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法治专业化”的陷阱——《马背上的法庭》与法治群众路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8-11-24 02: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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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斌  

   摘要:电影《马背上的法庭》展现了一个多元秩序并存的中国基层法治语境。以此为样本,本文针对影片所反映的、以剧中人物“阿洛”为代表的国家法中心主义“精英法治观”进行批判,秉持传统政法践行的中国法治群众路线,通过“审执合一”的派出法庭模式深入群众,完成了以“同意”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文章进而指出,群众路线与精英法治观两种法治理念的根本冲突是后者以知识与欲望来否定前者所尊重与理解的真实社会礼俗,丧失了基层法治建设所需要的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从而揭示了当前中国基层法治建设偏离群众路线的现象。

  

   与《秋菊打官司》等改编自小说的法律电影不同,《马背上的法庭》基于真实的法律新闻改编,采用了纪实的创作手法。该影片的创意来自《人民法院报》有关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法官的图片报道。电影的每个案件都经过精心设计,以展现中国当代基层法治的真实逻辑与矛盾。在西南少数民族山区中,法官老冯、阿洛与杨阿姨组成巡回法庭,穿梭于鸡头、鸡肚与鸡尾三寨,解决村民诉讼与纠纷。导演在每个寨子中安排了两个案件 (见表) 。作为国家法官的老冯,随着大山的深入也越来越“无能”处理这些案件,最终以阿洛的私奔、杨阿姨的退岗、老冯的丧命而终结。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影片内含的冲突与张力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基层法治建设的缩影。

  

   多元秩序中的“国家法中心主义”

  

   法官老冯面对的西南民族地区并非是一片同质化的地域。在这片土地上,喇嘛庙门、祖宗祠堂、彝族瓦房与国徽法袍一同构成了多元秩序并存的世界。除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制度之外,影片中的三个村寨同时存在着传统习俗与长者权威。老冯此次入山的任务是处理法院已经受理的三个计划案件。在这些案件中,不仅有国家法律在维持着村寨秩序,其他规范也在与法院展开着竞争。这种竞争现象特别体现在影片中的三个突发案件中。

   鸡头寨是进入这片大山的第一座村寨。这里,除了老冯为人所熟知的国家法官之外,还有一些喇嘛教的宗教信仰和罐罐山的传统习俗。按照普米族的习俗,家家都将先人的骨灰放在罐罐中,置于山坡上。罐罐所代表的宗族传统成为了鸡头寨的重要秩序。鸡头寨的突发案件就在于张龙家放养的猪拱了李二家的罐罐。

   按照原有的工作计划,派出法庭是来处理鸡头寨中的妯娌纠纷案。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伙村民扛着一头活猪冲进了露天法庭,“猪子拱了人家的祖坟是个大事情”。换言之,当村民们带着活猪冲撞法庭时也意味传统习俗与国家法律正面冲撞。年轻法官阿洛以罐罐山习俗属于封建迷信为由拒绝受理猪拱罐罐案,差点酿成张李两个家族的械斗。最终,老冯以调解的方式平息了纠纷,以法官的身份代替张龙家的长者将赔偿的猪牵至李二家。至于李二要求的“法事”诉求只能变通地由喇嘛们解决。可以说,猪拱罐罐案并非由法律规范解决。

   故事的中段,马背上的法庭来到了摩梭人的鸡肚寨。摩梭人不仅在社会生活上保持着母系特征,在政治秩序上也依循女性家长所组成的宗族统治。影片中,这个宗族大家庭履行着一个小型文明社会的各项职能,包括政治、经济、婚姻、宗教与安全。传统的“走婚”、“占卜”习俗仍然得以保留与实践。

