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名牌大学不愿让人看到的评价标准

想象一下你要把一生的大部分积蓄交给共同基金。想象你预先使用报摊上各种各样的“最好的共同基金”指南，结果却发现最关键的信息上面都没有。指南列举了基金经理们在哪里上的大学，他们吸引了多少投资基金，以及投资者在每年的基金会议上遭遇了什么样的“经历”。但是它们没有告诉你最想知道的信息---基金的收益率到底多少，或者它们是否让人赚了钱？你或许仍然决定投资共同基金，但是这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赌博。由于共同基金经理们的记分卡被藏起来了，人家根本就没有努力表现的压力，更不用说改善经营了。

想象中的共同基金市场非常清晰地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运作情况。每年，未来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专心阅读印刷精美的像电话薄大小的大学指南，就为了决定怎样投资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学费，更不要说四年宝贵的时光了。有些指南，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大众关注的大学排行榜，根据很多因素比如校友捐款，教师工资，新生学业能力评估测试成绩（SAT）。有些排行榜则选择最豪华的聚会，最漂亮的校园，最华丽的宿舍等。

但是所有这些排行榜中缺少的是相当于底线的东西。没有可以广泛了解的衡量大学里到底学了什么东西的标准，或者学生接受了大学教育后获得了什么好处。这让挑选大学的过程就像在赌博桌上掷骰子。也意味着大学像我们想象中的共同基金经理们一样，感受到很小的压力，要确保学生学到东西。正如任何一个睡大觉通过一年级心理学101课程的人都知道的，坐在教室里并不等于学习，知识不是来自耳濡目染。

当然，确定大学教育的质量不像计算共同基金的收益那样简单，但也决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已经研制出来了一些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绩，投入程度，和毕业后的成就。这些标准显示哪里的教授授课水平最高，哪里的毕业生最容易找到工作，哪里的学生毕业的时候除了炼就惊人的酒量外一无所获。那么为什么你没有听说这样的标准呢？因为许多大学的领导不想让你知道。把他们的分数公布出来是许多大学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尤其是因为这些分数将可能显示许多被充满渴望的学生津津乐道的名牌大学徒有虚名，没有尽力帮助学生学习。

起作用的标准

衡量大学教育质量如何有三个基本的方法。最明显的是采用某种形式的标准化测试。这也是评价中小学（K-12 schools）的方法。考虑到K-12测验包含的困难和争议，采用标准化测试衡量大学生咋一看简直是不可能的。小学和中学学生至少完成的是相似的课程，学习同样的标点符号规则，同样的勾股定理，几何原理。本科生学习就复杂得多。有些学生选择四年时间沉浸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有些人在研究有机化学。

但是还是有办法的。不是检验具体的知识细节，而是考察更高层次的内容：如批评性思考的能力，分析能力，交流的技能等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掌握的东西（当然也是用人单位最看重的内容）。最近由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分公司开发出来的“大学学习评价”（The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正是这样做的。参加CLA测试者不是拿着铅笔涂卡，而是要写长篇文章，分析材料，评价观点。

虽然几百所大学参加了CLA测验，但是大部分对测试结果三缄其口。不过，得克萨斯州的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ystem）把测试结果公开了，结果让人吃惊。CLA测验一年级新生和高年级毕业生，测量学生在大学生涯中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毕业生分数也和学生的“美国大学测评考试”（ACT）或者“学业能力评估考试”（SAT）结果预测的分数进行对比。根据这个标准，得克萨斯州最好的大学并不是名声赫赫的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T-Austin campus）。学生获得最大成效的大学发生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中处于末端的大学如得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UT-San Antonio）得州大学埃尔帕索分校（UT-El Paso）和得州大学二叠纪盆地分校（UT-Permian Basin）。

第二，更容易接受的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方法是后退一步，不测试实际的学习水平，测试教学和大学环境，因为实践表明这些往往导致学生学习的后果。多年的研究显示：如果学生的努力得到适当的指导，学生花费在研究论文上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和老师的互动越频繁，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越多，他们学到的东西也越多。学生学业上的投入在不同的学科和学校间同样可以衡量。

