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2018年中国经济金融新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3 次 更新时间:2018-02-23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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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进入专栏)  

我今天主要分享对三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是怎么看待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转型,我们总体的经济模式在转变,背后是也什么东西。我认为是一个什么东西。

第二我们现在看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可能会怎么走,这个当然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故事是有关系的。

最后一部分有时间也想简单分享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问题的一些简单看法。我尽量简单化,因为刚才已经做了系统性的阐述,后面孙国锋所长还会讲,其他几位嘉宾还会讲。

我2009年到北大工作,到北大做的第一个项目,是我当时一直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原来在市场上总是能够看到对中国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很成功,认为是一个经济奇迹。我的同事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很多人都很清楚,中国经济奇迹8%甚至更高,这么多年走过来,也由此产生一些学者、专家,包括一些官员对未来的前景比较乐观,为什么三十年高增长走过来了,未来不能再走10年、20年、30年?总体上来说就是对经济奇迹的一个看法和总结。另外一方面也同时看到,很多专家和官员对中国经济矛盾或问题非常担忧。我印象最深的是前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平衡的不协调的低效率的,从而是不可持续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你会说,一方面是觉得不可持续,觉得问题大得不得了;另外一方面有人觉得我们经济增长做的这么好,还可以走很多年。为什么对同样一个经济判断出现这么大的差距,所以我到北大以后是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在做这个话题的分析,2011年我们最后成了一本书。原来我是让2011年书出来,但是大多数出版社都是一样的,答应6个月出来,一般起码要花一年的时间,最后他们紧赶慢赶在2012年1月份出来。

讲的是什么东西?讲当时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极的表现,影响因素很多,但是我们识别一个主要的机制,把它称为“不对称的市场化”,这个所谓的不对称的市场化,看中国经济、中国市场实际上在市场化推进过程当中是很不平衡的,简单说产品市场基本上不放开,要素市场的扭曲持续很严重。这样一个双轨制,或者是一种不对称市场化策略,在背后是跟更大的一个双轨制的改革策略有关系,国企和民企,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坚持一个策略就是把国企要保留下来,不像前苏联、东欧所有的国企一夜之间都被民营化或者是私有化,我们其实是支持它。同时希望非国企创造一个更快的增长空间。这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双轨制,樊纲老师、张维迎老师他们都对这样一个机制有很多阐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是后面还有第二个双轨制,就是我说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

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产品可以放开,要素市场还要扭曲?

最简单的理解,怎么理解第一个双轨制能够持续下去。我刚才说国企要继续持续下去其中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假定国企相对来说效率比较低、利润率较差,但我们认为它很重要,所以要维持下去,维持下去就需要有一定的支持。一般来说,政府要维持一个产业或者是一部门的运行,很简单办法就是用财政手段。但是我们当时显然没有财政手段,大家都知道90年代初期财政都要破产了,政府要支持一个部门,财政没有钱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干预要素市场,把要素市场给控制住,控制住的基本含义是一方面可以控制定价、另一方面可以影响资金资源的配置。这是我简单说的一个故事,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你可以理解成政府对要素市场之干预支持了国企、民企的双轨制的可持续性。但是它的实质,就是要素的拥有者在不断地补贴要素的使用者。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居民一直在补贴企业,进一步说中小企业一直在补贴大企业。因为谁能获得企业关键就看谁能获得这些要素,谁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补贴;谁往银行存钱,实际上就是被征税。因为利率的压得比较低的含义,价格不是均衡的价格水平。这个在很多要素市场都有体现。

用土地市场举例来说,一般人都认为土地价格太高,在这我说的土地是工业用地、产业用地,就是到一个地区去做投资,他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大多数了解过去经济发展历程的人都明白,如果你带着一个项目到一个地方去,完全可以跟地方政府谈判,往往会给你很廉价的使用权。这实际上是对要素市场投入的一种市场干预、一种扭曲,相当于是给你补贴。这个补贴最后是有人买单的,谁买了单?

