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力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

——纪念对外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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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在全面深化改革呈胶着状态、难啃的硬骨头很多之际,若能顺势借力打力,将开放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内部动力,则我国又将增添新的战略机遇。


开放与改革是孪生兄弟,“以开放促改革”是4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变成了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开放历程大致走过了四轮,每一轮对外开放都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加快了我国现代化步伐,大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让中国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与世界融合在一起。


(一)1978—1992年,以试点为特征的开放突破期,实现了对长期封闭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突围”。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如果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率先拉开改革序幕,那么深入突破固有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则来源于沿海对外开放的“破局”。通过创办经济特区、经技术开发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试点开放,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和经验。

1979年广东向中央提出给予更大自主权、允许参照外国和“四小龙”成功经验,搞出口贸易合作区。但反对者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强烈反对者一直不少,就连“经济特区”这个概念也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对“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名称有争议,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初定名为“出口特区”;反对者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广东领导人反映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邓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一名称。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较大的政策倾斜。尽管开放始终伴随着“丧权辱国”、“搞租界”、“卖国贼”、“复辟资本主义”等强烈反对声,但一批先行者敢于担当,冒着巨大风险,做好“让人火烧赵家楼”的悲壮准备,国门还是毅然决然地打开了。一位开发区高管说:“在跟外资打交道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第一是办事要讲效率,第二是要讲法治。没有这些经验的累积,建立自信,我们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入世,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当时为建一个合资酒店要惊动17位高层领导人,1979年3个月内就出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其速度堪称奇迹,既刺激了法制意识的增强,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的开放决心。这些特区、开发区、开放城市等的设立和运行,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体制的重重束缚,以开放促改革取得重大成效,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


(二)1992—2001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引领的开放扩大期,促进了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根本性改革。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面临西方联合制裁;苏东剧变,更是给社会主义带来巨大考验。是重回封闭,还是继续开放,成为重大的战略方向问题,备受海内外瞩目。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打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开启了第二轮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和开放两大进程汇成历史洪流,不仅破解了西方的围堵,也让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将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联系起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运用我国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的总要求。对外开放的地域继续向纵深推进,1992年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了重庆、武汉、九江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和三峡库区;随后几年又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和11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市县。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至广大西部地区。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从经济特区(点)、沿海开放城市(线)、沿海经济开放区(带)、所有内陆地区(面)的全面开放,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区域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利用外资曾高达全球1/3,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并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积累了体制、观念、人才和物质基础。


(三)2001—2012年,以制度性开放为特征的开放深化期,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2001年我国加入WTO,不仅大大降低了对外开放的交易成本,而且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如果说,加入WTO之前的开放是一种“选择性开放”,那么之后的开放就是“接轨性开放”。这一时期,伴随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民营经济迅速发展,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住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周期。

这一重大开放举措对改革的巨大推动,集中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修订上,仅中央部门就清理修订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全面推进了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2004 年4 月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明确将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删除了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加入WTO 还倒逼了传统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挂牌上市。WTO两年一次的政策审议,更是增强了国内的规则观念、信用意识,推动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据当事双方回忆,当时入世签约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是中央决心很大、临机果敢,一线同志敏锐性强、汇报及时,不惜背负“卖国”骂名,恐怕就错过去了,不知还要等多少年;什么外贸外汇工业世界第一,恐怕还是想象。


(四)2012年至今,以“一带一路”及高水平开放为特征的开放引领期,增添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基本立足点,以“一带一路”为顶层设计,以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为战略举措,以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合作愿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再上一个新台阶。经过40年的开放积累,我国逐步从学习运用走向规则引领、从利益分享走向责任担当、从顺应大势走向主动塑造、从自身开放走向引领世界开放、从世界边缘迈向舞台中央,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博鳌及联合国、G20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的宣示,主动扛起了自由贸易、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旗,深孚世界所望,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是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前所未有地走近国际舞台中央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在更加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开放举措特别是博鳌四条措施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出台,使对外开放向高水平迈进,必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正能量,全中国的创造活力有可能被再次激发。


