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回眸五七干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4 次 更新时间:2006-10-08 00: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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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  

  

  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首次命名为“五七干校”。从此,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全国开办,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纷纷被“下放”到干校。五七干校也由此成为了文革爆发的标志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名词。

  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工厂,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早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间,就已经成为中共教育干部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通过兴办五七干校确立为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在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从未有过的创举。从五七干校创立到1979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废止的十多年间,究竟有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干校里接受过“锻炼”和改造?我们已经无从得知。随着时光的流逝,“五七干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成为了文革时代孕育的一个“怪胎”,是中国知识分子继延安整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作为独立的思想主体遭受“洗脑”的挥之不去的噩梦,多年来,更是成为了许多人反复倾诉和反刍的精神创伤,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思痛录》、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这些回忆录形式的文艺作品呈现给我们的与其说是对干校生活的客观记录,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激进意识形态下走出,回归精英地位之后的一次集体控诉。其中包含的历史沧桑和心灵隐痛自然是令人同情和警醒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之后,对“五七干校”这一特殊的历史遗存进行理性的辨析,去探寻所隐藏的复杂文化意蕴。

  大概因为最早发轫于军队,“五七干校”一直采用的是军事建制。每个干校以大队、连、排为单位,除了干校的领导和军宣队是上面委派,基层单位的干部都在“干校战士”中间产生,比如韦君宜和诗人李季就曾担任过连长指导员等职务。据李季夫人李小为回忆,李季于1969年秋下放干校,他和大部分作家、诗人的情况不一样,是连里最早的“三结合”干部。李季先是指导员,后担任连长,他除了带头参加大田劳动外,还要抓连队的学习、批判,乃至食堂伙食。干校的五连,成名早、成就大的名家最多,如冰心、臧克家和张光年等,李季了解他们,心里尊敬他们,但既不能非常亲近,又不能当作敌人,只能尽量安排看菜地、拔苗等轻活给予照顾,以应付军宣队;李季本人长期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咸宁又潮湿多雨,被褥经常是湿的,但还得坚持上工。他有时会突然腰直不起来,甚至还会在大田里突然摔倒。

  当时的湖北咸宁向阳湖,是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堪称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身份不同,这些文化人后来对这段特殊岁月的感受也就千差万别。著名文学评论家许觉民文革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下放到向阳湖时,已经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自然是重点改造和批判的对象。在干校期间,他觉得自己沦为了过去法国第三等人一般的“贱民”,不仅不再受人尊重,而且似乎谁都可以上前踹他一脚,经常被突然拉出来,站在田埂上接受批斗。他和同样被打倒的冯雪峰等六人住一间大屋子,冬天里革命群众进来开会,他们便被赶出屋,站在外面挨冻。但也有不少文化人善于在这种特殊环境中“苦中作乐”,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乃至艺术灵感的。著名画家平野“经常在休息日独自一人带上画具,走进恬静的山野,“与美妙的大自然进行富有诗意的对话。”有一段时间,平野惊奇地发现,向阳湖的云彩丰富多变,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以前在北京和外地都不曾见到过的。于是,他经过数日的仔细观察,用心体会,竟连续描绘出近百幅“云的景象”,其数量之多和价值之高堪称个人艺术史上的一次辉煌纪录。(参见李城外著:《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杨绛也对干校的生活有过充满意趣的记叙:

