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平:评程千帆、吴新雷先生的《两宋文学史》

——兼谈文学史编写的若千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6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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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平  

写下上面的标题之后,我首先想起的是1985年在洛阳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千帆先生对中青年学人大意如次的一段谈话。先生就当时学界“新思潮”与传统方法的论争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尽可能深入地研究文本;二是要加强外语学习,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种种新思潮的实质,丰富研究的手段,与传统方法相结合,走出新的路子来。事隔七年,论争或者讨论仍在继续,不仅大陆上每年都有数次大型的讨论会,而且据知,海峡对岸台湾学者们的有关探讨也愈趋热烈。不过我一直有种感觉,方法论的讨论虽然重要,但如果能与文学史研究的实绩结合起来,便会切实得多,而眼前这部《两宋文学史》,似乎正印证了千帆先生当时虽然简要却十分深刻的意见。事实上程千帆、吴新雷二先生的这部力作(以下简称程吴史),不仅给我以对宋代文学史的新鲜感受与发展线索的明晰印象,而且对我在编写《唐诗史》过程中所遇到的若干棘手问题,提供了应如何解决的启示。于是,我想将标题所示的两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来谈,希望既能给程吴史的读者们一些参考意见,以便更好地了解这部优秀著作的精髓;同时也对海峡两岸正在讨论的理论问题,略陈管见,以获得批评与指正。


文本与作家研究的新进境——柱础之一


十余年来,古代文学史研究,可说是以对1966年前几部通行文学史(游国恩史、文研所史、刘大杰史)的评估与批评为出发点的。对这几部文学史的价值应如何看,后文尚会约略涉及。本章先说一种最普遍的意见,即认为通行史只是作家论的联缀,而看不出史的轨迹。这种意见固然是大体正确的;然而反过来,仍不能不承认,任何文学史的编写,都必须以作家及其作品(文本)的研究为起点与柱础,舍此,-切视角、线索、构架云云,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程吴史的可贵处,首先在于出色地处理了文本、作家与视角、线索、构架的辩证关系;传统的文本分析法与汲取外来理论之合理因素的关系,它总是将对前人评论的精捡细择与作者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独特的心解结合起来,尤其善于在比较之中别抉异同,显现因革,从而进行分析综合,使文本、作家的分析升华到“史”的高度。也就是说,它的视角、线索、构架,不是外在的机械的先验模式,而恰恰是从精辟的文本、作家分析中逐步、自然地形成的;而分析也因此显得高屋建瓴,精彩纷呈。书中对于南宋姜夔与吴文英两家的分析,即是好例。

姜词素称清空疏隽,吴词则以密丽质实名家。自南宋末张炎起,历代词家多视以为二端;至清代浙西词派宗姜,常州词派宗吴,更有互不相容之势。其间虽亦有并取二家者,但因传统评论固有的特点(有优点、有弱点)而语焉未详。程吴史则在自己心解的基础上吸取了近当代学人(如叶嘉莖)的研究成果,抓住清空与质实的辩证关系,对传统评论作了精深而富有创见的阐发,从而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姜、吴二家上承北宋周邦彦而又各各因时创革,既前后相承,又双峰并峙的结论,从而清理了南宋婉约派词的脉络与流变。对于“清空”与“质实”关系的阐述是这-节中的关键。作者在列举诸家有代表性的意见后,又别具只眼地引录了况周颐与蔡桢的二条评论,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出发点,今迻录蔡说如次:

玉田以凝涩晦昧评梦窗,至有七宝楼台之喻,后人惑于其说,以为梦窗全集莫不如是,未免大误。夫梦窗用事下语,诚有深入而未能显出者;然《四稿》中不晦涩之作细绎之亦实不少。以其含思高远,琢语幽邃,读者不易得其端倪,遂概以晦涩目之,岂得为持平之论?