(五)40年辉煌而艰辛的历程表明:开放也是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开放与改革都是发展的动力,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柱,一粗一细不行,一高一低也不行,需要同等坚实,共同支撑。邓小平指出,“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任务重的领域,往往是开放不够;开放难度大的领域,常常是改革痼疾,开放与改革历来都是孪生兄弟,分也分不开。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全球视野和外部活力。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效果不彰;没有开放,改革方向不明、行之不远。改革靠部门协调、靠自身觉悟往往难推动,因为部门都不愿放权,各行业不想既得利益受损。在对外谈判中,一些对国家国民十分有利的协定,往往因某个部门、某家垄断企业的阻扰而中断,令人十分痛心。如果有外部压力的强力倒逼,以国家名义承诺开放,在外部竞争压力与公平竞争规则的推动下,不少改革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仔细思考,为什么经常出现“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改革动力有时不如开放,体现在:一是硬性约束不强;二是参照借鉴不明;三是眼界不够广;四是违规处罚不力。对外开放对国内改革具有“倒逼效应”和“锁定效应”,有推动前进和防止倒退的双重功能。我国被当成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不仅在于开放本身的红利,更在于开放带来的巨大改革红利。通过国际经贸谈判、商签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等相互开放市场,外部压力促使国内政策作出相应调整,这就会对国内改革产生“倒逼”效应,推动改革加快向前;我国通过国际谈判作出的承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会面临违约指控和相关制裁措施,即是说,自己答应好的,必须要干;落实不到位,有外国人监督,有政策评估,甚至成被告,还可能败诉,影响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这就是“锁定”效应,又叫“棘轮”作用,客观上很好地防止了改革倒退。开放中可以对比各种模式、各种做法,好中选优,吸纳运用;一旦犯规,面临外方控告、重罚,自然就有动力认真改革。总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国外先进理念、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从而加快国内体制机制变革,建成更具活力、更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40年来的辉煌历史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循着“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加快改革—基层活力”的路线图。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能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就很难产生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大胆突破。如果没有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思想突破,在倒退与开放间可能会徘徊更久,就很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勇敢作出加入WTO的战略决策,正是得益于前20多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产生了融入世界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愿望。当前,中国梦及初心使命的方向引领,“四个全面”及“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全面开放新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在孕育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催生新一轮“以大开放促大改革”,正在呼唤新的基层创造与群众首创,焕发全社会的整体活力。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依然需要对外开放这一强大动力


中央反复强调,当前的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不少难啃的“硬骨头”,“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任何改革阻力都很大,面临现有格局和既得利益,打破困难重重。改革的动力哪里来?如何让动力远大于阻力?这是每位改革者面临的头等难题。


(一)从国际对比看,体制改革的阻力大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共通的社会现象。改革阻力大,古今中外亦然。改革成功者必讲究艺术,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为减轻迁都的强大阻力,以更艰苦的“南征”之名,换来大臣的赞同;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树立法令的权威,取信于民。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难度大已成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寻找及增大改革的动力,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尔森,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国家兴衰》等著作中反复说明:任何国家,一旦稳定久了,就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会高度固化与制度化,成为发展阻力;既得利益“固化则国衰、打破则国兴”。打破既得利益,要么靠剧烈冲突甚至战争,要么靠改革开放,形成变革的巨大动力。一些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游说是合法公开的,既得利益很难改变,如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枪支利益集团等,得罪利益集团,总统也可能面临被暗杀的威胁。