1998年，一群教育家坐下来要把对学生学习的研究转向研究评价大学的工具。会议由“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前主席，当时的皮尤慈善集团（Pew Charitable Trusts）教育项目主任拉塞尔•埃杰顿（Russell Edgerton）召集，全明星阵容的高等教育专家研制开发了全面考察新生和毕业生学习情况的方法，汇报阅读的书籍数目，撰写的论文数量，预习课程花费的时间，以及学生合作，师生互动，以及总体上的校园环境等指标。

这个被称为“全国学生参与普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的评价标准2年后开始推动，有超过275所大学参加。到了2006年，将近1000所大学已经被评估，每所大学都得到一个学生学业评价的详细的统计数据分析。总部设在印第安纳大学，每年都评估，每个被评估的学生学校要支付$1.50美元。NSSE不仅向大学显示它们的表现，而且还显示在和其他学校竞争中处于什么位置。比如，学校排名高于还是低于同等学校的平均水平，让老师得到学生对他们所教课程的反馈意见。

埃杰顿和皮尤集团1998年召集这个会议的初衷是寻找一个替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的方法，但是在投入三百五十万美元开发和展示其评价方法后，他们想让NSSE被推广运用，并在经济上自立。也就是说让足够多的大学同意参加，并支付费用。许多大学愿意参加，但是有一个条件：测试结果要保密，不对外公开。大学知道一旦数据公开，肯定被用来对大学进行排名和比较。它们不知道测试结果会让大学处于什么位置，担心自己的处境太难看。

结果，NSSE的结果对多数大学来说就像CLA结果一样都是公众无法知道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经要求得到NSSE评价结果，但是只能公布大学主动发布的内容。该杂志排名的大学中满足要求的不足15%，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公布测试结果。给加拿大47所大学排名的麦克琳新闻杂志（Maclean\'s）最近尝试了另外一个做法。使用免费的信息请求从NSSE获得加拿大公立大学的数据。但是采用这种途径获得几百所美国大学的信息将是巨大的法律上的挑战，私立大学不需要非遵守规矩不可。得到所有大学的全部NSSE数据的唯一方法就是强制公开所有信息。爱德华•肯尼迪（Sen. Edward Kennedy）参议员几年前提出类似法案，但是很快就被破坏掉了。

可以理解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名牌大学在给予未来的学生查看NSSE结果的权利时往往疑虑重重。从所有迹象来看，这些数据对这些大学宣称的优越地位肯定破坏性很大。虽然NSSE没有公布个别大学的数据，但是它确实公布了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的研究结果。在2005年的报告中，NSSE分析家发现教学质量高低与流行的《巴伦大学指南》（Barron\'s Guide to Colleges）中指出的大学录取标准高低没有明显相关关系。像CLA一样，NSSE说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高等教育划分的三六九等其实和学校教学质量高低没有多大关系。

与工作的关系

评价高校的第三个方法是衡量学生毕业后的表现，比如找到工作的速度，和得到提升的速度。只有很少的名牌大学试图保持发财的校友的数据库，大部分大学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做了什么工作。但是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可以得到的。只不过没有适当的联系起来。州政府收集有实际上所有挣工资的人的收入和就业领域的情况，这样政府就能计算下岗失业的人的失业保险津贴。这个数据可以和大学提供的学生记录结合起来。

这样的话，学生和家长就能得到大学帮助自己的学生在什么领域找到工作，生活状况如何等大量新鲜详细的资料。比如，你是西班牙语中学生想设计新一代航天飞机或者把人送往火星。你想知道那些大学培养出最多的西班牙语工程师，在航空航天领域工作，待遇很好。把大学和现已存在的就业的信息就能给你一个答案。

有些州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联系。弗罗里达教育部每年公布该州9所公立大学毕业后留在该州工作的学生当年秋天的收入清单。结果和人们预料的相差甚远。2004年该州最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列为一流大学的弗罗里达大学的毕业生每年平均收入是25773美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列为三流大学的弗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毕业生收入是34756美元，是全州最高的。再次证明有些排名在后面的学校比人们常识预料的情况好得多

