尽快在联合国采取行动,称沿海岛屿的“中立化”将有助于实现英国稳定远东局势这一目标。(40)

英国的反对并没有阻止美台谈判的步伐。1954年12月2日,美台签署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随后,杜勒斯加紧向英国施加压力,希望在“美台条约”公开之前率先向联合国提交“神谕”提案,以便“约束”中国的行动,但遭到艾登的拒绝。在英国方面看来,目前形势下提出“神谕”方案是不明智的,不可能推进东亚问题的解决,只能激起中国对西方更大的不满,对英国来说没有任何益处。(41)

英国虽然在私下反对美国对台湾和沿海岛屿政策,却在公开场合为其进行辩解,并抛出“两个中国”的错误言论。1954年12月8日,艾登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称,对“美台条约”的“纯属防御性质”表示满意和欢迎,认为这一“条约”将美台关系置于“更加密切协商的基础上”。(42)12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安东尼·纳丁(Anthony Nutting)在纽约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中共对台湾的进攻是对联合国一个成员国的进攻,无疑将要求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而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当然会卷入其中”。此番言论不仅遭到中国的谴责,而且在英国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43)20日,英国外交部称,英国并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确切地位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问题,用现在的方式进行讨论是不适宜的”。1955年1、2月间,艾登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多次表示,台湾和澎湖的主权法律地位“尚未明确”或“最后确定”;虽然《开罗宣言》主张把台湾和澎湖归还中国,但现在有两个实体都自称代表中国,而大国对此看法不一;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如果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将会“危及”和平与安全,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44)丘吉尔甚至认为,《开罗宣言》不过是各方宣示共同目标的“一纸声明”,并无约束力。(45)

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195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批评英国的政策说:最近以来,英国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竭力追随美国侵略集团的危险政策,特别是在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上”,竟支持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鼓励美国强占台湾,这违背了英国政府在许多庄严的国际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并且损害了中英关系,“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中国主要媒体接连发表评论和文章,批评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46)

为了阻止中英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艾登示意杜维廉与中国进行接触,以表明英国对华政策并未发生改变。(47)1955年1月5日,杜维廉与中方会谈,声称英国的政策仍然是旨在谋求缓和远东局势,改善中英关系;“美台条约”目的是要起制约作用,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对蒋介石的保护,并希望中方从实际出发,和平解决问题。周恩来总理当即指出,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48)

为了反击“美台条约”,1955年1月中旬,解放军攻占了一江山岛,并取得了大陈岛地区的制空、制海优势。美国决策者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态度变得更为强硬,认为中国的目标并不仅限于夺取沿海岛屿,而是决意要夺取台湾,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杜勒斯称,“那里的形势远比我想象得严重”,美国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否则就会被人看作“示弱”,从而导致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其影响对于台湾和整个亚洲都将是“灾难性的”。1955年1月20、2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杜勒斯强调,美国必须重新考虑不参与协助国民党防守任何沿海岛屿的政策,在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撤退的同时,应明确表示美国将协助国民党守住防金门和马祖;如果美国的立场仍然模棱两可,那将带来“更大的危险”。他向梅金斯表示,“失去”沿海岛屿势必会影响国民党的士气,进而导致“失去”台湾地区。他甚至声称,如果国民党不能保住“金门这副瘦骨架子”,美国将“从东京到西贡都面临非常严重的形势”。杜勒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听证会上表示,如果中国摆出“威胁”台湾的姿态,美国将准备对其发动海空打击,摧毁其主要港口和机场。他危言耸听地说,美国要想在远东站住脚,就必须准备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否则就只能完全放弃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他警告国会议员,倘若国民党“政权”垮台,美国的沿海岛屿防御圈将遭受严重破坏,届时“我们不得不退守夏威夷甚至是西海岸”。(49)

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赞成。在他看来,杜勒斯的建议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降低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无论如何美国都必须明确划定一道防线。他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美国应当帮助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放弃这些岛屿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即使采取的行动构成了战争行为也在所不惜,他宁愿遭到国会的弹劾,也不想无所作为。他声称已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在为金门的战斗中出现另外一个鸭绿江庇护所的情形”。同时,他希望从国会获得足够的授权,以便必要时能够对中国大陆上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50)

