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友:人格权立法的历史演进及其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0 次 更新时间:2018-10-26 07: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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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友  

  

   摘要:人格权制度相对于民法典的其他制度出现较晚,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民法典是以财产权为中心而建构的。法国的人格权立法出现尤晚,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宽泛的措辞,侵权法对人格权提供了比较周延的保护;当代法国的人格权以第9条私生活受保护为中心而构建。德国人格权保护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宪法保护体系,联邦基本法和宪法法院成为人格权保护的坚实基石;法院判例发展出的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发展的母体。瑞士人格权制度的特色是债法典与民法典的二元格局,民法典规定了人格权作为绝对权的效果,而债法典则规定了侵权责任的效果。魁北克民法典中人格权的立法是对魁北克人权宪章的具体化,二者之间的和谐一致关系确保民法典对宪法基本权利赋予有效保护。从总体上看,人格权立法存在如下趋势:人格权保护具有明显的宪法维度;法官和司法判例在人格权保护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格权立法仍然存在不断强化的趋势 ;身体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在当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一般人格权制度有其独特的制度语境,不宜简单照搬。

  

   人格权得到民法的承认,是民事权利体系的重大发展。瑞士著名学者、曾主持瑞士民 法典人格权部分修订工作的Pierre Tercier 教授曾这样形容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差异:“人格 (personnalité)”首先关注的人的“存在(Être)”,而“财产(Patrimoine)”关注的则是人的 “所有(Avoir)”。与其他民事权利制度一样,人格权制度也经历了历史的演进与发展。

   从历史渊源来看,人格权保护的制度发端于罗马法。在罗马法时代,并不存在现代的人格权概 念,罗马法所保护的人格要素限于(自由人的)生命和身体、尊严。罗马法后期,形成阿奎利亚法之诉与侵辱之诉并存的二元格局。在阿奎利亚法之诉(Actio legis Aquiliae) 中,只能针对具有市场价值的财产的损害给予赔偿,而自由人的身体是不可能以金钱来衡量其价值,因此,无法对身体伤害给予赔偿。但这一原则也有例外,根据学说汇纂的记载,一位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学徒的眼睛由于其师傅的原因而变瞎,学徒的家父(paterfamilias)通过阿奎利亚诉讼主张赔偿,因为医疗费是有市场价格的,因而可以获得赔偿;此外,家父还主张:其子由于残疾,在未来数年里将无法工作,因此影响家庭收入,而家庭因此而减少的误工收入也是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来计算出来的;法官最后支持这位家父的主张。为此,乌尔比安有一段论述,后来在中世纪产生重要影响:阿奎利亚法之诉对自由人的确具有意义,不过他不能直接提起诉讼,因为任何人不能被认为是其身体的所有者。从上述内容出发,中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们认为,阿奎利亚法之诉阿奎利亚法之诉中,受害人可以就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来主张赔偿。1215年,博洛尼亚的法学家Roffredus Benventanus在其著述中,将收入减少的损失扩张至受害人死亡后其近亲属遭受损失的情形。事实上,乌尔比安还曾提出过类似于“余生推算法”的方法来计算赔偿。但这一方法后来遭到中世纪神学家们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方法并不公平,死者本应获得的收入并不应该偿付给其继承人;只有在近亲属与死者之间存在经济依赖关系的时候,亲属才可主张因受害人死亡而遭受的收入损失。譬如,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对于致人死亡或者伤 残的案件,法官只应考虑侵权的具体环境和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据此,中世纪的自然法学家们认为,并非是死者的继承人有权获得赔偿,而是那些其生活因受害人死亡受到威胁的人才有这样的权利。

   罗马法时代还存在所谓侵辱之诉(actioinjuriarum),“iniuria”一词本来指任何类型的不法行为,包括攻击、殴打;侵辱之诉主要用来报复侵权人对自由人身体的侵害行为(尤其是杀人、侮 辱、殴打等行为)。侵辱之诉采取罚金的形式,以“阿斯(ass)”为单位计量。侵辱之诉仍然具有很强的同态复仇的报复性(retaliatory)目的,带有惩罚性的刑罚色彩(例如,对于持械进行暴力抢劫侵害他人人身者,罚金为所抢劫金额的四倍),而且并不要求损害要件,侵辱的主观意图也经常被法官推定;而阿奎利亚之诉则是明显的补偿性(compensatory)特征。与以市价为基础的阿 奎利亚法赔偿责任不同,侵辱之诉的赔偿是由受害人和法官根据侵辱事实共同作出的评估。在阿 奎利亚法中,受侵害的是个人的动产和奴隶; 但在侵辱之诉中,受侵害的对象不仅是个人的身体、名誉、尊严,而且包括城邦共同体的一般道德要求。对于人本身的“私犯”,不能仅仅使用填补财产损 失的方式来解决,其所遵循的法律路径是以补救和惩罚为双重目的来规定法律后果;与此相反,对于 物的“私犯”,其遵循的路径是纯粹以填补损失为目的来规定法律后果。用斯奇巴尼教授的话说:对于人的尊严的侵犯,不是一种“需要赔偿的损害”,而是“应该使得被侵犯的人重新得到满意”。阿奎利亚法之诉与侵辱之诉并存的二元格局,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人格权法体系。

  

一  法国的人格权立法

  