但是这些数字好像对弗罗里达的大学选择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部分因为它们好像只是说明进入公立大学并留在本州工作的学生，部分因为弗罗里达教育部甚至没有把这些数据登在网页上供挑选大学的学生阅读。学生们需要很容易地获得美国每个大学学生就业状况的详细信息。这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不幸的是，私立大学肯定决心抵制和阻止这样的事情出现。

美国教育部最近要求大学上报每个学生的录取，毕业，经济状况记录，以便更好地计算大学的毕业率和学生成本。但是，尽管已经存在严格的联邦隐私法律禁止公布学生个人姓名，私立大学的游说者们还是全面出击封杀这个建议，大声谴责这是“奥威尔式”的伎俩，是对“在7月4日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Fourth of July）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的粗暴攻击”。

请闭嘴

大学不愿意对学生的出路负责尤其让人感到沮丧，因为多年的科学研究已经显示大学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改善教学质量，但就是不做。1999年到2004年仁斯利尔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业转变全国中心的卡罗尔博士（Dr. Carol Twigg）研究了30所大学改进基础课大班教学的问题，（社区学院中50%的学生，4年制大学35%的学生上25门重要的基础课比如英语和生物学）。不是在传统的课堂上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讲解，学生们在积极学习的环境下网上小组讨论，学生小组学习，获得真实的，即刻的反馈和支持。该技术也降低了老师备课的时间，介绍课堂内容，批改作业，减少办学的成本。结果，大学成本降低，学生学习效果增加。马萨诸塞大学改革后的生物学课程成绩提高20%，每个学生的办学成本降低近40%。

尽管卡罗尔的改革尝试在大学这个圈子里非常有影响，却没有大规模向全国推广这个经验的迹象。因为大学当局没有感到采取最好的教学实践的压力，不管是他们的职业，还是底线。事实上，大学在做出招聘和提升教授的决定时依据的是老师发表的文章和学术界声望，很少考虑他们的教学质量，这是臭名昭著的。教授花费在发表文章上的时间和本科生教学的质量是成反比的。对大学来说，提高教育质量从根本上说是选择性的目标，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改变。

大学拒绝为其行为负责开始在华盛顿产生强烈反应，虽然不一定是有帮助性的。今年早些时候，共和党控制的国会（GOP-controlled）众议院投票要求所有提高学费超过通货膨胀率两倍的大学向联邦政府解释自己的行为。尽管这来自对大学经济承受力可以理解的关心，这个动作等于抽了尼克松时代价格控制一个耳光。（这对来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更是一个讽刺）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法律制定者代表最透明的市场命令大学就学费和杂费提出新的报告。不是要规范大学的收费，国会应该要求大学公布学生和家长不知道的信息：大学课堂上的教学质量。由学生自己来决定某个学费标准是否值得，是否划算。

联邦政府强制的信息公开对长期以来沉浸在不受干扰的温柔乡的大学来说是魔咒。但是对于千千万万上市公司来说，每个季度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详细的财务报告是天经地义，再熟悉不过的。尽管这些公司没有享受大学免税的好处，它们的运作更透明，对公众更负责。

高等教育领域说到底是由市场推动的，大学要根据市场提供的条件来竞争和生存。只要地位和成功是用来吸收捐赠和吸引成绩优秀的学生的砝码，大学的领导人就要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筹集资金，市场公关上，根本不会考虑别的。但是，如果成功意味着教学质量高，帮助学生获得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大学就要改变轻重缓急的顺序，就要招聘优秀的教师，在全世界寻找卡罗尔（Carol Twiggs）这样的老师。那些曾专注于自己的宗旨教学，教学质量高的大学将最终得到应得的地位和承认。但是由教学质量决定大学成功与否，只有在公众获得教学质量的信息后才有可能。我们生活在该信息还无法得到的时代。众多教学质量的信息被爬满常春藤的高墙团团围住实在太糟糕了。

译自：Is Our Students Learning? By Kevin Carey

http://www.washingtonmonthly.com/features/2006/0609.care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