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其中一个政策机制就是居民在不断地补贴生产者、消费者和出口商,这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非常强劲,但是结构失衡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就是投资占比越来越高、经常项目顺差越来越高、生产越来越强劲,但是消费比例下降在不断的下降。造成上述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这是我理解的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一部分乐观的人越来越乐观,一部分悲观的人越来越悲观的其中的一种解说。

假如说大家都觉得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们当时有一个结论,这样的政策扭曲是很难长期持续的。很难长期持续,最后就得有新的变化,我们在当时做的这个研究一个基本结论是,这样一个经济模式你说它奇迹或者是说它失衡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持续我们的政策机制就要调整,调整就会带来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我们成为是从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我们过去增长确实很强劲,增长速度很快,当然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多的经济动力,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动力部分是我们的政策扭曲导致的。所以现在扭曲要慢慢的消除,我们会看到经济开始出现转型。

当时我们提出了几条可能会出现的经济特征:

第一增加速度会不断的放慢;第二是收入分配可能会逐步改善;第三是产业升级会不断加速,最后一个是经济结构可能会变得更加平衡。这是我们在2009-2011年做的一个基本分析,大多数的变化现在现在已经看到了。其实当时还有其他的几点预测,经济周期会变得越来越震荡,现在似乎看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四条我觉得或多或少在中国的经济中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把它称为常规发展,我们知道中央现在说叫新常态,最近我们说是叫新时代,其实都是讲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然,为什么这么快已经看到这些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要素市场开始推动市场化改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其实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导致了很多这样的转变。劳动力市场在过去几年很明显的从原来的严重过剩到明显短缺,你可以看到民工工资直线上升,民工工资的上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会带来这些变化。民工工资一上升、成本一增长,很多产业的优势就丧失、增长速度就放缓、出口的竞争力就减弱。收入分配改善这个有很多争议,但是我觉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基尼系数略有下降,最近几年略有波动是有道理的,因为民工工资上升,意味着穷人的工资、收入增长快。工资上升挤压投资回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产业升级不断的加速,这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成本的提高,低成本的优势迅速丧失,原来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一些产业就难以为继,所以要不断的往上走。

最后一个是经济变得更加平衡,应该说我们已经看到。而且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中国过去有世界性的经济故事,一个故事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还有一个是投资,集中体现在大宗商品市场。这两个故事都在相对减弱,并不是中国在这些市场不重要的,我觉得可能还会比较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下一个世界性的故事,是中国老百姓的世界消费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很多人讨论,我就具体不展开了。

把这样一个框架运用到今天对2018年或者是今后二三年经济的看法,我觉得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在大家都知道,去年经济增长实际上有所回升,所以也引发了一片说经济企稳、稳中向好。

问题是我们下一轮会怎么样,现在也许经济从此向好,已经触底回升。当然也有的相对保守一些,说现在在触底,以后底部就在这儿。大家都记得,我们决策部门提出未来的增长轨迹是L型的,L型的轨迹其实大家同意,但是不太有共同看法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增长点是在竖的线还是在横的这条线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我们接近横的线,到底是不是,我不是特别清楚。你要问我今年的经济增长能不能平稳?我觉得今年平稳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不是就是底现在还太好说。

几周之前我们在北大有一次辩论,是林毅夫老师和田国强老师辩论这次经济增长减速是什么样的,林老师的看法是周期性的,田老师的看法是制度性的。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并没有抓住这次经济减速最根本或者是最直接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我把它看成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低成本的优势建立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产业,但是今天看中国经济这些有竞争力的产业都已经难以为继,也就是说过去支持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增长产业基础,很难再承担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责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经济一般都说是“两架马车”——投资和出口。投资,背后是东北、西北大批资源型的东西;出口,背后是东南沿海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两个行业今年都难以为继,很难承担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责任。这个问题一定意义上跟亚洲四小龙在80年代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有时候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你在成本低的时候可以积累一大批的产业快速发展,因为你的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有竞争力。但是成本上升以后,这个优势就丧失了,面临的问题是你下一步干什么。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里面,就是低成本优势发挥出来走不上去。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新旧动能转换能不能转过去,是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根本的条件。这个问题我想不是简单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或者是周期性的问题所能够涵盖的。

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前景到底如何?也许今年还在6.5%左右,高一点低一点都有可能。但是如果看经济当中的变化,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乐观的变化和不那么乐观的变化。