(二)从现实可能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十条任务,70%以上均可通过高水平开放来促进。当前,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正从“边境上措施”深入到“边境后措施”,涉及到各种国内规制。如果我们因势利导,妥善利用,就必然会对国内政府治理、法律法规、贸易投资、财税金融、环境保护、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制度的变革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0条改革任务做了逐一梳理和对照,发现约40多条即70%以上改革内容都可以、也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加以推动。比如说:一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对外承诺、参与规则制订等,更好地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二是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遵守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通行国际规则,促进国内外贸易投资自由化,最大限度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形成更加统一、规范的法治市场经济,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三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增强政府透明度,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严格依法办事,界定监管范围,减少行政审批,有利于防止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四是促进法治中国建设。通过遵守对外承诺、参与规则制订和利用司法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修订完善国内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促进依法治国。五是促进公平竞争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参与“竞争中立”和政府采购协定谈判,区分国企公益性与竞争性功能,规范优惠补助措施,强化公司治理,提升国企竞争力与活力,促进外资、民资和国资公平竞争,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六是促进国内投资体制改革。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相关自贸协定谈判,实施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推动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七是促进农业、服务业及相关产业改革。通过遵守国际农业补贴规则,减少和规范直接干预农产品价格的做法,更多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和支持农村发展。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谈判,扩大市场准入,促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加快改革,增强活力与效率。八是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和谐。通过相关产业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发展;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放宽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九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环境产品与服务的谈判,完善我国利用自然资源的机制,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十是在科技创新、文化体制、人才支撑、城乡一体化、国际发展援助、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领域,也可以通过参与21世纪新议题谈判,以扩大开放来深化改革。

以开放促改革的途径主要有四条:一是对外谈判签署多双边协定,二是遵守通行的国际规则或履行对外承诺,三是自主开放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四是主动借鉴国际经验、汲取国际教训等。其中,对外谈判包括多边、诸边、区域、次区域、双边等多种谈判渠道。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以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信息技术、环境产品等诸边谈判,我国参加的中韩、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区谈判,双边的投资协定(BIT)、商贸联委会等,都是重要的开放平台。发达国家曾经推动的TPP、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日本加拿大等11国签定的CPTPP等,均提出了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可以作为以开放促改革的参照系统,并为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做准备。


(三)从当前需要看,改革阻力依然不小,改革成效不及预期,迫切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倒逼。改革的动力无非两种: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于党中央的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外部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外开放,包括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完善和维护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现在的改革动力内强外弱,相互配合还不够,成效还不算显著,人民获得感不高。在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仅从内部推动难度很大,措施落地很难,为什么?因为没有国际对标,压力不够大,动力不够足。

比如,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但仅仅在课题报销一环,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应文件,但为什么过了好几年了许多地方的政策还落不了地?报销手续极为复杂,繁文缛节耗费了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没有外力,没有抓手,改革难以落地。又比如自贸试验区,有了一些新成果;但一些自贸区同志反映,与预期差距不小、感受度不够高。由于是自主开放,受部门的影响还是很大,负面清单老是砍不下去,内外联动、上下联动还不强,没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参与、没有更大的基层创造活力,成果自然受限。又比如营商环境,在多次国际比对中,我国排名都比较靠后,原因在哪里?与发达国家一一对比,就更容易找到差距了。

我国开放过程中,一些领域不得不对外开放时,往往还没有对内开放,出现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入世时如此,当前扩大服务业开放时又将重现。比如,这些年我们开展民间投资评估,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很多,民资进入垄断领域步履维艰。为什么?因为对内开放时,压力不够大、动力不够足,既得利益的骨头不好啃。所以“以外促内”,成为可以理解的常态。同时,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是老百姓和企业不太满意的领域,就越是腐败案件高发的领域,也越是需要改革的领域,越是需要开放倒逼的领域,比如金融、能源、电信、医药等行业。