美国政府的强硬立场得到了国会中部分亲蒋议员的支持。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和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敦促政府承担起“守卫”沿海岛屿的责任,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威廉·詹纳(William Jenner)要求帮助国民党“进攻”大陆的“软肋”,亚历山大·威利(Alexander Wiley)更是危言耸听,“我们要么现在就在台湾海峡保卫美国,要么日后在旧金山湾保卫美国”。(51)

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国会紧急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动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台湾地区、澎湖列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区”的安全,惊呼当前形势“对于本国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乃至世界和平都带来了严重危机”。25日和28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409票对3票和85票对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授予美国总统发动战争的广泛权力。(52)随后,美国向台湾海峡调集了大批部队,旨在以强大的海空力量为威慑,阻止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甚至公开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杜勒斯向艾登强调说,如果中国发起进攻,美国难以用常规炮火对付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只有核武器才能奏效。艾森豪威尔致函丘吉尔称,因为拥有核武器,美国在对抗中国方面享有“巨大的优势”。他同时强调,核武器只用来打击中国的军事目标。(53)

美国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态度越来越强硬,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仅仅几个月前,我们还有蒋介石和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支持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地位。现在法国人走了,这就最清楚地表明我们再也经不起把蒋介石丢掉,除非我们都想从地球上的这个区域完全撤出,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声称,西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非共产党国家都在紧张地注视着美国下一步的行动;“我担心如果我们试图迫使做进一步的撤退,这些亚洲国家的人民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最好还是想办法同共产党尽可能达成最有利的协议”。艾森豪威尔甚至认为,围绕沿海岛屿的较量实际上体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生死之战”。杜勒斯也曾向艾登表示,美国人已将沿海岛屿视为一个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柏林危机时将柏林视为一个象征一样。(54)


三、英国的斡旋努力


英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深感忧虑,非常担心美国由于“一时冲动或缺乏远见”而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艾登认为,台海局势极为“危险严峻”和“令人不安”,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一切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强调目前英国政府必须致力于防止“突发事件和继续发生冲突”,并促使美国采取一种英国能够支持的政策。在艾登看来,现在并没有到摊牌的地步,担心一旦美国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苏联势必会卷入其中,从而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他警告美方,仅仅是为了维持国民党的士气就使用核武器来守住那些毫无用处的小岛,这个代价实在太大,要求美国政府应“鼓励并帮助国民党撤离所有沿海岛屿”,并防止台湾方面将沿海岛屿当作向大陆发动进攻的桥头堡。他表示,英国的最终目标是“将台湾、澎湖列岛与沿海岛屿分割开来”,促使国民党军队完全撤离沿海岛屿,因为只要他们还驻守在这些岛屿上,冲突和战争的危险就会继续存在。(55)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处的官员甚至怀疑,国民党为了实现其“反攻大陆”的目标,正处心积虑地想挑起一场美国与中国的战争。梅金斯在与美方会谈时,强调如果美国能再次保证台湾不会成为国民党进攻大陆的基地,鼓励并帮助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走所有军队,那么美国的政策就会得到英国的广泛支持。他再次提醒说,一旦因为沿海岛屿而爆发战争,英国以及那些认为沿海岛屿属于中国的国家不会支持美国,西方联盟届时将发生分裂,所以美国根本不值得在此大动干戈。(56)与此同时,梅金斯向艾登提议,只要美国放弃其“协防”金门的打算,英国就应支持美国的政策,配合其在联合国一道行动,担心如果英国向美国施压过大,结果会适得其反。这一建议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支持。(57)

英国首相丘吉尔致函艾森豪威尔,强调沿海岛屿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大陆,“为蒋介石保住沿海岛屿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在英国是无法为之辩护的”,敦促美国政府将沿海岛屿与台湾问题分开,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并要求美国公开宣布将帮助国民党军队在三个月之内全部撤离沿海岛屿,同时警告中国对撤离行动不要干预。他重申,英国的政策是,沿海岛屿既不能成为中国用来“攻打”台湾的踏脚石,也不能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前哨基地。(58)另外,丘吉尔又认为中国和苏联蓄意制造事端,旨在挑起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不和。他向艾登抱怨说,如果中国和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够因此而分化“自由世界”,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指责中国领导人“在羞辱美国人方面走得实在太远了”,有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没有必要的战争”。(59)