  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三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六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各连初到,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在他们连里,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很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一罐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下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杨绛:《干校六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将这些文化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原本是为了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但由于他们各自都有一份不菲的工资,所以才能吃上杨绛记叙的那样丰美的“宴席”,这使得他们在物质生活还极度清苦的农民眼里,仍然是一群令人羡慕和嫉妒的“贵族”。对此,杨绛写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莱,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诗人臧克家于1978年出版的诗集《忆向阳》里,有一首《向阳湖啊,我深深怀念你》,其中写道:“向阳湖畔,/我只呆过三年光景,对它却有着/长江一样的厚意深情。/它是我们干校的家,/我的新生命/在那儿诞生。”臧克家后来因此被指斥为“精神献媚”和“极左”文人的代表。但对五七干校持这种正面肯定态度的并不止臧一人。郭小川,这位“战士和诗人”在五七干校留给人们的印象也永远是:“他在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后来写出了《洗礼》和《思痛录》的韦君宜也在《向阳湖纪事》中写道:“湖上春常在,渠开水满畦,初阳活种谷,细雨透青泥。白发能持耒,书生健把犁,新秧随手绿,熟麦逐人齐。足践中华土,胸罗四海奇,挂角有马列,引路有红旗。坦荡五七路,终身步不疲。”

  原诗刊《主编》杨子敏也说:“我们在向阳湖干活,绝大多数在当时都是主动地、积极的,不完全是勉强,而且从中也体会到劳动的愉快、创造的快乐。不少文化人初到农村,既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不懂农活,但说起来都是搞文学的,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表达农民的喜怒哀乐,却连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都不了解,和农民的感情怎么交流、沟通?这无论如何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做了文人,并不等于就成了贵族,如果说农民一年到头干活受累是应该的,文人干了三五年就是罪孽,我不同意这种认识。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真的就高人一等?”他还为臧克家辩护说:“他经历了那样的艰难困苦,仍有那样的心境,写出那样高境界的诗,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并没有看重个人的得失,在他的诗中找不到丝毫埋怨的痕迹,这才叫真正的精神超越。”

  一方面,五七干校被一部分人描述为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控制和“劫魂”运动的“政治集中营”,一方面又被人视为自觉接受思想锤炼,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大学校,其中的反差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又耐人寻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显然与当时中国的思想境遇密切相关。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到文革发生,政治思想运动一波接一波,从未停止过,从电影《武训传》讨论、“胡风事件”,到反右、四清和社教,每一次运动的宗旨都是为了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共产主义这面纯正的大旗下面来,但效果并不像运动的发起者预先设计的那么满意,许多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仍然在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根深蒂固地潜伏着,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暴露出中共干部队伍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特权观念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坚定、也是最热切的推动者,他显然意识到,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和艰难程度,远远超过制度上的创建。也因此,毛在建国十多年后,将兴趣和精力由经济建设和制度设计逐渐转移到了思想领域,热衷于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期望通过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培育和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或许就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深层原因。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可能充分窥见到“五七干校”的特殊意义。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曾经对人说,他很讨厌林彪戴到他头上的那四个“伟大”。他惟一愿意接受的只是“导师”这顶帽子。的确,当过小学教师的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教书育人”了,“大跃进”失败后,他甚至对身边人说过想退休之后去大学教书。这或许只是一种心血来潮,但也流露出他对改造人的思想的孜孜不倦的热情。在他看来,创造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理想社会,如果不对人的思想进行改造,培育出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的“新人”,是难以为继的。

  那么,毛泽东憧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人”呢?他曾经在《纪念白求恩》中称赞那位加拿大医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且将在烧炭中殉职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推崇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很显然,毛泽东还只是对这种理想人格,从道德层面上做出的一般性认定。1963年,同样是因公殉职的解放军战士雷锋为毛泽东呼唤的理想人格注入了新的内涵。雷锋那种甘当社会主义事业的“螺丝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炽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格言和生活态度,无疑更符合毛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期待。

  其实,无论是张思德,还是雷锋,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是共产党的中坚分子,在这些“自己人”当中培育和造就一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理想人格也许并不很困难,困难的是如何让其他“非革命队伍”里的人如知识分子认同和接受,让“旧人”转变成“新人”。自己也曾经身为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明白,他们大概是所有人群中最具有独立思想,同时也最不容易放弃既有价值立场,将自己融入和“消失”到集体合唱队伍的一类人,是革命的“同路人”,甚或还是“异己分子”。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曾对当时的一批文艺精英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太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要从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还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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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左岸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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