   按照计划,老冯在此处是来处理熟人借贷案。但是,由于阿洛的疏忽,一行人进山的交通工具——马匹——以及国徽被窃。突发的失窃案将国家法律拉入宗族秩序面前。当老冯在村寨里进行“偷国徽是犯法”的普法宣传无果后,一行人只能求助摩梭人长者“阿妈”。最终,被丢弃的国徽在沼泽中发现,至于窃贼,阿妈仍以私自惩罚为由拒绝交由公安依法惩处,否定了国家法律的刑事处罚权。换言之,鸡肚寨的秩序已经形成了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冲突,甚至,国家权威的运行需要依赖杨阿姨这位纳西族摩梭人的民族干部代理,才能与摩梭的地方权威进行沟通与交易。

   影片的结尾停止于彝族人的鸡尾寨。老冯尊重与理解鸡尾寨的彝族规矩,并由此得以融入族群。但是,当年轻法官阿洛带着未婚妻——鸡尾寨的彝族姑娘——私奔时,其所代表的“法院的人”破坏了彝族的规矩。当阿洛宣称“我们是合法的夫妻,我们没有半点错”来论证“私奔”的合法性时,他实际上是用国家法律与彝族规矩争夺正当性。结果,彝族人“不打官司了,再也不打官司了……他们不承认法院了,不承认这个国徽了”。显然,在老冯看来,国家的正式法律在这场秩序正当性争夺战中彻底失败了。

   纵观影片,随着老冯不断深入大山,国家的力量也越来越弱。鸡头寨的猪拱罐罐案以“非法”的方式提交了立案申请,恰恰代表其对国家正式法律的信赖,相信“马背上的法庭”能够给予公道。尽管最后的“法事”诉求只能通过喇嘛庙来满足,但可以说,在此,其他秩序只是国家法律的补充。长者的权威与国家的权威“势均力敌”,国徽马匹盗窃案成为了两种秩序的代理人之间的商谈与妥协。与宗族秩序一样,国家法律显得更加具象化、人格化。但是,鸡尾寨的彝族社会中,两种“规矩”甚至演变为一场承认政治,随时陷入互不交往的“敌我状态”。

   作为区域发展多样化的大国,电影表达出来的秩序多元的状态不仅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于中国广大的基层社会中。如果以广义的规范性的行为方式来定义法的话,那么,我们感受到的秩序的多元状态本就是社会的真实状态——法律多元。法律多元要求我们秉持一种审慎,甚至以略带保守主义气息的态度来面对法治与社会的关系。多元秩序是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生活的体现,代表了人民的需求。鸡头寨的罐罐代表的祖先生活、长者“阿妈”的宗族生活、彝族人的传统生活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的具体生活场景。如果说,真正的法治建设在人民的心中,那么,基层法治建设不仅仅是人的改造,还是对人民的具体生活的探求、融入与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以年轻法官阿洛为代表的“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法律观常常遮蔽了秩序多元的实际状态,以西方的现代法律优越性的价值观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刀切”的改革。老冯与阿洛之间的新与旧、父子矛盾冲突所表达的,正是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转型中所面临的国家法中心主义与法律多元主义之间张力的缩影。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影片当中,从矛盾之中探析中国基层法治在现代化转型中所丢失的源头。

  

   法治的群众路线

  

   老冯作为法官“最讲道理”,在群众中开庭审判,深入群众,明辨一个泡菜坛子背后的妯娌之争的实质,了解罐罐山背后的祖先传统,尊重摩梭人的长者权威,有限地批评彝族村长的“霸权主义民主”作风但又能同情地理解彝族婚姻制度——群众路线的高效治理就在于“案结事了”。此外,作为民族干部培养的杨阿姨也体现了基层法治建设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司法改革与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法治的实践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逐步发生了断裂。首先,法官职业化的推进一方面塑造了司法知识的专业化形象,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国家法律与群众生活相脱离,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与基层群众的组织关系也面临着断裂。如上一轮法院司法改革主张加强法官职业化,忽视传统的司法调解作用,不可避免地重普法启蒙,轻群众需求。精英与大众、知识与习惯、审判与调解的区别使得法治精英和基层群众之间在精神上日益分离,这一倾向更是导致大规模的派出法庭撤并,从物理层面割裂了基层法官与群众的联系。从2000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对繁多的派出法庭进行撤并,城郊乡镇的派出法庭合并至市区一级。这股机构精简浪潮的宗旨之一就是进一步推动职业化的审判模式,改变以往像老冯这样“不规范”的派出法庭工作方式。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到2004年,城区派出法庭全部撤回,全国派出法庭撤并近半数。[1]