我国第一轮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对“文革”惨痛教训的反思和摆脱极度贫穷的渴望;第二轮的动力,来自于对苏东剧变的警醒和突破封锁的胆略;第三轮的动力,来自于加快发展和融入全球化的愿望;第四轮的动力,来自于党中央的担当和中国梦的引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益格局的日益固化,应该说自身改革的动力在逐轮弱化。对于垄断行业与既得利益,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很大,常常有人提出改革的动力在哪里?这一动力,除了来自内部外,还应来自于开放!闭门搞改革,行不通走不远;开放搞改革,乃国之正道。


(四)客观认识我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仍有三十年左右的较大差距,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近期出现了中国经济、科技、综合实力世界第一、整体上超过美国之论。以笔者曾经在省里的工作经历为例,省领导思维左右略偏一点都很正常,人非圣贤,实乃常情。但关键是能否得到矫正?身边“忠贞之士”多还是“私曲之徒”多?比如,省领导右偏10°,“忠贞之士”会微调为右偏5°,“私曲之徒”会夸大成右偏20~30°甚至更远,这下子就坏事了。那些中超美之论,错得离谱,有网友戏称“妖言祸国”。事实上,世界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大致有经济发达、科技领先、货币主导、政治稳定、制度先进、军事超强等特点,我国与美国差距依然不小:从硬实力看,我国名义GDP刚到美国的60%,人均只有其1/7,在国际分工中低端,总体上大而不强;科技水平总体在二档,如集成电路、汽车发动机等关键部件差距很大,且美国汇集了全球科技精英、吸纳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70%,创新能力超强;人民币基本不是储备货币,军事上与美国差距也较大。从软实力看,我国体制更加成熟和定型,恐怕在20、30年后,改革、法治任务很重,传统优秀文化和人文教养亟待弘扬,认同并学习中国的国家不多。从国际影响力看,我话语权、规则参与制订权正在上升,但国际号召力不够强、国际规则不够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刚刚起步。

就科技差距来讲,我国模式创新多或基础创新少,在芯片和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的差距大,加之工匠精神缺乏,创新教育、创新文化的抱怨不少,恐怕与科技强国有30年以上的差距。制造业是我国一大骄傲,增加值、出口居世界首位,但仍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要追赶信息化、再到智能化。一位部长把中国制造列入世界第三梯队,头脑很清醒,但在舆情汹汹中,这样的诤言警语也噤声哑口了。最近,工信部表示“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薄弱,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几十年的差距,建设制造强国的路还很长”,真是清醒的利国利民之语。

从企业来看,华为专利虽居世界首位,但任正非认为我国与美国创新差距巨大,他反复说“不强调自主创新,一定要开放,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定要继承和发展人类的成果……再花20、30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我国基站芯片自给率几乎为零,去年芯片进口2600多亿美元,华为、中兴、小米、联想等高科技公司,一旦受到美国芯片禁售,影响很大。人们常拿BATX(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小米)与美国的GAFA(谷歌、亚玛逊、脸书、苹果)对比,虽然规模差距不太大,但实际技术水平相去甚远。若对比谷歌与百度的学术词条的内涵、严谨等,直判若霄壤。

中国有句老话,“道在民间”。民间在想什么?想买外国便宜产品、想赴外国留学、想制度性防腐、想钱包更鼓一点。从条件好的家庭送孩子赴外留学、企业家移民他国、70%诺奖获得者为美国所用、美国创新能力遥遥领先、清廉指数很高、尊重法律与规则、保障公民权利、国民文明素质高等因素综合来看,我们在充分自信的前提下,还应保持谦卑,还要继续学习先进,我国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富与强尚不充分。我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不等于综合实力、国际地位第二,我国国力尚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软硬实力差距应在30年左右,到“双百”之路还要走30多年。


