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国外俄苏研究丛书总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8 次 更新时间:2018-09-24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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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国外的俄罗斯与苏联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门类既年轻又有着丰厚的历史渊源。很多年以来,这个学科门类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同时,对于和俄罗斯与苏联有关的国际、国内事务都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随着当代俄罗斯问题日益受人关注,冷战终结后的俄罗斯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门比较热门的学问。因此,从学术史角度梳理一下这一知识和学科领域的演进过程,以及当下所受到的各类挑战和发展机遇,展望一下这门学科的未来前景,不仅将有益于从事俄罗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门工作者,而且也有益于各个领域的有关研究者和有兴趣的学习者。


一、 为什么要关注国外的俄苏研究


从公元10世纪俄国在基辅罗斯的立国奠基,一直到苏联解体前后所发起的近30年艰难转型的那一阶段为止,国际学术界对于沙俄帝国、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早就形成了涉猎广泛的丰富内容。这一研究领域包括了俄罗斯从居于一隅的公国成长为帝国的复杂经历,涵盖了帝国时期的扩张称霸、内部国家与社会构建的独特进程。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迅速发展的前提下,苏联社会主义时期也自然成为各门学科研究的热门。苏联解体之后政治经济社会的艰难转型,以及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化,不仅涉及各个学科,而且促使不少新研究领域、新研究范式的形成。国外俄苏研究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安全、媒体、心理等各个门类,由于与国际政治实际进程关系密切,无疑也受到意识形态较量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深刻影响。

在一个多元文明时代,能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犹如俄罗斯这样既有自己独特历史路径,同时又对总体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国家和文明的演进进程,乃是决定这个多元文明时代的各个国家、各大文明主体能否和谐相处、合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回顾自维也纳体系建立以来的每一次重要国际秩序的构建,都有俄罗斯以欧洲大国乃至世界大国身份的参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潮起潮落,决定着维也纳、凡尔赛、雅尔塔乃至冷战终结以后的历次国际社会重构的命运。而这样一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演进,完全离不开对于俄罗斯这个大国独特进程的理解与把握。从世界历史的内部进程来看,无论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公国,还是帝国、社会主义大国乃至今天的民族国家,俄罗斯都提供了丰富而独到的治理样式。无论这些治理经验成功还是失败,一个不争的事实,乃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历尽艰险而存活至今,并且依然自强不息、活力四散,发挥着远超出国力的巨大影响力。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演进历程的叙事,显然既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又不能忽视其非常特立独行的个性。所以,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的视角来看,对于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历程的叙事构建,还远未终结,有待人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对以往有关俄罗斯的浩如烟海的记载和评说,来作一番系统的考察和总结。

本丛书的内容,侧重于将苏联解体之后的国外俄苏研究作为对象,希望通过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海外对俄研究状况的观察分析,对当前的研究状态与趋势作出概括性描述,总结出有用的学科机理、客观的观点和方法、值得借鉴的学术规范,以期推动本领域研究深入发展。当然,也包含着总结得失成败,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进展和走过的弯路中取得借鉴。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信手拈来的事情。曾经有值得称道的准确认知和把握,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芥蒂,不仅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而且极大地作用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力量的增长。如,根据列文森奖得主罗伯特·斯基德斯基的记载,当年凯恩斯有关国家宏观调控理论的形成,明显地受到了苏联早期计划经济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包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苏两国来自媒体和民间的客观友善的相互认知,成为推动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盟友关系的有力纽带。遗憾的是,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互认知中也有着太多从误解、疑虑开始,一直发展到敌视、仇恨的不幸故事。无论是冷战的起源,还是对于苏联解体问题的一系列错误判断,都导致了大国间关系的一次又一次的严重对立,甚至抗衡。因此,站在一个客观和自主的立场上,去反思国外俄苏研究中的得失成败,显然有助于形成一种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认知。

自21世纪以来,国际变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对于俄罗斯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成为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近年来笔者在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学术访问中,深感国外的俄苏研究领域以及关于俄苏问题的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东方与西方已经不由自主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正当普京以前所未有的支持率迎来第四个总统任期之时,一个相当鲜明的对比是,西方舆论对俄罗斯的批判和敌视达到空前高度。面对这样高度分化的学术评价和舆论状况,中国学术界理当去伪存真、去雾廓清,经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对于俄苏的无论是当前、还是历史问题,拿出我们自己的见解。因此,在作出自己的判断之前,充分了解和把握国外学术界对于俄罗斯问题的立场和看法,探究其来龙去脉,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这不仅是因为目前对于俄苏问题存在着尖锐的立场分歧,需要去研究国外俄苏研究的基本态势,还因为俄罗斯本身是一个曾经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殚精竭虑地学习西方的一个欧亚国家。西方是其几百年来模仿与学习的对象。西方的学问和知识成为俄罗斯现代化的主要理论渊源。有一位北欧的学者曾经这样来总结苏联的失败,他认为,从俄国到苏联,一直有一个情结缠绕着这个国家,即这个国家过于关注从其他国家搬用和模仿意识形态,以此来代替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一批评虽然未必概全,但是却非常精到地指出了问题之所在。既然,从俄国到苏联,整个现代化发展中的灵魂所在曾是对于西方的学习,那么从外部的角度,从被俄苏模仿和学习的主体角度来观察俄罗斯与苏联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观察视角。

