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鹏:“模式研究”转换与发展社会学的学科更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5 次 更新时间:2018-12-02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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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曾极盛一时的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便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地表达了对这一分支学科的不满,诸如研究模式宏大、缺少经验性、以欧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为前提预设,导致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等。而从功能研究的角度看,作为以发展为对象的学科,无论是事前预测还是事后解释,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激烈的批评均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认为无论是模式研究本身,还是依托于模式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框架,都因其理论体系过于宏大而缺少聚焦,难以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象给出深刻的解说,从而使学科陷入整体无力的状态。但吊诡的是,几乎在发展社会学走向衰微的同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性的流失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实社会的剧变实际上已向发展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如何改善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和理论界说,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和需求,切实推进发展社会学获得新的发展,便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


一、“模式研究”的内涵及其危机


如前所述,发展社会学早在二战后诞生之初,便是以“模式研究”为其主题和旨趣的。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者看来,发展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当年辉煌的研究业绩和社会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由“模式研究”而释放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的确,在发展社会学的早期,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随后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现代化理论”等,都试图将其理论分析建立在具体的模式研究的经验基础之上,在其发展理论构架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系列具体的经验模式作为支撑。由此,我们可以说,发展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以发展模式研究为核心内涵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正是那些颇具影响力的具体的发展模式,推动了发展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并走向繁盛。

(一)模式研究的蕴涵

所谓模式,一般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发展社会学研究中的“模式”主要是指通过经验研究及理论化的提炼和抽象概括,形成一种具有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经验模式。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在《发展社会学》一书中,即围绕着“依附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模式”和“替代发展模式”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述,①为模式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也提出了经济模式的概念,注重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认为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②进而引导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形成了发展模式研究的高潮。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中,模式研究之所以居于如此重要的核心地位,主要是因为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表现在:(1)模式研究的历史性和理论性。发展社会学理论派系所研究和揭示的具体模式,虽然各具特色,但其共性却在于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发展积淀起来的典型,都有一个起源、形成、发展及走向衰落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发展模式都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承载和经验性。发展社会学繁盛期所形成的“东亚模式”、“拉美模式”都是如此。但与历史学视角下的发展模式研究不同,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其重点关注的主要不是模式和经验的历史叙述,而是通过模式的研究和分析,进而提炼出一种重要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这使得模式研究具有一种极其典型的理论分析取向。这种理论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模式的基本评价和判断。如基于发展主义,其所肯定的发展模式一定是“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③而基于新发展主义,其所推崇的发展模式必定是“力主第三世界各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④

(2)模式研究的导向性和可复制性。在发展社会学学科的形成期,主要强调学科在揭示社会发展趋向问题上的认识和预测功能。既然社会科学承诺以科学实证的方式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那么,作为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社会学所提炼概括出的发展模式理应具有可复制、可证伪和非主观性。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学界普遍认为,“发展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发展与现代化的学科。发展社会学是一门分支社会学,也是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⑤作为社会学学科体系中重要的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不是简单地描述发展现象和过程,而是对纷繁复杂的发展现象做出模式化概括。既然发展现象已被置诸发展模式的高度,其模式自然应该具有可复制性。何况就模式的本意而言,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较低级的状态向较高级的状态转化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等。”⑥迄今为止的模式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其可复制性为前提条件展开的。而模式的复制推广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此种模式体现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3)发展模式的批判性。既然发展社会学将“未发展”、“欠发展”、“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作为其学科追求最为重要的核心目标,就自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排除一切不利于发展的障碍因素,从而集中地体现出发展社会学学科的反思批判性。发展社会学学科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一般是通过“人的现代化”、国民性批判和比较现代化两大研究专题加以展开的。在“人的现代化”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英格尔斯和麦可勒兰德等学者,他们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⑦如果一般国民尚处于传统状态,不具备现代人的品格,此社会便难以实现现代化。以上述理论为支点而衍生出的对“后”发展国家国民性持续而激烈的反思批判,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其对发展中国家所展开的批判极为尖锐,且带有整体性。而在比较现代化研究的领域中,虽然也存在着布莱克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现状持理解态度的现代化道路多元论者,但多数研究者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研究取向,往往持一种以“西方”批判“东方”的基本理路。