为了阻止中美战争的发生,艾登领导的外交部进行了积极的外交努力,提出了种种行动方案:举行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印度等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解决台湾问题;要求安理会出面对台海局势展开调查,并由苏联、英国和印度提出解决办法;联合国任命一名调停者在中美双方之间进行斡旋;想方设法促成中美之间的直接接触等。艾登指示梅金斯向美方强调,只有美国放弃“协防”沿海岛屿的想法,英国才会在联合国配合其行动,否则,英国原来同意提出“神谕”方案的整个基础就会发生变化,这需要对远东的总体形势进行重新评估。(60)不仅如此,艾登还试图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一道阻止美国的贸然行动。应他的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致函美国国务院强调,英国和澳大利亚民众反对美国在沿海岛屿地区使用武力,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安理会讨论“神谕”提案是非常不利的,希望美国能够敦促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并与英联邦国家通过私下渠道商议避免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的各种办法。(61)

但是,英国领导人并未能说服美国决策者,所做的一切外交努力都是徒然的,美国不仅拒绝参加任何将台湾方面排除在外的会议,而且也反对向国民党施压和促其从沿海岛屿撤军。艾森豪威尔几次致函丘吉尔,为美国的政策辩解。他称由于地理位置不同,英国很难理解美国为何如此关注西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牢固性,强调“失去”沿海岛屿将极大地打击国民党的士气,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势必会严重危及西方国家在东亚的地位,不仅很难保住台湾,东亚其他地区也将相继“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因而,在对抗共产主义强有力的进攻方面,西方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并做好必要时采取行动的准备,“胆怯、软弱将一无所得”。他甚至称,如果西方国家再做出任何让步,其结果要比当年奉行“绥靖”政策更为严重。他特别提醒丘吉尔,美国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国家卷入一场因为香港或马来亚而发生的冲突,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殖民地”对美国来说这毫无意义;但是,倘若真的发生了冲突,美国政府无疑仍会站在英国一边。在艾森豪威尔等人看来,鉴于美国在核力量方面占据优势,苏联现在并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一旦美国与中国交战,苏联将会谨慎地设法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其行动很可能限于向中国提供常规武器,并谴责美国的干涉行动。因而,美国的政策是阻止全面战争爆发的最佳办法。(62)

尽管对美国政府的反应有些担心,但英国并未改变立场。不仅如此,英国内阁的政策得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英联邦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同样反对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认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是非常危险的,将会引起一连串难以预料的后果,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劝说蒋介石从所有沿海岛屿撤军。(63)鉴于此,美国一位专栏评论家批评说,一旦因为沿海岛屿而引发冲突,除了蒋介石外,美国所有的盟友“都认为这将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64)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认为,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世界的反应将是“震惊”;如果使用这些武器来防守沿海岛屿,或是在中国试图全力夺取沿海岛屿之前就使用这些武器摧毁其军事基地,那将对美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65)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的报告同样强调,如果因为沿海岛屿问题而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不仅得不到欧洲盟国的支持,而且将对北约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66)无疑,英国等国的反对是制约美国政府采取极端冒险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艾森豪威尔对此也曾表示,担心任何直接的军事干涉有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67)

在美国国内,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好战态度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特勒(Cutler)警告说,美国的政策将大大增加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国防部长威尔逊坚称,仅仅为了守住这些小岛就与中国发生冲突是“非常愚蠢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等民主党议员纷纷发表讲话,抨击美国政府对沿海岛屿奉行的所谓“战争边缘政策”,同时还提出议案,要求禁止艾森豪威尔动用美军来“协助”国民党守卫沿海岛屿。(68)《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对此进行批评,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重新检讨并改变其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敦促国民党军队从这些岛屿撤退。《新共和》杂志则指责杜勒斯制造了一种将美国的荣誉与威望抵押在两个小岛上的情形,美国“没有盟国、没有联合国的道义支持”,也没有获得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赞成。还有评论表示,为了振作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而走向战争“多少显得有些愚蠢”,“那将是我国历史上最站不住脚的战争理由”。根据《新闻周刊》的民意测验,85%的受访者反对美国政府协助国民党军队“守卫”沿海岛屿。另据白宫的一份统计资料,自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要求授权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武力的咨文后,三天之内白宫收到了有关台海局势的电报和信件561封,其中反对美国干涉、要求维持和平的为375封,占66.8%。就连艾森豪威尔的密友、美国全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欧内斯特·韦尔(Ernest Well)、亚利桑那州银行家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以及过去一向亲蒋的魏德迈(Albert Wedemyer)将军等人也都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批评美国政府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反对美国为此与中国开战。(69)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只得私下向台湾方面做出保证,如果艾森豪威尔确定中国对金门和马祖的进攻是其夺取台湾前奏的话,美国将“协助”国民党军队“防守”这些沿海岛屿,只是目前不能就此做出公开声明。(70)但是,英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直至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时才知晓美国的这一承诺。梅金斯和艾登当时确信,美国已经放弃了“暂时保住”金门及其他沿海岛屿的想法,不会再向国民党方面做出任何公开或私下的承诺,英国应立即向安理会提交“神谕”提案,以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尽最大努力敦促中国和苏联参加安理会的讨论。(71)