(五)从问题导向看,现在开放的关键是自信与学习的有机统一,是否需要继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自信与谦虚辩证统一,自信与学习并不矛盾,关键是把握好二者的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信,没有独立自主,我们可能早就与拉美或苏联一样,基本照搬照抄,付出巨大代价未必有好效果;而我们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市场决定作用跟着政府更好作用,中外特点的黄金结合才让我们有今天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学习的心态,没有对发展差距的深刻认知,没有对标国际的孜孜追求,没有创造仿真国际环境的具体目标,没有借鉴世界经验的宽广胸怀,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经济、制造、贸易、外汇等总体规模确实今非昔比,科技水平也出现了跟跑为主、跟跑并跑领跑并行的情况,中华文明的软实力正在逐步发力,国民对文明复兴深信不疑,现在重视主动作为,但这并不是我们不要继续学习、勇于借鉴、戒骄戒躁的理由。我们还要继续看到技术的差距、创新的差距、发展的差距、现代化的差距、文明程度的差距、综合国力的差距。“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建设学习型政党”“形成学习型社会”。我们应坚守学习先进的心态,坚守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为已有的成就沾沾自喜、不为过去的成绩固步自封。

正当有人对近年不少夜郎自大现象深感忧虑之际,恰逢中兴事件发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坚决反对美国制裁中兴,相信其背后不乏政治考量。但另一方面,此事又是一副很好的清凉剂,让更多国人清醒看到:原来我们与美国技术水平还相差甚远,已经超过美国的说法原来不靠谱。这客观上能更好地刺激中国芯片产业发愤图强,加大投入、加快追赶,早日摆脱对外依赖;增强国人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信用意识,减少“耍小聪明”及逆淘汰现象。

“比世界还大的,是心胸”,“开放了,心胸就大了”。对外开放首先是人的开放,只有思想上、眼界上、知识上、技术上持久开放,不断学习世界先进知识、技术和规则,才会真正走向富强。如果思想禁锢、心胸封闭,就难以真正、全面开放。“出于崖涘,观于大海。”开放才会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已经世界第一了,按照先人教诲,“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满招损,谦受益”,还应虚怀若谷,学人之长、容人之短,争取以德服人、德化外邦,弘扬“和”的文明。历史教训是,谁先犯错谁出局。德国曾因改变俾斯麦的政策走向冒进而带来灾祸,近代以来我国因外敌入侵而两次中断现代化进程,当前亦应尽力避免外部因素第三次打断我现代化进程,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


以开放破解“囚徒困境”,将经贸摩擦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的内在动力


冷静分析“我之所需”与“外之所压”,树立“最大公约数”思维,借机掀起新一轮的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一)历史地看,每一次“外部压力”都会变成“内部动力”,助推了我国竞争力提高和市场体系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我有五次301调查(1991年4月、1991年10月、1994年6月、1996年4月、2010 年9月),事后客观地看,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期,各方面制度不够完善,如法治意识不够强、市场不够规范、产权保护不够到位等,最终皆以我国改进工作、合理退让结尾。去年美欧日一致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非难,也值得自我反思。这些经贸纠纷既给我国带来调整压力与某些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助推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外也有先例,日本当年汽车受到美国高压,由于善于变外部压力为前进动力,不断提升制造技术及整体竞争力,诞生了丰田、铃木、本田等全球品牌,最终成了赢家。一位入世谈判的同志说,“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靠部门自身觉悟、部门间协调很难推进,每个部门都有考量、都不愿主动放权。但在外部压力下,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今后越开放,对体制触动越大,中国得到的红利越大”“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不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还有改革的红利”,可谓一语中的。