这段评论,既是前此论吴词意象“不尽铱丽”,且“即使是字面铱丽,也可达清空境界”的小结;也是以下论吴词结构的纲领,——后一点,所论尤其精彩。

作者先参考叶嘉莹有关论述,指出梦窗词结构有时间、空间交错杂糅,而脉络神理自然贯通的特点,然后进一步阐发道:

由于作者的思维并非直线发展,而是随自己潜在的意识流的起伏跳跃,意脉前后旋转,因而在结构上也能充分发挥想像力,写景抒情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转换自由。词人就可能把远近高低、上下古今的不同时空的各种景物摄取在同一幅画面里,自由地组成完整的形象。

接着便以梦窗《满江红•淀山湖》词作为典型作了精彩的文本分析。词云:

云气楼台,分一派、沧浪翠蓬。开小景、玉盆寒浸,巧石盘松。风送流花时过岸,浪摇晴练欲飞空。算鲛宫、只隔一红尘,无路通。神女驾,凌晓风。明月佩,响丁东。对两娥犹锁,怨绿烟中。秋色未散飞尽雁,夕阳长是坠疏钟。又一声、欵乃过前岩,移钓篷。

在解析这首扑朔迷离的名作时,作者首先提挈了隐伏其间的意脉:“这是梦窗从吴江瓜泾乘船到杭州经过淀山湖时的作品。上片写湖山景色,先总叙淀山的一片大好风光,然后展延到传说中的神仙故事。下片借景喻情,暗寓了作者漂泊江湖的身世之感。”接着又精要地分析了围绕着这一意脉,“作者的感情则被有意识地覆盖在景物之中。词中视角随着跨度极大的空间而不断转换,从山上到山下,从湖中到岸边,从龙宫到神庙,从天上到人间,甚至从淀山湖跨到太湖,进行了多角度的回环描写。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正是指的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在脚注中更指出这种手法可渊源于温庭筠。

这一分析,不禁使我想起了现代西方文艺批评中有关意象叠加,意象以相对、相近原则形成肌理联系,意识流等等理论(我不知二先生是否自觉地在运用这些理论,但从同时转引叶嘉莹的有关论述中可以推知,至少是间接地从实例中吸取了这些理论的某些因素但是整个分析又均不同于这些理论,贯穿其中的仍是传统诗论的意脉观念。这二者的结合使以上的分析既未导致将吴词比附为西方朦胧诗的结果,又比起“空间传神”,“草蛇灰线”等传统说法来得真切具体。虽然,由于写史,这分析甚简略(比如,如果点一下上片主句“算鲛宫、只隔一红尘,无路通”,实为下片末句“又一声、欵乃过前岩,移钓篷”伏脉,则“借景寓情,暗寓作者漂泊江湖的身世之感”这一意脉,更易为读者理解),但是已有力地论证了梦窗词通过结构的跳荡、回环,以意脉贯穿看似碎散的片断意象,达到密中且疏,虚实相间境地的艺术特征,从而使姜吴两家的异同承革关系昭然若揭。

类似这样从精辟的文本分析来评论作家,显示演进轨迹的例子,在程吴史的每一章节中都能见到,这使这本学术著作读起来有触处生春、行云流水的感觉;而在愉悦的阅读之余,合卷思索,更会对一些方法论的问题有所解悟。这里我想先引录千帆先生有关治学的几段话:

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到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为文造情”,不但不适宜于创作,恐怕对于诗歌研究也不完全适合。(《答人问治诗》,《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一点创作经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一个理论批评家是不能创作的。正由于他们有创作经验,才能够从自己和别人(包括古人)的创作中,抽象出、概括出理论来 一位从来没有做过诗或没有其他艺术创作经验的人侈谈诗歌艺术,不说外行话,很难。(同上)

他曾在列举了南宋江西派与反江西派的对峙后说:

我们若不细读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杨万里、严羽、四灵、刘克庄、方回等许多诗人的创作,就实在很难将江西派与反江西派闹的是一些什么纠纷弄清楚。所以,我们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史,要想深入些,细致一些,就决不可脱离当时理论批评家所据以抽象的文学现实,即作品本身。……如何理解作品,是继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史……这纯粹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但是,阅读作品却不能完全这样。对于我们来说,阅读作品的最终目的是要分析它们,发现其与当时理论批评的关系,使自己的工作能够如实地反映出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理智的思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忽视,任何作品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通过欣赏,你才会产生某种感情,再追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情。通过这样的分析、抽象,才上升到理论。所以,对于从事文学理论工作的人来说,如何读作品,比较深入地理解作品,是一个不能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读诗举例》,同上书)