   就法国而言,在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诞生之时,囿于时代的局限,法国民法典显然谈不上对人格权的重视与保护。法国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所有权为核心而构建,这种所有权中心不仅体 现于上述第544条“以最绝对的方式”的措辞,而且还体现于整个民法典的体例架构上的“所有权中心主义”:合同仅被视为实现所有权的手段,因为正是通过买卖、租赁、完完全全赠与等合同方式,所有权人才得以实现使用、收益所有物的目的;故此,在法国民法典中合同与继承等制度都被视为是“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第三编),服务于所有权的取得和流转;尽管该编的许多内容(例如婚姻财产制度)其实与所有权的取得没有太大关系,但是通过将改编命名为“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民法典的起草者传递出强烈的象征意义:新的社会将立足于个人所有权而构建:“对于民法典而言,个人所有权是社会组织的基石。所有的财产权(物权、债权)以及其取得与丧失的方式(继承、合同等)都 要根据所有权来加以研究和规定”!另外,在物权体系内部,受到17-18世纪英国(洛克)、荷兰 (格劳秀斯)和德国(普芬道夫)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波蒂埃在18世纪后期提出所有权“权能分离”的思想。由此,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543条首次在近代民法上规定他物权制度,以分割所有权的具体权 能为手段,使得所有权的经济价值能得到更好的实现;显然,这里所体现的仍然是所有权中心主义的立 法逻辑。正因为如此,Bonnecase曾讥讽民法典其实是“财产法典(Le Code des biens)”。

   不过,法国民法典著名的第1382条的宽泛措辞,为法院对人格权进行保护提供广阔的舞台。由此,在1858年的Rachel案中,一名著名演员临终时的肖像被媒体所刊载;法院认为,未经其家属的同意,对他人临终状态肖像的复制和刊载,损害近亲属对死者最为亲密和尊重的感受;近亲属享有阻止复制和刊载死者肖像的绝对性权利。这是法国法第一次承认肖像权。到19世纪后期,法国法学家普遍承认肖像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这并非基于所有权规则,或者基于文学艺术作品的有关规则,而是基于每一个人的人格应当得到尊重的权利。另外,姓名权也逐渐被得到承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的很长时间内,姓名被视为是一项财产而非人格要素。另外,刑法规范也开始保护人格权,1868年5月11日的新闻法规定,期刊杂志非法刊载他人隐私,可判处500法郎罚金。这一法案后来被美国学者Warren和Brandeis在其著名论文“论隐私权”中被认为是法国法 对隐私权的正式承认。这一法案其实比较短命(为后来的1881年法律所废除),不过仍然促使 法院做出一些制裁侵害隐私的判决。法国法院仍然是通过援用侵权法规则来予以保护,并非明确承 认其为一项独立的主观权利。不过,就通信秘密,法院则以判决承认其是一项绝对性权利。到20世 纪初,法院将其与人格保护相关联,并以此作为保护隐私权的起点。另外,法国法院也开始承 认在著作权中存在精神权利,与作者的人格存在内在联系;这也是今天所说的著作人格权。另外, 就对名誉的保护而言,法国法院显然是受到了罗马法侵辱之诉的影响。就对名誉的保护而言,在很长时间内,法国法对名誉的保护一直主要由刑法来承担。除了刑法所规定的侮辱诽谤罪之外,1881年新闻自由法也规定对诽谤行为的制裁。根据该法,对名誉权的侵害主要是公开或非公开的诽谤 (diffamation);被告可援引的抗辩事由有:真相例外、媒体出于善意、三个月短期时效等。在19 世纪末期,法国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人格权问题;然而,有趣的是,率先关注人格权这一领域的是一些法哲学学者,而非是实定法学者。

   由于民法典第1382条是典型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法官可以依据该条文,广泛地对未经授权而使用他人姓名或肖像的侵权行为进行制裁,而毋需明确这些权利的性质为何。恰如由比较法学 者所指出的,显而易见,“法国通过侵权法对人格利益进行了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保护,这反而限制了人格权理论在法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譬如说德国的情形相反”。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法国法上系统的人格权理论出现于20世纪初,晚于邻国的德国和瑞士。法国民法上对人格权 的研究,始于1909年Perreau在《民法季刊》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论人格权(Des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他指出,人格权是一个新型的权利范畴,性质属于非财产性权利,其客体并非外在于人的事物。该文并提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的区分;他指出,这些权利具有绝对性对抗效力,不可转让、不受时效限制、不能继承。针对人格权这一新的权利类型是否属于主观权利,1939年,Nerson发表了其博士论文“论非财产性权利(Les droits extrapatrimoniaux)”。他指 出:人格权的主体是人,所保护的客体并非是人而是人格利益(bien de la personnalité)。他否认人格权是主观权利,认为人格权仅仅赋予主体以诉权;不能认为一个人具有对生命的权利、对身体完整的权利、对名誉或荣誉的权利等等。在损害发生之前,受到民法典第1382条保护的受害者完全没有什么“抽象的”权利;其权利仅仅在损害发生之后才出现。Nerson的上述观点得到其老师Roubier教授的赞同。Roubier在1963年出版的“主观权利与法律情势”一书中指出,所谓的人格权缺乏主观权利通常所具有的外观。因此,完全不存在对注入肖像、名誉等人格要素进行占有支配的问 题;这些要素根本不能成为占有支配的对象。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人格权在性质上属于主观权利。1952年,比利时学者Dabin在“论主观权利”一书中给人格权进行定义:人格权的客体是组成人 格的各要素,包括多个层面:物质性和精神性的,个人和社会的维度。赞成派学者认为,从主观 权利的范式来看,人格权完全符合主观权利的构成,因此,应当承认人格权的主观权利属性。

就立法层面的进展而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二战结束后,法国政府即着手开始修订法国民法典,并成立了“民法典改革委员会”;委员会随后陆续出版了其研究成果和草案。委员会在1950- 1951年出版了第六卷报告,主要内容有权利滥用、人格权、姓名、住址、亲子关系、特留财产等。 其中,人格权草案一章一共包含了18节;草案的很多规定具有创新性。例如,第164节规定,人格权 不得转让;限制他人人格权行使的协议,如果违法或者违反公序良俗,则无效。第165节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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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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