(二)“我之所需”与“外之所压”的交集是我国开放重点,应对得当就会双赢,缠斗不止只会双输。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早已确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对外开放新体制”,有一系列开放要求。客观地看,不少改革方案并未落到实处,“口头上喊开放、行动上反开放”现象不少,人民的开放获得感不太高。十九大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更是成为共识,最需要一个契机与抓手,打破对待开放“总体上支持、落实上反对,抽象地赞成、具体地否定”现象。多年研究对外开放,有一个重要感受:谈判讲究对等开放,但事实上有时候主动开放,不需要外国对等,不需要外部压我们,我们也需要扩大开放,比如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所以,转变开放观念尤其重要。换个角度看,外方要求的一些内容,比如降低消费品关税、开放服务业、保护产权、改善外商的营商环境等,大少内容不正是我之亟需吗?做好了就是改善民生福利的好事善事,也是提升长期竞争力之事。比如,抗癌药艾瑞莎,美国10.5美元,中国500元,贵7倍多,汽车贵1-2倍、红酒高8-10倍、奶粉、水果、服装等不少都比美国高不少,每年中国人的海外旅游消费1153亿美元,颇能说明问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办得很及时、很必要,如果辅以大幅降低关税及相关税收,进口更加便利化,人民的福利改善就更大。又如国企改革,发达国家讲“竞争中立”而非“所有制中立”,主要是促进扩大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反对不合理的垄断,这也是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还比如民间投资第三方评估中,看到那么多“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一些地方后任不理前账、地方政府当老赖等,民资与外资对营商环境的诉求相似。所以,一些外企报怨也是中国企业与民众的抱怨,有的外方责难所指,恰恰是我改革所向,二者基本没有冲突。如果我们树立“最大公约数”思维,以更高水平开放来应对,则压力可化为动力,可谓一箭双雕!

——理性对待西方要我“对等”的诉求,主动选择“以开放促改革”,更能彰显我国赢家风范。事实上,中西之间有一个重大误解:欧美多次强调应与中国“对等”(reciprocal),主要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偏低、责任不足及开放度不高等问题,但我们常把reciprocal理解为“相互”或“共赢”(mutual)。如拉米认为,中国成功地让自己受WTO纪律约束远低于老成员,特别是在制造业、服务业、政府采购、国企补贴、投资对等领域有开放空间,“中国关税需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不该假装还是与印度、塞内加尔、博茨瓦纳一样”“贸易尚可‘区别对待’,但投资只应‘对等’”。客观地看,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国,又是发展很快的国家、全球化的赢家之一。如何在四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找准自身定位,确实需要兼顾各方,外方要求的“对等”并非全无道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持续以开放促改革,无论有无外部压力都是我自身发展所需。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受益者,更应彰显赢家风范,敞开赢家胸怀,认真倾听他国的抱怨,承担更大的开放责任,争取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为复兴大业赢得更精彩。


主动作为,力推新一轮以大开放促大改革


当前,我国宜立足长远战略需要,从复兴大业出发,从“四个全面”需要出发,主动“以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高扬在达沃斯、博鳌的庄重宣示,打好经济全球化、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这一我之所需、世界所需的大旗,主动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主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让这轮经贸冲突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契机,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新起点。


(一)增强高水平开放自信。按照入世承诺标准来衡量,我国履约是很到位的;但按第一出口大国、全球化主要受益者、负责任大国、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引领者等尺度衡量,我国开放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一些开放短板,也是国民心声、民企呼声。针对行业准入的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让更多的跨国公司进来冲一冲,当“鲶鱼”而非“鲨鱼”,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当前提高开放水平既必要也可行,一些担心站不住脚,比如,当年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没有中方占大股的限制,开始都是外资占很大优势,然而外资水土不服,最后还是竞争不过中资企业。其他如轨道交通、光伏产品、风机、发电设备、程控交换机均是如此。吉利、比亚迪、奇瑞等汽车企业反映,扩大开放后对中国更有利。因为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世界一流,应增强文化自信。只要做好自己,就可在开放竞争中“我自巍然不动”。


