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不一的马基雅维里
东晋枭雄桓温有一句名言：“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意思是，二者必居其一。其实，人生未必非此即彼，往往是复合交集的。马基雅维里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辞世已近500年，一直饱受争议，褒贬不一。他被誉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也被看作欺诈成性传授邪恶的“老滑头”，甚至被莎士比亚称为“心狠手辣的马基雅维里”。他是公认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而他的名字曾是狡诈、阴险和政治事务中背信弃义的象征；到如今，“Machiavellian”一词仍含有为争权固位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的意蕴。那么，真正的马基雅维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乱世之忧
1469年5月3日，马基雅维里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望族中的贫寒一支。他的父亲是律师，在城郊仅有一块小地产。马基雅维利自幼勤奋好学，12岁时就能用拉丁文作文。据说他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了学业，修习过哲学、数学、音乐、逻辑学和天文学等科目。
马基雅维里生逢乱世，时局板荡。当时意大利半岛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出现米兰、佛罗伦萨、教皇辖地、那不勒斯、威尼斯等五个较大的国家，还有一些较小的城邦和诸侯国。各国之间争雄掠土，动辄兵戎相见，加之教皇对发动战争比传播教义更感兴趣，以致战火连绵不断。各国统治者为了战胜对方，不惜勾结外国，引狼入室。到1494年，爆发了历时半个世纪且有法国、西班牙、德国参与的意大利内战。
佛罗伦萨也处在多事之秋，平民贵族之间、政治党派之间、世家大族之间长期争斗不休。十五世纪之初，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权落入美第奇家族手里，实现僭主统治。法国军队于1494年侵入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投降，佛罗伦萨重建共和国。
1498年，28岁的马基雅维里步入政坛，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务秘书，这恰好为他施展抱负提供了平台。他积极参与国防和外交事务，先后多次出使法国、西班牙、德意志和意大利诸邦，还推动军事改革，以招募民军取代雇佣军。1512年，被法国推翻的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的扶植下重新执政。共和派失势，马基雅维里被美第奇家族解除公职，一年后又因政敌诬陷而被捕，狱中惨遭逼供，经友人多方营救并缴纳巨额罚金得以获释。此后，马基雅维里退隐到城外，一家七口仅靠父亲留下的小地产支撑，生活极为贫困。但他穷且益坚，白天像农夫一样下田劳作，夜晚阅读写作。1520年，通过友人与美第奇家族疏通，马基雅维里获得史官职位，负责纂修佛罗伦萨的历史。1527年5月，佛罗伦萨人民发起起义，再度驱逐美第奇家族，恢复共和国。马基雅维里闻讯进城，希望新政府念他往日的功绩而委以重任，但共和派却以他与美第奇家族有瓜葛为由，将他拒之门外。沉重的打击让马基雅维里一病不起，于当年6月22日去世。
马基雅维里的人生起起落落，无论是踌躇满志，还是坎坷失意，心中总是充满忧虑。因为他时刻牵挂着祖国意大利，不仅谋求意大利实现解放与统一，而且期望它重现古罗马的强盛与辉煌，所以有一种救时济世的情结始终埋藏在他心里。忧虑陪伴他一生，“进亦忧，退亦忧”。进则奋发有为，为富国强兵辛勤效力；退则思考著述，探求救时济世大计。
救时之策
使马基雅维里名垂青史的著作有四部，即《君主论》、《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简称《论李维罗马史》）、《战争的艺术》和《佛罗伦萨史》，其中《君主论》最为著名，也最富有争议，正是这部著作让他获得不道德的恶名。
政治失意、生活穷困的时期，是马基雅维里学术上最有建树的时期。蒙受牢狱之灾后，马基雅维里归隐田园，便着手写《君主论》，经过半年努力完成初稿，在朋友圈传阅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做反复修改，于1515年定稿。卷首题辞写明，书稿是献给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据他自己所说，献书的目的是希望引起美第奇家族的注意，并重新起用自己，从而驱散笼罩在家庭的贫困阴影。然而，书稿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垂青，马基雅维里重返仕途的希望化为泡影。
在《君主论》里，作者系统地论述了君主国的类型、君主如何才能征服和统治被占领的国家、君主如何获得声望并使国家强大。不难看出，作者在书中扮演着君主智囊角色，向君主传授为君之道与治国之术。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古代也有，比如《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等，尤其是《商君书》与之颇为相近。