比如看相对比较乐观的变化,今天中国经济的动态变化,一个根本的故事就是新旧产业的经济博弈,旧的退不出,新的长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一直是搞宏观的比搞微观的乐观。宏观的一看经济说8%的增长速度不错,还可以;微观的到地方一转说不行,每个企业都有很大的问题。

最近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逆转了,微观的比较乐观、宏观的比较担忧。我到全国各地去调研,最后得出一个感受其实是相同的,宏观经济能不能6.5%,能不能更高一点、低一点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到各地企业去调研会发现真的很多新的产业、新的企业、新的产品在纷纷起来。我老家是宁波的,宁波是过去传统劳动力密集性出口的基地,过去几年,2010年是极度困难,房价据说都跌了1/3,具体我不知道,总体经济不好。但是最近去看,很多企业都在慢慢起来,最核心的有两条,第一市场机制是工作的,第二是企业家真的在拼命的博,最后你发现很多新的行业、新的产业,即使是传统制造业,我去专门给中东的女士做围巾的厂家,他过去的产量非常高,几乎每天都集装箱出去。后来跟我说,十几年前每个民工是1200元钱,现在5000元钱都留不住,显然是很困难的。他到各地去转了一下,看能不能找其他地方生产,最后不成功,最后只能是搞自动化,自动化过去一个人看1台机器,现在是看12台机器,产品当然并不是那么高端的产品,但是他生存下来。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想办法生存、往上走。

我们看到传统制造业像家电、汽车、建筑机械,当然也看到很多新型的产业,互联网经济、无人飞机、机器人等等,总体来说我是比较看好。从这个角度来说,起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希望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是不是现在已经一路下滑,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不完全是。从中国经济“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看,过去一年多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出口有改善。如果从总的经济开始慢慢往上走,从2016年终开始,主要还是投资,而且主要是传统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里面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有所回升,其实早期是大宗产品,所以下一轮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其实在投资来看仍然有一个新老的故事,光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很难持续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能不能有持续的源泉,最后恐怕要看经济当中民间投资能不能起来,制造业的投资能不能持续反弹?

这一点跟前面一点相比其实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这样看来,我们的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当中有乐观的因素,也有不是那么乐观的因素。核心问题是最终能不能成功,总体看,现在新的增长模式正在形成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完成,现在还不能肯定说中国经济往下走就不会有问题了。

三大攻坚战,消灭贫困、保护环境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家似乎最担忧的就是杠杆率的问题。十几年前问国际投资者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无论对中国经济了不了解都会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今天你跟国际投资者谈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什么?他会说杠杆率的问题,太高。这些问题都变成家喻户晓的问题。

杠杆率太高要出问题,这是有2008年、2009年美国两位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写了一本书《这次不一样》,意思是杠杆率高了都要出问题,不管你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对我们来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碰到的比较大问题。

回过头来想,中国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其实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常态,过去三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我觉得在两点上应该把它称作为奇迹,也不算太过。第一是高速增长,第二是金融稳定,没有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今天开始担忧这个问题?

我自己觉得过去长期的金融稳定背后是两个支柱:一个是持续高速增长、一个是政府引进担保。持续高速增长的好处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因为经济的分母大幅度的扩张,出现一些问题过段时间就把它掩盖了。政府隐性担保大家都知道,就是有问题的政府兜底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高达30%-40%,没有出现挤兑,没有出现挤兑不是大家觉得银行没那么糟糕,而是反正政府不倒台这个钱是可以拿回来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一般隐性担保,我相信90年代我们的银行体系肯定是出了比较大的问题。这样来看它是有比较正面的作用。

为什么今天问题会变得更突出?过去一段时间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杠杆率变得更高了,背后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在国际清算银行在一年多提出来所谓风险性的三角概念。这个风险性的三角:第一杠杆率持续上升;第二是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第三是我们的政策空间不断的收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三角挂在一起金融风险越来越难兑付。我经常看一个指标叫中国的边际成本产出率,意思是大概每生产一个新的单位GDP需要几个单位的新的资本投入。

这个数据在2007年大概是3.9%,大概到2016年到6.3%,这个数据的直线上升说明好几个事情:

第一是资本的效率真的是在不断的下降。每生产同一单位的GDP所需要的单位资本投入的数量已经在持续上升。

第二如果我们要继续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难度越来越大。

第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投资回报的下行就变成一个趋势性的变化,除非我们这个数字重新开始大幅度的回落,不然我们可能要接受相对偏低的投资回报率相当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总体的金融风险确实变得越来越难对付。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后来发现这个指数具体的测算放在左边,但是总的大概结论:总的系统性风险的压力根据这些指标是有所回落的,我们用几大指标进行了验证。我给大家看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问题的,我觉得问题还是很重要的。简单一句话,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

刚才李杨院长已经做了非常系统地阐述。但是不能再用过去那样分散的方法,尤其是到今天。我们考察了全国各地的金融改革实验区,刚开始大家都非常雄心勃勃,因为中国的改变就是从实验开始,从大包干到经济特区、贸易政策、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小范围实验出来的,客观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一个非常成功的小范围的金融改革的实验区。都是一开始的时干的轰轰烈烈,后面再也没听到到底实验出出什么样的成功的并推广到全国的金融改革经验。所以我觉得系统性的变革、系统性的设计非常重要。

现在的杠杆率似乎是有所遏制,但是构成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居民的杠杆率很高。我们不能简单拿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和美国比较,如果按照收入水平来画一条线,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其实一点不低,也就是说跟类似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其实是不低的。尤其是在过去一两年居民加杠杆假得很厉害,很多时候是加在房地产上。而且有一部分是新增的是用消费信贷,或者是信用贷款来支撑,实际上背后是没有抵押资产,这个风险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

金融去杠杆取得了一些进展,这背后可能是特别直接的证据,就是广义货币供应增长的速度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发生分叉,中间一大块是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交易,这个交易在明显的下降,可以看出是金融去杠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我们的问题还很多,杠杆率还比较高,监管体制还有很多问题。

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做的北京大学金融科技情绪指数反映的是公众对互联网金融的看法,可以看到是很激烈的震荡,背后跟有的很乐观的情绪起来,看到很多乐观的前景,但在另外一些时间我们看到风险事件爆发,有很多甚至是旁氏骗纷纷出现。

此外,我们做了一个加金融监管有效性指数,从三个指数合在一起,从这个指数来看,似乎最近的监管政策有效性是在下降的,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虽然系统性的风险似乎有得到一定的遏制,但是总体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在下降。当然,有新的金融委和各个部门在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政策也许会扭转我们有效性下降的现象,但是谈至关重要的。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办法,除了对融资结构改造、监管框架改造、杠杆率给予遏制,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成分就是我们要强化市场纪律,过去政府已经担保非常好,支持了金融稳定,但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道德风险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有问题反正有人会给你兜底,最后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其实是金融风险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强化市场纪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央经常说的释放风险点,有问题释放一点这个系统会变得更稳定。我和我的一位已经毕业的博士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想研究存款保险制度对金融的影响,第一轮做完研究回来跟我说这个结果不太符合逻辑。结果发现把各国的数据放在一起,发现引进存款保险制度以后,发生银行的危机的概率是上升的,他觉得这个不符合逻辑,保险应该变得更加稳定。

我说你回去再想想,最后他琢磨过来,我们原来一般假设是一个国家引进存款保险制度是从0到有保险,但事实上最后绝大部分,起码在最近二三十年引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都是保险是从100%下降到一定程度的保险。因为我们知道存款保险只是保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保险。所以,对大多数国家的保险程度是降低的,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看到银行的风险看起来是似乎提高了,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后来他进一步做了分析以后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导致一些银行出问题,但是整体的金融稳定性大大提高。因为原来不出问题是政府担保,虽然是政府担保总是各种资源在保他,债务危机、国际收支危机的概率反而会大幅度的提高,在我们这儿是同一个故事。

“僵尸企业”不能退出,杠杆率会很难下来;“僵尸企业”不能退出金融风险就很难控制;“僵尸企业”不能退出新旧动能转换就会变得越来越难,如果问我们看经济改革最期待的事,那就是“僵尸企业”的处置能够加快速度。但是客观说这个事业我已经期待三年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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