   其次,新一轮司法改革强调法院的独立性,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的人财物统一管理,逐步与行政机关脱离。这样一来,失去组织渠道的基层法院甚至无法完成基本的司法功能。不仅案件当事人无法准确送达公告,而且在城乡结合地区无法确定当事人财产,判决的案件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最后,审执分离的司法改革理念从基层法院内部阻隔了与基层群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这种阻隔并非只是由司法与行政机构的分离改革导致的,而是由司法内部的职能分立导致的。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在中国逐步推进。基层法院也基本完成了审判与执行由不同法官履行的改革目标。审执分离改革解决了司法效率与监督制衡的问题,但忽视了案件执行在司法运作中的意义。“案结事了”这一司法目标的本质是执行的完结。在审判“案结”之后才能做到“事了”的关键是执行环节法官与每个具体群众的互动。审执分离改革实际上阻断了群众信息对司法体制的反馈。审判法官与执行法官分立为两种类型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在法官员额改革之际,还有观点称执行人员不应入额为执行法官,或者干脆将执行权从法院体系中剥离出来。[2]来自基层社会的信息阻隔的典型表现是审判法官无法知晓具体的社会事实与群众诉求,只能局限于立案文档裁剪之后的法律事实。近几年来,特别是面对基层个案的司法裁量,司法判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脱离与此不无相关。

   在当前顶层设计缺失的情况下,各地的“擦边球”实践在一定程度完成了基层治理目标。但是,就法院本身提供的“定分止争”的公共产品而言,却丧失了更新迭代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将基层社会的信息收集汇总至决策层并实时反馈,从而保持了基层治理的灵活性与契合性。但近年来,基层法院阻隔了群众信息的反馈。基层法治的群众路线缺失不仅阻碍了基层司法的功能的正常发挥,无法实现“案结事了”,而且阻碍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整合。

   案件的执行不仅仅具有“实现正义”的司法意涵,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马背上的法庭》中各类案件的实质正是执行问题。基于“案结事了”司法治理策略,派出法庭从来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仅在各管辖地域循环审判,而是以“审执合一”方式扎根基层。审判有时高高在上,而执行必须深入群众。而且,从影片的叙事结构来看 (见第129页表) ,老冯的司法经验并非是权利分配的审判,而是权利实现的执行。妯娌案、借贷案、离婚案所共同组成的计划内案件之所以难办,不在于审判上的法律知识疑难,而在于法律的执行与实施。换言之,派出法庭的真正任务是巡回执行,解决“执行难”问题。

   从执行视角重新理解老冯的基层司法实践,我们明白了老冯的法治为什么扎根于真实的人民群众生活。“法律并不总是有效的,因为法律存在于具体真实的社会之中”。[3]法律要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有效执行,不能只是依赖自身的法律机构,而需要动用不受法律支配的其他资源。有时,法律的实施只是片段而已,尽管是最为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片段。在一个长久和多样的社会过程中,诸多机制相互运作之下,社会才能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正是立法与社会的信息沟通机制,有效的信息流通是保障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合一的前提条件。相对而言,在审执分离体系下成长起来的阿洛,一方面精于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却切断与真实社会的信息沟通。

  

   “同意”的政治社会

  

法律执行的本质是群众达成普遍同意的过程,与基层的群众路线密不可分。老冯的司法经验更多的是一种群众路线的政治艺术。在执行过程中,村民与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着治理权的妥协与同意;规矩、法律在道理的相互妥协中理解对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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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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