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的提案,要求安理会予以干预。艾登认为,在“神谕”提案上与美国合作,有助于促使美国政府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符合英国的利益。(72)丘吉尔对此表示赞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敦促苏联向中国施加影响,使其不仅同意派员参加联合国的有关讨论,而且要克制行为,以免导致全面冲突的发生。(73)英国外交部的不少官员一直错误地估计,为了取得沿海岛屿,并达成一项将台湾“非军事化”、使之不作为用来进攻大陆的基地的国际协议,中国有可能默认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要求。(74)

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新西兰的建议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不能派遣代表参加新西兰建议的讨论。”而且,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安理会有关中国问题的任何决定都是非法的、无效的。(75)28日,当杜维廉转告说英国政府准备在联大安理会上支持新西兰提案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联合国或者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如果英国政府真正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就应该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而不是希望中国让步。他表示,只有在驱逐了国民党政权、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才会派员去联合国讨论美国从台湾海峡地区全部撤军问题。周恩来最后指出,中国不怕战争威胁,如果西方国家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中国只有起来抵抗。杜维廉电告英国外交部称,这是他与周恩来“最为艰难的一次会谈”,在谈话中周恩来“神情严肃,立场坚定”。(76)

1955年2月初,艾登与杜勒斯就台海局势进行了磋商。杜勒斯重申,一旦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将会对其士气造成严重影响,台湾也就很难“保住”。因而,美国政府将协助国民党守卫沿海岛屿。他同时称,如果中国大陆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局势就会大不相同。这使艾登感到,为了阻止中美战争的发生,有必要与中国直接接触,敦促中国私下或公开表示放弃使用武力,这或许为解决目前的危机提供了一条出路。(77)他致函丘吉尔表示,台海局势极为严重,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打算前往香港与周恩来会晤。(78)2月28日,杜维廉向周恩来转达了艾登的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口信:如果中国政府保证不对台湾、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使用武力,英国愿意将此意告诉美国,促成中美接触,并表示愿意就此问题与周恩来会谈。周恩来当即表示,英国是在支持美国的侵略政策。他在给艾登的复函中重申,中国政府对于任何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都是欢迎的,但是,英国所提出的意见不仅不能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会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因而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他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坚持美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是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如果您愿意讨论如何创造这些必要条件的话,我欢迎您来北京晤谈”。(79)丘吉尔、艾登都对这一答复颇感沮丧,认为中国的立场毫无妥协余地,目前双方缺乏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和达成协议的前景。(80)3月初,艾登在英国下院讲话时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在沿海岛屿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态度表示赞赏,同时再次要求中国大陆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完全撤离沿海岛屿和台湾方面不“进攻”中国大陆的保证。他宣称,一旦采取了这些措施,国际社会才会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台湾的“未来地位”等问题。(81)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就安理会是否有必要对新西兰提案进行审议和表决产生怀疑。艾登认为,如果联合国将停火提案强加给中国,只会进一步加剧局势的恶化,促使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对西方毫无益处,而且苏联势必会对这一提案行使否决权,那么英国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并给英美关系带来一连串的严重后果,届时人们的关注点将转移到美国与西方国家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分歧。他表示,亚非会议召开在即,此时最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会疏远印度、缅甸以及其他对中国决策产生影响的国家的行为,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压力要比美英在安理会的行动更为有效,推迟行动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果美国坚持由联合国采取某种行动的话,可以建议安理会要求英国、苏联和印度对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进行调查。(82)但是,杜勒斯执意要求对提案尽快表决,以向世人表明美国、英国和新西兰赞成并力促在沿海岛屿“停火”的立场,强调这不仅可以向中国施加压力,阻止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且还事关联合国和新西兰的声誉。他一方面威胁说,如果英国拒不合作,美国可能会单独要求安理会进行表决。另一方面要求英国继续与苏联和印度磋商,敦促中国接受停火方案。(83)1955年3月底,美国勉强同意暂时推迟就“神谕”方案进行投票。(84)艾森豪威尔在致丘吉尔的信中不无抱怨地表示,在考虑欧洲问题时美英立场总是能够步调一致,但对远东的政策经常“几乎是相互敌对”,再次要求英国能够与美国共同行动,并明确拒绝向国民党施压,促其从沿海岛屿撤军。(85)