联系程、吴二先生的著作实践来看,以上所论,不仅说明了文本研读是治文学史的柱础这一道理,而且反映了他们如何培筑这一柱础,使之坚实地厚积薄发的过程。

钱仲联先生序千帆先生《闲堂诗存》云:“空堂独坐,嗣宗抚琴之怀也;天地扁舟,玉溪远游之心也。时复阑入宋人,运宛陵、半山、涪皤于一手。”确实,劫后辉光,十不存一的《闲堂诗存》表现出兼融唐宋,远绍晋宋,骨老气清,圆美中见拗峭的洒然意度(如果我没有领会错,那么其得力于杜陵、涪翁、诚斋三家尤多)。这自然是与千帆先生一系列的评注、研究著作,如《古诗考索》、《古诗今选》、《先唐文学史略论》、《被开拓的诗世界》中所收论杜各章……相辅相成的。新雷先生同样累积深厚,他从陈中凡先生多年,对古代文学,特别是词曲、小说、戏剧下过很扎实的功夫,也同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因此,进入文学史编写前的文本研读功夫,不仅仅是对个别作品的理解,而必须是对所研究段次的总体性的研究;不仅如此,还必须有对前后段次的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最好还辅之以自身的写作训练或实践)。比如,如果没有对杜诗的精深理解,肯定不可能有程吴史中对有宋诸家学杜而自成一格的精湛分析。这一点我自己也有别一种体会,经常有学友问我,何以近二年由唐诗研究转到六朝诗上去了,其实并非重点转移,而是我在酝酿《唐诗史》的过程中,痛感到对六朝诗史的把握仍不足,而这方面不好好补课,是根本谈不上进入《唐诗史》的编写的。而习作古诗文,也是我所师事的几位前辈先生,如施蛰存先生、马茂元先生,布置的第一门功课。

程吴史文本研究更有一个极可注意的特点,即由大量的感知的基础上向建构赏析理论、诗学体系发展的趋势。建议读者读一读《程千帆诗论选集》,特别是其中《读诗举例》、《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诸章,其中有关一与多、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诸关系的艺术辩证法的论述,有关对古代,特别是近代诗论家研究成果的再思考,应可帮助读者了解到,前举姜、吴词辨体溯源,在本书中虽只是短短数百字,却包蕴了作者在精谙传统诗学基础上,兼融外来理论,力图建构高于民族特色的诗学体系的积久艰辛的努力。可以认为,这是从王国维先生开始的,近当代有成就的学者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答人问治诗》的最后,千帆先生就来人问对西方引进的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有何意见时答道:“非常惭愧,对于这些,我研究得很不够……如果健康和时间许可,我也将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并将其应用到诗歌研究工作当中来,我相信,这将是有益的。”读此,我进一步理解了七年前,千帆先生何以在要求中青年学人踏踏实实地发扬传统的同时,还要“学好外语”。


对前景材料的立体化的彳石展与考证梳理——柱础之二


程吴史中与精湛的文本分析相表里的是精审的考证梳理功夫,这应当是建构文学史体系的又一个不可或缺的柱础。关于考证,千帆先生曾论述道:

诗歌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使诗人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所展示的他的心灵,重现在大家面前,而考证则是排除在再现过程中,在语言上、前景上等等的障碍,总之是为了扫除内在的隔膜,以便呈露内在的实质。……我曾经利用校勘学、训诂学、语法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解决诗歌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从而有助于对那些作品的内在涵蕴的理解。(《答人问治诗》)