为君主献书出谋划策，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君主论》写得大胆直白惊世骇俗，让道德论者难以接受。马基雅维里主张君主不必受道德的约束，认为政治本无道德可言，君主作为国家的化身，“可以不必遵守加之于公民的道德律”，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自由可以背离道德行事。他要求君主效法狮子和狐狸，既要有狮子的勇敢，又要有狐狸的狡猾。其实，中外古代君主大都在口头上讲道德，行为上未必道德，为了争夺或巩固王位，骨肉之间往往相互残杀，赶尽杀绝。所以，马基雅维里撕开道德的面纱谈政治更切合实际。对此，英国哲学家培根颇为欣赏，称赞马基雅维里开诚布公地说出或描述了人们的实际作为。
美国政治学家列奥·斯特劳斯指出：“《君主论》通篇所提倡的那些违反道德的策略，并不是以共同的福祉为依据来论证的，而仅仅是以君主的一己之私来论证的，亦即以君主对他个人的福祉、安全和荣耀的利己关注为依据来论证的。”这是中肯的，但马基雅维里毕竟有他的苦心孤诣。他从君主角度着想，其实也是为国家着想，因为他知道把意大利从野蛮异族手里解放出来，就必须统一意大利全境，而统一意大利全境，则意味着要征服意大利诸邦。因此，他期待意大利出现某个强势的君主，推行他所倡导的残酷暴戾、阴险毒辣、背信弃义的铁血政策，从而实现意大利的解放与统一。
可以说，《君主论》只是权宜之计，于作者是希望借此摆脱穷困，于国家是希望君主依计行事，以便拯救时局。但事与愿违，两个希望都落空了，作者并没有因此改善处境，在他生前身后也没有出现哪个君主根据他的谋划而统一意大利。尽管如此，《君主论》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学著作。马克思曾经肯定马基雅维里及其后一些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指出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仅此，就是巨大的进步。
治世之道
《君主论》是写给君主的救时之策，却没有得到君主的垂青，不免让马基雅维里心灰意冷，于是他放弃重返仕途的梦想，逐渐转变为文人的角色，积极参加人文学者和作家举办的活动，切磋学术，交流心得。乡居期间，完成了喜剧《毒参茄》、《战争的艺术》、《论李维罗马史》等著作，其中《论李维罗马史》最为重要。
李维的《罗马史》直译为“建城以来”，从罗马建城下笔，由王政到共和制，一路写到公元前9年，此时已进入帝制时代18年。《论李维罗马史》名义上是对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评注，其实是借题发挥、陈述义理。作者往往把李维的记述当作一个连接点，借机广泛探讨治国理政的某个重要话题，有时只引用李维书中的一位人物或一个故事，然后总结出一条道理。
《论李维罗马史》看上去泛泛而谈，但却贯穿着一条主线，或者说包含一个主题，那就是探讨治世之道，亦即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诚如孔子向往远古的“三代”那样，马基雅维里十分向往古罗马，尤其推崇未曾腐化的罗马共和国。在本书中，马基雅维里力图解释某些城邦为何能够崛起，罗马为何能脱颖而出，创造无比辉煌的功业。不言而喻，作者煞费苦心诠释历史，不单纯是要把古代的体制和秩序发掘出来，更重要的是要让后人加以借鉴效法，罗马成功的秘诀是可以复制的。
马基雅维里认为，罗马的成功关键在于“拥有最幸运的起点”：首先是第一任国王罗穆路斯奠定良好的基业，罗穆路斯作为首任国王并没有大权独揽，而是与自己所创设的元老院、市民大会共同治理国家；其次是第二任国王努马做出立法与习俗改革，对罗马的民族性进行了改造；此外，在国王渐趋腐化的时候，布鲁图斯适时创建了共和制，随着护民官的创设，罗马共和制趋于完美。
共和制的创立是罗马走向强盛的起点。从历史经验中，马基雅维里得出一个普遍结论，“只有受人民控制”，城邦“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城邦强盛”靠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公共福祉”，而“只有在共和国中，公共福祉才受到重视”。君主制下“情形相反”，因为“对他（君主）有利的通常对城邦不利，让城邦获益的却让他受损”；这样，君主统治的城邦很少能“进步”。与此同时，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这三种“纯粹”政体都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君主制容易走向专制，贵族制容易形成寡头政治，平民制容易出现暴民统治，都不可避免产生周期性的腐化和溃烂。所以，只有建立一种混合政体，抑制纯粹政体的不稳定因素，结合他们的长处，才能使共和国长治久安。而罗马正是演化出了“一个混合型政府”，终于成为“一个完美的共和国”。
然而，罗马终究衰败了，病根就在于腐化。权力容易使人腐化，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如果政体允许某个派系垄断权力，共和国就会被“轻易腐蚀”。解决办法就是，在制定与政体相关的法制时设计出平衡的机制，使各方面参与政府事务，“相互监督”，既所扼制“富人的傲慢”，也避免“平民的放纵”。共和国要保持强盛，领导者与公民必须拥有良好的德性。而公民德性源于好的教育，源于好的法律。
仅凭《君主论》，或许能断定马基雅维里是一个传播邪恶的人，而《论李维罗马史》则表明他骨子里更倾向于共和制，这部著作就足以使他不愧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
——原载2018年第4期《文史天地》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