(二)模式研究的危机

不容忽视的是,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早在学科起源发轫期便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愈加凸显,对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于是,模式研究开始被质疑,有的学者为了反对那种发展模式的盲目照搬,甚至主张用“发展类型”概念取代“发展模式”。⑧因为从字面上看,模式本身具有可移植、可复制的涵义。与“发展模式”概念逐渐走向低迷不同,“全球化”等概念却空前活跃,大有取前者而代之之势。具体而言,模式研究走向“被冻结”状态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社会学主导下模式研究理论预设的偏颇。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从一开始便主要是依据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传统—现代”两分法的分析框架基础之上的。纵观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演进史,我们可以窥见一条清晰且连贯的理论谱系和分析线索。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等,都是此类发展观的经典表述。应该承认,上述理论对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发展趋向作出了比较清晰的概括,但如果将这种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法”绝对化,则必然面临挑战,因为一般说来,历史上真实的社会发展演进往往呈现出由过渡性和混合性所构成的一种“重叠性”,“在过去的200年历史中,传统与现代化,这两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是简单分离和简单对立的,可以说,到处都有某种程度的重叠性,到处都有一种不平衡的平衡,尽管重叠点与平衡点总是在不断向前移动的。”⑨此外,这种基于两分法所做出的诸多理论判断,实际上并不是建立在非西方国家经验基础之上的。牛津大学研究员基恩·格里芬曾指出:“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大部分是由在西方工业国家生活和受教育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事实上,有些经济学家撰写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著作时根本没有去过那里,还有一些人虽然可能访问过一个不发达国家,可是从他们的写作来看,好像他们只看了那里的首都,或许再加上几个大城市。而且,几乎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对于他们据以制定理论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史,知之甚少。”⑩

2.发展社会学研究主题错位的危机。在二战后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发展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而著称的。如在亚当·库珀等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即对“发展”词条作如下介绍:“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组,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人们所说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这类学科包括经济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学科也渐渐地加入进来。”(11)既然如此,我们在界定发展学科分工时,就应充分考虑到各发展分支学科要努力分守其特定领域,而不能简单地趋同化。以东亚发展研究为例,迄今关于东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其学术话语始终具有强烈的“经济取向”,其所关注的“社会发展”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即以“经济发展”替代和覆盖了全方位的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的狭义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已被置于边缘地位,很少被提及。如果说在战后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东亚各国在回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过程中,为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改变经济落后局面、实现自己的“赶超式发展”而采取“发展主义”的发展方略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新发展主义”渐成社会主体发展思潮的背景下,我们的东亚社会发展研究亦应随之实现历史性转变,即在关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同时,也重视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发展模式研究所面临的实质上是一种主题错位的危机。

3.发展社会学素来推崇的模式研究,主要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展开的,其目的在于揭示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的发展。此种发展单元选择虽然在发展社会学的发轫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其问题在于,此种选择单位忽略了现代社会发展复杂的层级性,使得发展社会学研究偏重于从一个宏观的战略高度加以展开,在缺少具体的地域发展和个体行动者参与的前提下,必然缺少经验性,从而走向空泛。此外,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研究,着重强调国家的作用,但对政府以外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强调不够,对于国家以下的“地方”及“个体行动者”更是鞭长莫及,故此种类型的模式研究更为重视发展模式的一般特征及其运行规律研究,忽略了复杂的地方性、地域性及个体行动者等影响制约条件。

4.发展模式及其理论承载的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浓厚。众所周知,战后发展社会学勃兴之际,正是以美国和苏联为主体的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时期,其对峙的社会意识形态极其浓厚。为了争取两大阵营间的“中间地带”的加盟,两大阵营竞相开出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示范。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模式”界定自然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作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我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到20世纪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12)上述特别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模式研究的学术性,也直接降低了其影响力。