正当英美为沿海岛屿问题争执不下之时,1955年4月23日,中国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公开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86)这一声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受到各国舆论的普遍欢迎。5月初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70%的美国民众和绝大多数媒体都支持与中国进行谈判。(87)中国政府的和解立场为英、美摆脱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困境提供了机会。因而,英国外交部积极敦促美国领导人抓住这一时机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缓和台海局势。(88)随后,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转达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89)7月13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Con O'Neil)奉命向周恩来宣读了美国政府信函的全文,并表示英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建议是“极其有用的”,希望中国接受这一建议,这将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间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90)15日,中方通过英方答复美国,同意举行大使级会谈。台海局势随之逐渐趋于缓和。

丘吉尔第二次执政后,力图重振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缓和东西方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英国积极参与,试图说服美国改变政策,从沿海岛屿脱身,并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但事与愿违,英国的政策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英美关系和中英关系都变得颇为紧张。这一事件再次揭示出英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英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

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英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承认了中国。日内瓦会议之后,两国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在谋求推进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艾登一直比较积极。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英国与美国存在矛盾和分歧,反对美国在这一地区大动干戈,采取极端冒险的行动陷入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中。英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中美开战,英国将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支持美国,势必将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关系,并使英国与印度等支持中国的国家的关系变得复杂,而且还将影响到其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地位;倘若置之度外,英美关系的走势则难以预料。危机期间,英国领导人的基本政策就是尽一切努力促使美国从沿海岛屿脱身,防止其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进而谋求东亚问题的政治解决。

然而,二战后,英国的实力大为削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已大不如以前,再加上丘吉尔政府将维护和加强美英特殊关系列为英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绝不可能为了改善对华关系而有损与美国的关系。英美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所出现的摩擦都是以不危及双方关系为前提的。艾登曾明确表示,如果因为台湾问题而造成英美之间的友谊出现严重裂痕,这将是一个“悲剧”,英国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绝不能中了中国的“圈套”。(91)英国决策者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美国政府的约束和影响是有限的。

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英国在此次危机中奉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行动,但其所起的作用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至关重要,甚至将这一个案视为英国奉行独立外交的“典范”和“胜利”。实际上,除了与美国合作策划“神谕”提案,英国手中并没有可以用来影响美国政策的有效工具。英国不仅未能阻止美国与台湾方面签订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也没有能够促使美国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迫其从沿海岛屿撤军,更无力说服美国从这一地区脱身。相反,面对美国的强硬立场,英国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做出妥协。可以说,英国的政策目标大都未能实现。美国之所以没有公开承诺“协助”国民党防御沿海岛屿,并避免与中国在此兵戎相见,绝非仅仅是因为英国的反对,更重要的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的考虑。在美国领导人看来,采取“模糊战略”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美国更为有利,并保持了今后行动的自由。况且,美国向台湾方面秘密做出的“协防”保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被蒙在鼓里。直至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时,英国才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有限性以及与美国关系的脆弱性。