鉴于国外俄苏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历史等单一专业门类,而且往往是以多学科的方式进行,因此,不仅在国际研究的领域,人们正在普遍地思考如何改进传统的地区研究领域的状况,使之适应高度动态中的国别与地区事务的变化;而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正在严肃思考如何进行学科的构建与配置、分化与组合,在这一重要时刻,通过一个相当热门的俄罗斯研究的学科成长案例,探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逻辑还是一件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事情。当然,这里还涉及各国都已出现的非常紧迫的国际研究、地区研究的人才培养问题,对俄研究,就如同其他地区研究,不仅要求掌握多学科知识,不仅要求跨文化的研究、交往能力,而且,这项研究对语言的要求也非常高,要求学者们必须掌握不止一门外语,而是两种、甚至是多种语言才能有效地从事研究。因此,通过对海外俄苏研究这一领域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分析,探讨真正成熟健全的地区研究学科门类的形成路径,包括重新审视这一门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式,显然也是当务之急。

因此,通过对国外俄苏研究领域状况的系统整理与分析,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包括结论、观点、方法、流派、人员、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审视,借他山之石,在相互比较中提升对于俄苏问题本身的认知水平。同时,通过对国外俄苏研究下一番功夫,为构建成熟的国际研究和地区国别研究的学科体系捕获灵感与启示。


二、 一段往事:中国改革起步以来的俄苏研究


俄苏现象,与任何以经典欧美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较,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俄罗斯走的是一条通过建立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来推进现代化的非常独特的道路。这曾经是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有着极大激励意义的一种探索。在相当长时期中,对于苏联模式的模仿与学习迄今还在俄罗斯留下深重的烙印。因此,如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寻求发展和改革这种传统模式的路径,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外俄苏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中国这样一个曾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苏联地区的实验和挫折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

同时,改革起步时,苏联依然是世界事务中的重要角色,尤其对于对内、对外事务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就造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要历史性现象。当时,推动我国各个领域思想解放进程的,不仅是对于西方市场和民主法治体制的研究和引进,而且包括大量的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虽然,在冷战已经接近尾声的那一个阶段,在正式场合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我们出版物中还不能被公开地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实际上,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学术界和决策研究部门已经在内部非常急切而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的改革经验”。因为改革的实践,实际上在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和教训。

当时,我们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不仅是探讨对象国本身的问题,听取对象国学者专家的意见,翻译、介绍大量有关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研究的学术和政论作品,而且广泛地汲取了来自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学术界、决策界对于这一课题的意见和观点。比如,在研究俄罗斯和苏联改革的时候,当时我们耳熟能详的不仅是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米格拉尼扬、阿法那西耶夫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且还有科尔奈、布鲁斯、奥塔·希克、青木昌彦等这样一些世界著名、但是来自西方的研究专家。我们把来自本土的和来自第三方、主要是来自西方的观点与方法加以综合,希望得出对于苏联模式这一复杂现象的客观公允的评价。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我国对于俄苏问题的研究始终是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直接深入观察俄苏包括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过程本身,直接与俄苏和东欧国家的专家学者交往,以取得对当地历史和当代进程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我们密切关注西方学界对于俄苏问题的研究成果,力争从比较中获取真谛。

世纪之交,一个新的变化出现了。随着普京执政,对于苏联解体以来在这一地区体制转型过程的全面反思开始了。“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路线的体制转型模式受到了严重质疑。以市场和民主法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体制转型过程,应该如何与本土历史文明特征相结合?应该如何确保国家主权的实现?应该如何与有效管理和有序推进的现代化模式相匹配?这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热议的话题。对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度流行的转型范式本身的拷问开始了。

在这样一个新的局面之下,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关注国外俄苏研究的进展,继续研究特别是西方国家有关俄苏问题的一系列学术观点,包括其一整套方法?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作一番思考和回答。第一,2003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他的新作《国家重构》,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传统国家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劲而有效的政府。显然,福山的立场与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写作《历史的终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总结了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到90年代转型的衰败过程,尤其是比较了中国改革的成功,才得出转型过程必须伴之以强大而有效的政府的结论,显然已经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有了原则性的区别。第二,正是在世纪之交,在俄罗斯一度执政的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对于90年代转型过程的反思,其中既有来自知识分子以及曾经担任高官的一批政治精英,又包括杰弗里·萨克斯这样一些曾经力主以自由主义立场推进改革的来自美国的知名学者的自我批判。于是,对于转型范式问题的全面探讨开始了。第三,大约在2003年至2004年前后,俄罗斯在普京治下,主张以加强国家权力、体现国家主体性,实际上就是以后所说的“保守主义政治路线”开始正式形成。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开始发生明显分化。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对于普京政治模式的尖锐批评;另一方面,虽然数量远不及上述“主流”阵营,但是,相当有深度的、主张客观对待俄罗斯“路标转换”的西方学者同时应运而生。理查德·萨科瓦堪称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英国学者。这样一些对当代西方“主流”学术立场本身有着强劲批判性的俄苏研究作品,也逐渐被翻译和介绍到国内。上述事实说明,西方的俄苏研究远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充满争议、也始终保持活力的研究领域,依然有不少重要的见解和成果,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所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俄苏研究可以看到,我们运用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既关注俄罗斯本身的演进,又关注西方关于俄苏问题研究的广泛争论。以这种方式对西方俄苏研究的探讨,不仅有必要延续,而且需要有更多的发掘和深化。