(二)建立开放与改革联动机制。及早拿出高水平开放方案,密切结合啃“硬骨头”所需,增强以开放促改革的动力与活力。制订高水平开放的各个子方案,一要有分行业开放方案,在扩大制造业开放的同时,服务业、社会事业要拿出高水平开放方案。要以缩小中外价差为问题导向,推动进口自由化便利化。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的外资准入限制。二要与改革密切结合,以开放倒逼改革,倒逼产业升级与企业自强。如有对外承诺,必须要干,因为有外国监督、还会当被告,改革就好推了。以医疗为例,没有体制改革,“看病难、看病贵、看病险”不好解决;没有开放,没有外资民资进入,改革很难自己推动。三要加强开放联动,商品、服务、投资的开放要统筹推进,多方面参与开放谈判,保证开放的协同性、配套性,增强开放的整体效果。四要对标国际争取开放的“高水平”,如对标CPTPP、TISA、GPA、BIT等高水平协定中的开放要求。因为一般的低水平协定,无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也无法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强化开放的内外与上下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此话切中要害,当前开放中有一个现象:中外联动上,外方参与不够;上下联动上,基层创造性不够,群众首创性不够、整体活力不足。下一步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让更多外资进来,就是要保护和激发民间的无穷创造力。“高手在民间”,华为、腾讯、阿里、小米、联想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自发生长出来,岀乎政府规划的预料。只要内外、上下互动起来,开放的压力释放出来,就会焕发社会整体活力。


(四)汇聚成全球自由开放的正能量。我国在国际上常常得势不得分,有理讲不出、讲不透,不利于争取更大的道义力量支持,不利于创造更佳的国际环境。现在国内外对开放领域的疑问、误解甚多。如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集成电路对美逆差是多少?美国放宽高科技出口对减顺差有多少用?中兴是自己的问题还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真的超过美国了吗?等等,完全可以明明白白向人民说清楚。当前,话语体系建设的重点,一是国际重大场合话语权,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声音如在 “一带一路”峰会、达沃斯、博鳌、金砖峰会等众多场合,反对“逆全球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目前成效明显。二是统计数据发布的话语权,这是最易被忽视、应放在重要位置的新话语权。原产地统计的缺陷有目共睹,应在WTO里力推全球价值链统计、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统计和关联贸易统计。中国可率先以中美贸易为基础,每季度公布这三类统计。又如世界基尼系数的统计与常规公布,有利于显著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我们要学会用数据事实吵架,习惯于国际上经常吵架而不打架,习惯于争吵中共存。三是国际日常舆论话语权,这一点做得很不够。以这次最典型的集成电路为例,虽然自美直接进口仅102亿美元,不到总进口的4%;但实际自美资企业进口约1300亿美元,占了一半,实际对美逆差就从100亿增长到1300亿美元,如果加上苹果等在华销售,实际逆差还会扩大,对华总逆差就可能减少一半。四是国内理性舆论话语权,除了新闻发言人的单一声音外,还可加强权威部门、高水平专家和企业家的有深度、多层次宣传解释,既听生产者也听消费者的声音,用好各种自媒体与移动终端来传播。要有系统设计、经常性解读,如在中央台开设“开放大家谈”系列节目,由开放部门设计启动,用事实、数据、案例说话,把事实摆在判断的前面,增加理性声音,减少民粹和极端言论。


(五)预防高水平开放下的风险。扩大对外开放,不在于利还是弊、危还是安、得还是失,而是如何兴利除弊、化险为夷。只要应对得当,即会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应对不当,就会走向反面。世界上开放的教训不少,拉美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失误也在于开放失度,防范意识、自主意识不强,政策出现反复,从一个极端跳到别一个极端,代价很大。日本“失去的十年”,既有美国压制的外因,更有对策失误的内因;西德同期应对马克升值则未出现明显风险。开放不是“傻大胆”,开放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以国内需要为依归。我国开放的经验,在于两手抓、两手都是要硬,发挥了中国人辩证、中道、综合思维的优势。入世后“狼”没有来,也在于我们提前预防得好。当前人民银行已宣布系列金融开放措施,但风险防范一刻也不能放松,金融风险始终是经济风险的中心。同时,培养全社会的法律、规则与信用意识,引导企业“合规”经营,打铁还得自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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