总之,缺少经验事实作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带有虚幻性,难以支撑发展社会学所做出的任何承诺和解释,导致学科陷入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此外,发展社会学研究主题同经济学等传统社会科学的重叠导致学科边界的模糊,“使本来已经确定的东西变得不确定,使本来已经清晰的东西变得混乱,而且使本来显得协调的概念内部产生了矛盾。导致发展这一概念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神话的、贫乏的。”(13)


二、模式研究的转换与升级


如前所述,发展社会学走向鼎盛之际,也正是“模式研究”登峰造极之时。在这一意义上,模式研究成就了发展社会学的“霸业”,同时也是其现今陷入危机的直接原因。因为这种“霸业”赖以建立的学科基础及应用功能都具有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1)发展社会学依据早发现代化国家经验建构起的发展模式是凝固的,缺乏转换和应变性;(2)这种以宏大理论包装起来的精致的发展模式,因其与所移植国家“本土社会”缺少本土契合性,并不具备可复制性;(3)步入21世纪以来,这种模式赖以建立的经验事实及其所面临的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使得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由此,这种植根于宏观分析的模式研究必然面临重大的改革和转换。但值得指出的是,模式研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模式创造”的终结,而是标志着模式研究应该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以新的形态加以展开。

在发现旧有发展模式研究局限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发展模式研究不能仅仅注意模式运行的一般规律,更应关注模式的经验性,建立起与其所在本土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这一意义上,新时期的模式研究与其说是模式建构,还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模式多元类型划分基础之上的“模式层级研究”。这种新的模式研究不再是一种凝固单一的模式,而是一种多元模式层级体系。主要包括:(1)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2)以地域为单元的中观发展模式;(3)以“个体行动者”为单元的微观发展模式。如前所述,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是发展社会学最为主要的研究范式,故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对后两种模式加以展开。

(一)以“行动者”的微观视角补发展社会学宏观模式之不足

对发展社会学宏大的发展模式研究率先提出质疑和修正的是“行动者”微观视角。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Norman Long)基于长期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思考,出版《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一书,提出“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其核心观点有三:(1)所谓“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采用的主要是一种从微观入手的研究范式,强调从行动单元进行分析,以研究和解释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运用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察社会构建和重构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社会设置或场所是如何与更宽泛的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生互锁的,同时,还促使我们反思一些重要概念,如“结构”、“微观—宏观”等。(2)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解释“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概念以及方法论框架,而不是提供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框架。(14)(3)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其目的不是发现一般或普遍的规律、过程或趋势,而是理解普通人(如农民、工人、企业家、官员以及其他人)是如何积极地形塑发展干预的过程和结果的。(15)毫无疑问,虽然“行动者”微观视角不可能替代宏观、中观发展模式和经验的过程,但却是修正发展社会学宏大模式局限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如在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视域下,我们会更多地发现以国家为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普通人在其中的角色扮演却被忽略了。而从“个体行动者”的微观视角进入,则会发现个体普通人是如何进入这一发展过程,收获如何,最终如何形成对发展的自我体验、认识和评价的。具体而言,学术界多在“参与式发展”研究问题上应用这一发展社会学的微观视角,“强调社会变迁中各个角色之间的互动,以此引申出社会角色在发展进程中的平等参与。”(16)