不仅如此,在危机的后期,特别是中国拒绝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和英国的调停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对美国的政策越来越表现出理解和认同,而对中国的不满和敌意不断加深。1955年6月,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处提出一份报告,认为远东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其核心是“我们面对着一个扩张的、富有侵略性的中国”,而且“其野心仍未实现”。这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9号系列文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如出一辙。因而,英国决策者认为,从长远来说,台湾地区的“独立”最符合英国的利益。但是,英国政府不敢公开说明这一点,担心这会造成与中国关系的破裂,从而危及其在东亚的利益。同时,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不断提醒艾登,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擅长于“以夷制夷”,旨在利用一切机会在英美之间制造分裂,故此“我们必须与美国团结一致”。一向亲美的外交部远东事务处处长克罗(C.T.Crowe)甚至说,如果西方国家现在允许中国夺取了沿海岛屿,其结果将如同30年代的“绥靖”政策。(92)

英国虽然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反对美国对沿海岛屿的军事干涉政策,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并没有本质区别。英国主张美国从沿海岛屿脱身,意在以台湾海峡划线,但并不反对美国加强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英国领导人还多次公然宣扬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试图制造“两个中国”,阻挠中国的国家统一。当时英国政府的这一错误政策是导致日内瓦会议之后很长时间内中英关系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①国内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可参见杨芳芳:《英国与第一次台海危机》,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②戴维·沃特里:《战争边缘外交:冷战岁月中的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艾登》(David Watry,Diplomacy at the Brink:Eisenhower,Churchill and Eden in the Cold War),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丹尼尔·威廉森:《迥异的议程:丘吉尔、艾森豪威尔与英美关系,1953-1955》(Daniel Williamson,Separate Agendas:Churchill,Eisenhower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53-1955),莱克星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8页。

③耿志:《英国政府参与解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政策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

④《英国国防部报告,“金门对台湾防御的军事重要性”》("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Quemoy to the Defence of Formosa"),1954年9月1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58(后文注释中的Foreign Office简称FO);《英国内阁会议记录》("Cabinet Meeting"),1954年9月17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7。

⑤《英国议会辩论摘录:远东2》("Extract from Parliamentary Debate,‘Far East,2'"),1955年1月2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7。

⑥《艾伦备忘录》("Allen Minute"),1955年9月17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58;《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4年9月17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7。

⑦《梅金斯致外交部》("Makins to the Foreign Office"),1954年9月1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1。

⑧《英国外交部备忘录》("Foreign Office Minute"),1954年9月1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1。

⑨《雷德福致威尔逊,“沿海岛屿”》("Radford to Wilson,‘Offshore Islands'"),1954年9月11日,《雷德福文件,1953-1957》(Radford File,1953-1957),“第6盒,091中国”(Box 6,091 China),美国国家档案馆。

⑩《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14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85年版,第583—595页;奥普·索曼《双刃剑:核外交与不对等的冲突》(Appu Soman,Double-edged Sword: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普雷格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11)《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611—612页。

(12)《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619—623、818—819页;《雷德福文件,1953-1957》,“第7盒,091中国,RG218”(Box 7,091 China,RG 218),美国国家档案馆。

(13)《会议记录》("Records of Meeting"),1954年9月17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1;《梅金斯致外交部》,1954年9月1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1。

(14)《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653—655、676页;《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4年9月21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7。

(15)《狄克逊致外交部》("Dixon to FO"),1954年9月23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1。

(16)《杜维廉致外交部》("Trevelyan to FO"),1954年9月26、28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1。

(17)《艾伦备忘录》,1954年9月18日,10月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 71/110231、FO371/110232。

(18)《梅金斯致外交部》,1954年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2。

(19)《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4年9月21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7。

(20)《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663—664页。

(21)《会议记录》,1954年10月4日,英国外交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2;《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701—702页。

(22)《狄克逊致外交部》,1954年9月30日、10月1日,10月8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1、FO371/110233。

(23)《克罗备忘录》("Crowe Minute"),1954年10月8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4。

(24)《外交部致梅金斯》("FO to Makins"),1954年10月8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2;《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710—712页。

(25)《梅金斯致外交部》,1954年10月8、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3;《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716—718页。

(26)《艾伦备忘录》,1954年10月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3。

(27)《外交部致梅金斯》,1954年10月10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3;《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4年10月1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7。

(28)《外交部致英国驻莫斯科使馆》("FO to Moscow"),1954年10月12日;《外交部致杜维廉》("FO to Trevelyan"),1954年10月12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3。

(29)《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721—723页。

(30)《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74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7—349页。