可见,考证是作者文本研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史中虽不可能如在《古诗考索》中一样详述考订过程;但如以《嘉泰会稽志》中的冷僻记载解吴文英《齐天乐》“翠萍湿空梁,夜深飞去”句以见使典用词特色(语言障碍);联系史实(前景障碍)商榷前贤,解姜夔《暗香》、《疏影》,以见姜派词人咏物词寄忧国意识于不即不离之中的艺术特点等,均见别裁。程吴史中更有许多脚注,往往见出这方面的功力,不可等闲放过。如解秦少游“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脚注既引郭辑本《艺苑雌黄》及《笔麈》,指出其本于隋炀帝诗“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复与晏几道“落花人独立”二句注(100页)所云实本于五代翁宏诗相互发明,从而可见北宋前中时期婉约派词人实际上已执周邦彦善用前人诗句之先鞭。①凡此均于文本解读及别抉传承,比较异同,大有助益。

程吴史中更多显示出考订功力的是对作家及作家群行事、交往、结集情况乃至个人与时代关系、由此而生的心态等等的精审研究梳理。文学史说到底是文人与文人群的活动轨迹,因此不理清这些关系,同样难以进入史的编写。前几年有些研究者据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枇评的一些说法,视这方面的工作为附加于文本的,外在的东西而予以否定,殊不知结构主义的有关论说既并非这么简单,且已为后起的学说(如新批评派等)所纠偏;更遑论以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理论,去框架另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作品,其凿枘之处,不可避免。

程吴史这方面的考订梳理进入了系统的,具有立体感的境地,其特点有三:

首先,它既继承了通行史中凡大作家均分期叙介的传统,更充分注意了大量中小作家的铺垫作用,从而梳理了宋代众多文学流派的起因、构成及影响。这是此书所以能明晰地显示“线索”的重要内在因素。比如于江西诗派,过去一般只突出“一祖三宗”。于吕本中主要提其《宗社图》;于曾几,往往只于论陆游中简略附及;其他人则几乎不提。程吴史则在论山谷、后山后,既序列了前期江西派诸家的行止,并提挈了他们的共同风格,指出其愈趋狭仄的颓势,更专立《江西派诗风的转变和吕、陈、曾》一节,切实地论列了三家于黄陈的传承关系、三人间的师友关系,以及稍后陆游、杨万里等与他们的渊源。从而别具只眼地指出吕本中“确实是江西诗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不仅因于时代,首矫前期江西派脱离现实之弊,更首倡“活法”并兼重“圆美流转”,于山谷脱胎换骨法及瘦硬作风有承有革,其后陈与义由山谷、后山追溯老杜,“从黄庭坚的奇巧和陈师道的朴拙而发展为雄浑沉郁”,“号称新体”,曾几更宗尚一祖三宗而兼法居仁,自成“清新活泼”一格,成为后期江西派与南宋四大家之间的“承先启后”者。这样不但揭示了前后期江西派发展变化的脉络(后期的论述中,同样有其他四家的序列),更为下章论陆、杨诸家的创变作了出色的铺垫,避免了过去有的著作论陆、杨诸家之转变每嫌突兀的不足。

程吴史考订梳理工作的第二个特色是不仅注意了政治背景的提挈,更注重了学术文化背景的进一步考索,可以见出陈寅恪先生历史文化理论的影响。如《南宋前期散文的发展》一节中,不仅提挈了“民族危机中的创作潮流”,更着重论列了当时道学、心学、浙学三派鼎立及他们的交游状况;当时古文评选推崇韩、柳、欧、苏,尤重苏氏以及古文理论化的趋尚。从而既清晰地显示了南宋前期散文对八大家的文统,尤其是苏轼文继欧文后所形成的宋文新格局的继承,同时又可看出三派文的异同:共同的时代特点与政治家兼哲学家的身份所形成的忧国意识及学术意味(后一点又与北宋二程之迂腐不侔)是其所同;而由于对文道、义利、王霸诸关系的不同看法,又形成三派文论及创作上的种种区别与得失。不仅如此,更由于通行史中仅一提的鹅湖之会,在程吴史中已扩展为三派学人活动、交往情况的较细致的叙介并显示了三家既为论敌又为师友的人际关系,因而,这一节所引录的纸面上的文章,读来便显得饶有生趣。此节中对吕祖谦的重视,也正是这种立体化考察的必然结果,特富创意。微感不足的是,我总感到南宋前期文虽法度精严,思致深刻,但已较缺少八大家文那种挥斥自如的气概与意度,即使如陈亮、叶适之文,亦慷慨有余,变化不足,这自然是与理性思维更多及文章技法的规范化有关的。如能于节末略加提挈,对于清理南宋前后期散文的变化轨迹,或有助益。