(二)中观视角:地域发展模式的展开

与以个体行动者的微观模式和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的研究不同,以地域社会为载体的发展模式研究,是一种典型的中观视角,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宏大叙事的缺陷,同时又弥补了个体行动者视角过于狭隘的短板,为发展模式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中观路径。事实上,在发展社会学研究起步的阶段,一些研究者也曾关注过发展现象中的“区域模式”或“地域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研究。上述研究对开启“中观视角”的发展模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多关注经济发展,而忽略了模式的社会蕴涵,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研究主题。因此,发展社会学的“地域发展模式”研究应重点从“地域社会”变迁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1.在建构地域发展理论及模式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对“地方”、“地域”等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辨析。一般说来,学术研究中“地方”、“地域”概念往往可以表述相同的空间意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用。但如果我们认真辨析两个概念的内涵及所处的具体情境,就会发现,“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下是与“中央”相对称的概念,二者之间带有明显的权力从属支配关系。而“地域”概念在很多场合则是带有功能的、政策性意味的空间。从学术上看,地域概念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加以认识和阐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域成为不断被生产出来的具有不同功能的空间,使得社会发展表现出异常复杂的特点。

2.关注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地域社会样态变化的基本规律。在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的初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之下,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二元模式下展开的。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是步入20世纪晚期,一些超乎城市、农村之上的地域问题开始成为主导。于是,那种传统的“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也开始遇到空前的挑战。很多学者明确地意识到“在城市和乡村的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规定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城市无处不在,即使在物质性上并非如此,至少是社会现实。因此,城市社会学并非纯城市现象的社会学。”(17)在这一意义上,复杂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已经要求建立一种超乎“农村—城市”模式之外的新的地域社会研究范式。

依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其所形成的地域空间也有所差异。如近年来,学界往往以地域社会为核心概念,关注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循着“过疏化—过密化”的地域社会变迁路径展开研究。对过疏化乡土地域社会的研究发现,乡村地域社会过疏化现象的发生,“既源于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人口的吸纳,同时也是农民强烈的脱离乡村、面向城市的观念作用下主动选择的结果。乡村人口的流失,导致村落共同体内部自生公共性、以政府为载体的‘公助系统’同时发生危机,村落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也走向式微。由乡村过疏化而带来的地域社会衰落为我们展示出一种特殊的社会衰落类型,提出了过疏地域社会何以可能的话题。”(18)而通过对都市“过密社会”的研究,我们也看到: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过密社会”已成为现代人一种实际的生存形态。过密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空间重组”,是人类在工业文明、现代性背景下的“空间生产”。(19)可见,这种“过疏化社会”和“过密化社会”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常态社会,而是一种新的地域社会样态。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必须与上述特殊的社会样态相联系。

3.从模式研究理念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地域发展模式研究摒弃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基于西方中心论而形成的“刺激—反应论”和“传统—现代论”等研究范式,改变了发展模式的研究路向。地域发展模式研究主张在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变迁时,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土社会的内部因素,而不是仅仅关注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冲击,提出“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20)故要想真正地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改变那种旧有的总体性研究范式,“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21)这种以地域社会为单元的研究范式,增强了模式研究的经验性和空间可把握性。


三、“模式层级研究”与发展社会学学科形态的更新


通过上述的研究考察,我们在这里似乎可以为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发展建议,其核心主张可以表述为:通过由“发展模式”向“发展模式层级体系”的转变,使得发展社会学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获得更为坚实的支撑。

(一)发展模式研究经验性的增强

就发展模式完整意义上的经验性而言,除了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之外,还应对个体行动者对发展的体验和经验、地域社会发展的经验,努力加以提炼概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成长发轫期的发展社会学主要将目光投向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的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与发展中的个体行动者几乎毫无关联。这与发展主义背景下“整体发展观”的理论预设直接相关联。在这种理论看来,只要整体获得了发展,其内部的个体就会自然受益。对个体行动者的忽略,导致所有的发展很容易变得与现实无关联,从而沦为一种幻象式的发展。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实质上应该建立在每位个体真实体验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是新发展主义思潮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为此,我们在评估发展的过程中,有理由发出追问:“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如何?”(2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这种偏离了真实的历史和“行动主体”的发展提出批判,因为在这些先验的理论导引下发展的进程业已偏离了真实的社会世界。