(31)《梅金斯致外交部》,1954年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4。

(32)《梅金斯致外交部》,1954年10月1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4;《梅金斯致外交部》,1954年10月18、19日,《艾伦备忘录》,1954年10月1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5。

(33)《狄克逊致外交部》,1954年10月15、17日,11月2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4、FO371/110238;《梅金斯致外交部》,1955年10月1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4。

(34)《杜维廉致外交部》,1954年10月2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6。

(35)《外交部致梅金斯》,1954年10月15日、11月2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4、FO371/110238。

(36)《丘吉尔备忘录》("Churchill Minute"),1954年10月10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4;《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4年10月15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7。

(37)《外交部致梅金斯》,1954年11月20、2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8。

(38)《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4年11月29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9/72。

(39)《克罗备忘录》,1954年11月13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8。

(40)《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第14卷,第771—775页;《艾登致外交部》("Eden to FO"),1954年10月2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5;《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4年10月2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7。

(41)《艾伦备忘录》,1955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42。

(42)《英国议会辩论记录》("HC Debate"),1954年12月8日,第535卷,英国议会档案。

(43)罗伯特·博德曼:《英国与中国,1949-1974》(Robert Boardman,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4),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116—117页;《杜维廉致外交部》,1954年12月15、1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42。

(44)《英国议会辩论记录》,1955年2月1日,第536卷,英国议会档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6页。

(45)J.P.詹恩:《世界政治中的中国:1949-1975年的中英关系研究》(J.P.Jain,China in World Politics:A Study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1949-1975),马丁·罗伯逊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85页。

(46)《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7日、1955年1月29日;《杜维廉致外交部》,1954年12月21、24、28日,1955年1月30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42、FO371/110243、FO371/115028。

(47)《外交部致杜维廉》,1954年12月21、31日,12月24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61。

(48)《杜维廉致外交部》,1955年1月5、6、7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49)《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记录,1955年》(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Historical Series)第7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78年版,第73页;《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86年版,第80页。

(50)《梅金斯致外交部》,1955年1月1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3;《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62、89—96页。

(51)翟强:《龙、狮子与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Zhai Qiang,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马修·琼斯:《广岛之后:美国、种族与核武器在亚洲的使用,1945-1965》(Matthew Jones,After Hiroshima:The United States,Rac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Asia,1945-1965),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

(52)《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162—163页。

(53)索曼:《双刃剑:核外交与不对等的冲突》,第134、138—139页;《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88—89页。有关这一时期美国核威胁的研究,可参见H.W.布兰戴斯:《考验大规模报复战略:信誉与台湾海峡危机管理》(H.W.Brands,"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Credi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1988年春季号,第124—151页;张少书:《朋友与敌人:美国、中国和苏联,1948-1972》(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29、131—133页。

(54)皮特·G.博伊尔编:《丘吉尔—艾森豪威尔通信集,1953-1955》(Peter G.Boyle,The Churchill-Eisenhower Correspondence,1953-1955),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198页;戴维·沃特里:《战争边缘外交:冷战岁月中的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艾登》,第86页。

(55)《外交部致梅金斯》,1955年1月20日,《梅金斯致外交部》,1955年1月2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3、FO371/115024;《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5年1月20、27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8。

(56)《梅金斯致外交部》,1955年1月29日,《外交部致梅金斯》,1955年2月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9;《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196—197、244—247页。

(57)理查德·维维尔:《外交、罗杰·梅金斯与英美关系》(Richard Wevill,Diplomacy,Roger Makin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阿什盖特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22页;《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5年2月17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9/73。

(58)《丘吉尔致艾森豪威尔》("Churchill to Eisenhower"),1955年1月2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9;《丘吉尔致艾森豪威尔》,1955年2月15日,《丘吉尔档案》(Churchill Archive),档案编号:CHUR6/3A-C;皮特·G.博伊尔编:《丘吉尔—艾森豪威尔通信集,1953-1955》,第192—195页。

(59)戴维·沃特里:《战争边缘外交:冷战岁月中的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艾登》,第84页。

(60)《外交部致梅金斯》,1955年1月20、2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3。

(61)《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212—213页;戴维·李:《澳大利亚与英美在沿海岛屿危机问题上的分歧,1954-1955》(David Lee,"Australia and Anglo-American Disagreement over the Quemoy-Matsu Crisis,1954-55),《英帝国与联邦历史杂志》(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1995年第1期,第111页。

