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年轻同仁，我俨然是前辈了，可见“前辈”这个词，含义比较宽泛，是相对“后辈”说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尊称，并不一定关乎学问、威望等，只要辈份够了，即可入座。上海古籍出版社是藏龙卧虎之地，有真才实学、辈份高的严格意义上的前辈有的是，就我接触过的而言，依年齿排序，就有金性尧、王勉、何满子、陈邦炎、朱金城、陈振鹏、钱伯城以及稍后的魏同贤、汪贤度、李学颖、陆枫等等，其中的何满子先生，则是我接触较多的一位。
“四人帮”被打倒后，1977 年秋，我从市轻工业局五金公司所属的上海卷尺厂的“战高温”岗位上，回到阔别七年的出版系统。因为当时家安在徐汇区的宛平南路，就选择在离家较近的绍兴路上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当编辑，而没有回我原来供职的坐落在陕西北路上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即现在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当时也是“大人民”属下的一个编辑室）。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在当时的老社长李俊民同志的关心下，满子先生和王勉先生两位回到了社内。当时上古社有两个主要的编辑室：一编室和二编室，我有幸与满子先生在二编室共事，于是开始了我们长达二十年的交往。
满子先生是有知名度的学者，又是编辑行家。在文学领域，他古今中外兼通，而于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尤深。记得当时有一部书稿，由满子先生担任责编，他审读后认为稿子可用，但必须作大幅度修改。经编辑室领导和作者同意，由满子先生操刀，伤筋动骨，修改篇幅占全稿总量的三分之一，最终使该稿得以出版。这是不折不扣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了。如果是一般的编辑，对这样的稿子最多只能作退修处理，而满子先生勇于承担这一重任，没有扎实的学问功底和充分的自信，是无法做到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古社准备出一套“干部文史读物”，其中《古文选读》一题没有外约，选目和注文全由社内编辑担当，并决定由满子先生领衔，邓韶玉、胡士明、徐树仪参加。初稿写出后，再由满子先生统稿，兼任责编。满子先生自己承担的部分，质量自然是上乘的。而我们三人，虽有满子先生这棵大树可以乘凉，但毕竟是初次参加这类工作，难免缩手缩脚，对自己写的稿子质量，心中也没底。记得当时的二编室负责人高章采同志曾问过满子先生书稿质量如何，满子先生回答说：“平实。”“平实”的评价，从正面理解，当然是肯定的；但从深层次想，似乎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至少在“解题”和“注释”的文字表达上，显得拘谨、死板。满子先生是行家里手，当然一眼就看出其中的不足，出于对后辈的爱护，不便说出，但在统稿时，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弥补了。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条注文说唐朝为李氏所建，满子先生加上“人们也常用李唐王朝连称”，补上这几个字，有画龙点睛之妙，内涵丰富了，文字也活泼了。
上古社曾出过一套“观止”系列，其中的《曲苑观止》由我担任责编，利用这点小小的权力，我约请满子先生为金代赵秉文和元好问的几支小令作注。满子先生接受后，不久交来了稿件，并附一纸短笺：
书记阁下：
赵、元曲五支注释应令做好，没话找话，奉上请裁改。《人月圆》第二调，曾翻辞书（此处略去数字——引者）之讲析，彼竟不知“去马来牛”之典，可谓粗疏。然则拙注亦未必逊彼也。
匆上，请多关照。
日安
弟满子95.10.12
“书记”云云， 是社内部分同仁对我的戏称， 这话头缘起于复旦， 这里打住。要说的是，编辑一般都喜欢约名家写稿，但即使是名家的稿子，也有高下之分。
从1979 年开始，满子先生在落实了工作和安排好个人生活之后，重新开始写作。他自己曾在《文学呈臆编》的“后记”中说：“二十年没有耕耘，即使沃土也已变成了石田。过去写下的，连同几箱破书，又早已化为乌有。正如一个白手起家的赤贫者，一切得从零开始。”满子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古典小说方面，他“复出”后写下的第一篇文章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和非现实主义的评论》，内容是对当时《红楼梦》研究中盛行的索隐和实证现象提出批评。满子先生白天和大家一样要上班、看稿，写文章是他的业余，这篇文章是他在某个夏日晚上酒后几个小时内抢赶出来的。第二天，他把稿子带到单位，在二编室部分同仁之间传阅，我也有幸拜读了全文。满子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文章也写得极为精彩，但当时可能考虑到会得罪一部分人，所以写成后未见公开发表，直至1985 年7 月，才收入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他的《文学呈臆编》中。
满子先生为文思维敏捷，下笔极快，这在社内是有名的。一次，一位老编辑的父亲八十大寿喜庆，请满子先生写几句颂词。满子先生请人买来了大红纸，然后磨墨展纸，当场挥毫，一篇数百字的骈文立马写出，在场围观的同仁无不交口赞叹。也是这位老编辑，父亲去世后，她请满子先生写一副挽联。满子先生稍加思索，拟出联语。上联已记不清，下联是：“早也诲晚也诲循循善诱痛我不能绍箕裘。”父亲的慈爱和女儿的自责，跃然纸上。整个过程不到一支烟的功夫，真可谓“立等可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出版系统在“文革”后首次评定职称，并要求参评者每人写一篇“业务自传”。当时满子先生等一批老一辈编辑也在评定之列，他只花了晚上的一两个小时，一篇洋洋三千言的“自传”用古文写出，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涂改，令人叹为观止！满子先生曾说，他写文章不喜欢把内容切割成一、二、三、四等几大块，说这样写是没有才华的表现。他不喜欢、甚至有些反感于时下一些论文的连篇累牍的引证，除非极难避免，他宁肯用自己的话说出意见，并且尽可能讲得通俗一些。
满子先生退休后，一次到社内，不知由什么话头引起，和我聊起他对生命的期望，他半开玩笑地说，他的“最低纲领”是七十岁，“最高纲领”当然是多多益善。1996 年上半年，我也到龄退休，与满子先生的接触就少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满子先生以九十高龄实现了自已的“最高纲领”与世长辞，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师友。
（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编辑，本文选自《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