与个体行动者对发展的体验和经验相比,地域社会的经验性虽然有些宏大,但其在对发展模式的经验性和实证性承载的问题上却是真实的,因为基于地域经验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和地方性。20世纪60年代,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就提出“所谓地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将城市、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的‘相互关联’的地域。地域社会学便是以研究揭示这一‘相互关联地域’的结构与功能的学科,其主旨为合理配置相互关联地域的人口、产业和文化,尝试推进地域的再组织化。”(23)故地域社会学的特殊性在于通过经验研究,“在被限定的地域范围内,把握地域发生的诸现象、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对社会结构变动的总体性把握。”(24)总之,通过对微观个体行动者、中观地域社会以及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体系的研究,可以提高发展模式研究的经验性,建立起发展社会学与本土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联。

(二)发展模式层级研究对发展社会学“两分法”的破解

如前所述,在发展模式以往的研究中最受人诟病的便是其所推崇的所谓传统—现代“两分法”,据此而生成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基于欧美社会发展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其经验支持和理论体系均具有明显的偏执性,从理论上看,其所推崇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只不过是传统—现代“两分法”的注解而已,缺少充分的说服力。而在发展社会学初期发展过程中那种宏大叙事式的模式研究恰恰为这种研究取向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而以“模式层级研究”为推进路径,则可对发展社会学传统的“两分法”给予一定程度上的破解。因为从“行动者”微观视角来审视那些普通的个体是如何积极地介入发展过程,影响和制约发展结果的事实,既可修正发展社会学的宏观模式,又可联结起宏观模式、中观模式和微观行动者之间的有机关联。而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地域往往是承载着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复杂空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化,这种积淀于漫长历史进程之中的文化、社会元素必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发展模式层级体系构建与发展社会学研究主题的回归

如前所述,发展社会学初期的发展模式研究,因其模式建构的体系过于宏大,缺乏具体的经验支撑,直接导致学科研究主题的偏离。

德国学者H.比舍尔曾对发展理论的谱系作过如下概括,认为“传统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二元结构理论、原因理论、改造理论、克服发达障碍理论等四种。新的发展理论则主要有依附理论、满足基本需求理论、国际关系结构理论和数学模型理论等。几十年来,西方发展社会学的各种理论流派在一系列重要概念、理论和方法论、认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不休,至今并无统一的学说,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指明道路。”(25)可见,理论偏执的直接后果是发展研究主题的迷失。在发展社会学的名义下,各种研究流派主要热衷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指标的发展,而忽略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发展社会学所应紧紧抓住的核心主题。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社会快速发展变迁的进程直接导致城乡社会关系的失衡及社会解组等极具挑战意义问题的产生。在现实的研究中,如何既要研究发展的起源及进程,又要关注发展的后果,成为发展研究中难以破解的迷局。虽然发展社会学正经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严重困难,但我们深信,通过相互关联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模式的模式层级体系构建,辅之以历史比较等方法,会对发展模式研究给予最大程度的激活,以实现发展社会学真正意义上的“新发展”。

注释:

①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②《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③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④周穗明:《西方新发展主义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⑤吴忠民、刘祖云主编:《发展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⑥庞元正、丁冬红编:《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⑦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

⑧俞新天:《机会与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条件比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⑨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⑩肖枫:《西方发展学和拉美的发展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5—16页。

(11)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89页。

(12)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Ⅳ页。

(13)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闫素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8页。

(14)叶敬忠、李春艳:《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15)李春艳:《遭遇地方:行动者视角的发展干预回应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

(16)李小云主编:《普通发展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17)伊夫·格拉夫梅耶尔:《城市社会学》,徐伟民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8)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19)田毅鹏:《“过密社会”的来临及其挑战——以日本东京为例》,《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

(20)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8页。

(21)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65页。

(22)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第1页。

(23)関清秀:《国土画における地域定の方法——地域社学会的研法のみ》,《北海道大学文学部要》1963年第11期。

(24)久留島陽三、目瀬守男:《現代地域開発:地域特性·個性の研》,東京:明文書,1987年,第9頁。

(25)刘佐、章俗:《发展社会学教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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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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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 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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