(62)《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128—129、259—261页;皮特·G.博伊尔编:《丘吉尔—艾森豪威尔通信集,1953-1955》,第186—188、190—192页。

(63)维克多,考夫曼:《面对共产主义:美英对华政策》(Victor Kaufman,Confronting Communism:U.S.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密苏里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格雷格·多纳吉:《加拿大外交与1954-1955年沿海岛屿危机》(Greg Donaghy,"Canadian Diplomacy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1954-1955"),《国际问题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2013年第2期,第250页;《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5年2月9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8。

(6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著,陆英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罗伯特·阿克奈里:《危机与承诺:1950-1955年的美国对台政策》(Robert Accinelli,Crisis and Commitment: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1950-1955),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65)《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379页。

(66)《富勒:台海危机与我们的欧洲盟友》(Fuller,"The Formosa Crisis and Our European Allies"),1955年3月10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文件》(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1955年,97箱,RG59”(1955,Box97,RG59),美国国家档案馆。

(67)沃伦·I.科恩、入江昭:《大国在东亚,1953-1960》(Warren I.Cohen and Akira Iriye,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1953-196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68)罗伯特·阿克奈里:《艾森豪威尔、国会与1954-1955年沿海岛屿危机》(Robert Accinelli,"Eisenhower,Congress,and the 1954-1955 Offshore Island Crisis"),《总统研究季刊》(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1990年第2期,第339—340页。

(69)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217页;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南希·塔克:《中国威胁:20世纪50年代的记忆、神话与现实》(Nancy Tucker,The China Threat:Memories,Myth 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70)《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100、182—183页。

(71)《梅金斯致艾登》("Makins to Eden"),1955年1月2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3;《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5年1月24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8。

(72)《艾登致梅金斯》("Eden to Makins"),1955年1月22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4。

(73)《丘吉尔致艾登》("Churchill to Eden"),1955年1月2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9;罗伯特·博德曼:《英国与中国,1949-1974》,第124页。

(74)《梅金斯致外交部》,1954年11月1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0238。

(7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第2198—2200页。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44—445页;《杜维廉致外交部》,1955年1月28、2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28。

(77)《艾登致外交部》,1955年2月2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39。

(78)《艾登致丘吉尔》("Eden to Churchill"),1955年2月2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39。

(79)《杜维廉致外交部》,1955年2月22日、3月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54页。

(80)《英国内阁会议记录》,1955年3月2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CAB128/28;《艾登致外交部》,1955年3月2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41。

(81)《英国议会辩论集》,1955年3月8日,第538卷,英国议会档案;《英国议会辩论摘录》,1955年3月8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45。

(82)《外交部致梅金斯》,1955年3月12、25和28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42、FO371/115043。

(83)《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404—405页;斯科特·考夫曼:《神谕行动:美国、英国、新西兰与1954-1955年沿海岛屿危机》(Scott Kaufman,"Operation Oracle: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New Zealand,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4-55"),《英帝国与联邦历史杂志》2004年第3期,第119—120页。

(84)《梅金斯致外交部》,1955年3月2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43。

(85)《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第2卷,第418—422页;皮特·G.博伊尔编:《丘吉尔—艾森豪威尔通信集,1953-1955》,第203—206页。

(8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87)罗伯特·阿克奈里:《艾森豪威尔、国会与1954-1955年沿海岛屿危机》,第342页。

(88)《外交部致梅金斯》,1955年4月27日,《外交部致杜维廉》,1955年4月27日,《梅金斯致外交部》,1955年5月4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48、FO371/115049。

(89)《外交部致欧念儒》("FO to O'Neill"),1955年7月12日,《外交部致梅金斯》,1955年7月12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08。

(90)《外交部致欧念儒》,1955年7月12日,《欧念儒致外交部》,1955年7月13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08。

(91)迈克尔·多克里尔、约翰·杨格:《英国外交政策,1945-1956》(Michael Dockrill and John Young,British Foreign Policy,1945-56),圣马丁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92)《艾伦备忘录》,1955年7月7日,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编号:FO371/115054;迈克尔·多克里尔、约翰·杨格:《英国外交政策,1945-1956》,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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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世界历史》 2018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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