三、 冷战后国外俄苏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


这套丛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曾经把这样几个问题置于我们思考的中心:首先,国外对俄苏问题研究的大体进展和问题;其次,国外对俄苏的学术研究和决策资政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我们也力图考察各国的俄苏研究与本国国情、思想文化背景与学术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大体上,我们将学术史研究、资政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科门类发展的国别背景这样一些问题贯穿起来进行考察。这些内容有不少相互交叉,但是大体上又相互独立,形成国外俄苏研究的斑驳杂离、五光十色的现状。


四、 为什么首先选择美、英、日和北欧的俄苏研究作为主攻对象


本丛书选择了在国际俄苏研究领域基础比较丰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美国、英国、北欧和日本——的俄苏问题研究。国外的俄苏研究中,有着较为丰厚的学术基础作支撑,有着较为长远的学术历史作借鉴,以及有着较为成熟的规范制度和研究体制作为依托的国家,首先是英国和美国。英国作为老牌帝国,有着深厚的对俄外交的丰富积累,也有着数百年交往中对于俄苏问题的深刻观察。即使是在英国国力衰退的情况之下,作为软实力重要体现的国际研究,特别是对于俄苏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在国际同行中受人推崇。美国同行曾经这样对笔者说,就国际研究而言,英国学者经常是美国同行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举例来说,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大家的爱德华·卡尔,自身又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俄国历史学家,他所撰写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很多年中曾经是我国苏俄史教学中最重要的参考教材之一。

美国对于俄苏研究的重视程度更是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一向以注重对敌人的研究而著称的美国学界,在冷战开始之后自然将苏俄研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对于俄苏问题研究的发达程度不仅在于其参与人数之多、学科门类之齐全,尤其在于国家对于俄苏研究的长远规划,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样一些高等学府成为系统性的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基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还选择了16所大学作为俄苏研究的国家信息基地。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使得美国出现了一大批从事俄苏研究的学术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中自成体系,比如本丛书中重点介绍的布热津斯基、塔克、比灵顿、麦克福尔等历代俄罗斯研究的权威人物都是在理论上有所独创,并且是在交往和战略决策的实践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官学两栖的精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俄苏学界展开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反思运动,对于美国学术界为何无法在更早的时候预测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的现象进行了一场尖锐的自我批评。本丛书中所描述的“美国苏维埃学的衰落”就是指的这一历史性现象。

本丛书所介绍的日本学界对于俄苏研究的状况与历史,与美国和英国同类研究相比,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如果说,英美学界比较注重的是学者个人创造性学术能力的发挥,那么,在日本,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日本学者以集体力量构建学术机构的独特风貌。与个性鲜明的西方学人相比,日本学者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百年之中实现相当程度的赶超,无疑是作为机构和学术集体的团队力量发挥了作用。日本学界虽然也有着对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立场,但是并没有那么多独创的学派,却有着对于研究课题进行分门别类深入分析的能力;日本学者细致入微的研究风格也大大有利于对问题的解析,作为这一现象的基础性前提,那就是对于统计资料的非常苛求的使用。多年以来日本学界给人的印象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创造;但是,日本俄苏学界的风格则正好相反,他们非常注重学术思想的独立,但是又不失东方的稳健和周全。本丛书所介绍的日本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乃是东亚地区俄苏研究的一个典范:大量别出心裁的研究课题;一大批能够使用六七种外语来研究问题的斯拉夫学者;雄厚的资金支持使得其始终保持着人才的高度聚集。剔除其他因素而言,文化上的接近,使得我们看到北海道斯拉夫研究中心有很多值得国人借鉴之处。


结语


国外俄苏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还只是刚刚开始的一项工作,无论是材料的汇集,还是观点的形成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丛书目前涉及的还只是国外俄苏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板块,但是,内容远未概全。比如有关大陆欧洲国家的俄苏研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这将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渐地加以充实;包括理论上的深化,特别是这些研究在国外的资政和学科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细化,有关理论问题的思考也大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本序言仅是从目前的工作进程中提供的初步认识与感想,以为抛砖引玉。

冯绍雷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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