程宋史考订梳理中的第三个特点是颇注意文人逸事的爬梳,以见其心态。心态,可以说是社会文化背景由外在成分转化为作品内在成分,从而引起文体演进的中介。二晏词父子相承,风格甚接近,而程吴史却作了精细的辨析:晏殊身居显要,生活优裕,“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往往“乐饮达旦”,(《避暑录话》、《石林诗话》)“但是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能满足他渴求着探索人生奥秘的心灵,他心灵的触角常常是其来无端地伸向人心的深处,而又没有找到自己所寻觅的东西,于是一缕轻烟薄雾似的哀愁就上升到他的笔头,化为幽怨动人的小词。”所以,其“风格是和婉而明丽的,而在这种逗人喜爱的风格中间,又蕴藏着对于令人感到乏味的现实的不满和自己还不怎么明确的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②晏几道早年生活豪华,性格放浪,但因事株连下狱而屈沉下僚。山谷《小山词序》记其有四痴:“仕途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其“真诚、傲兀、豪爽”的“个性与环境的矛盾,造成了他失意落魄的命运,而这种个性在命运的推移中不断地发展,这就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因而在其词作中,通过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的描写,表现了一种极度哀愁感伤的情调”。确实,大晏之愁是富贵人的闲愁,小晏之愁是历经荣枯、落魄痴绝人的执著的深愁。因此父子二人虽同以婉丽称,大晏更多师法冯延巳之“明丽与疏朗,脱去了花间派的脂粉气,从而有所创新”,小宴则更近李后主,“细腻曲折”过于乃父,“在婉字上用力尤深”。因此,在风格上,小晏“有他父亲的明丽而无其雍容,有欧阳修的深永而无其放旷,他将自己不随流俗而沉沦下位的生活经历与感受,溶解在离合悲欢的题材里,使其作品具有浓重的感伤色彩,体现着对人生的忧患意识,一往情深,凄楚动人。这却是别的作家所不及的。”不难看出上述异同分析中,逸事所表现的词人心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中小作者及流派的梳理,社会文化背景材料的拓展,文人生活、心态资料的发掘,使程吴史的考证梳理工作显示出与旧式考订的短饤习气迥然不同的格局,却继承了它的精义;又不难看出其与近十几年来的一些新观念,如大文化背景论,深层意识观念等等的联系(暗合或汲取),却又依然不失中国气派。这种由陈寅恪先生开创的治学方法与上章所论源于王国维先生的兼融中西,建构有民族特色的文本研究理论及中国诗学体系的努力,在程吴史中可说是有了较完美的结合与发展,于是它的视角、构架,也就不难产生了。


富于胆识与匠心的构架——视角、构架与线索


不知是否与我有同感,如果不愿简单地以作家生卒先后排比叙介文学史,那么编写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构架以有效地显示史的脉络了;而且往往是对研究对象的构成诸因素了解得较充分,思考得越细致,就越是会对构架游移不定。因为构架看来是一个技巧问题,其实更是一个理论体系或说是视角问题,有怎样的视角,就会有相应的构架;但是一有视角,就产生了一种“二难”,因为编写者所取视角,虽是自己最有心得的角度,实际上却只能反映出丰富的文学现象的某一或某几个侧面,而这些侧面其实与其他侧面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略去其他侧面吧,则连这i侧面的分析也会显得相当单薄,兼顾其他吧,文章就会向横向铺溢,影响了主线的明晰。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学史的视角或许应当是有主有从的多元化的视野;与之相应的构架也许应当是不强求形式划一的,灵活而务求突出每一阶段的主要动因与成果的不均衡构架。因为文学的艺术因素自身演进趋势,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及风会,个性化的作者及其心态——这三个文学史的主要因素,在特定时期,其作用的主次地位是不一致的,相互转化的。因而,如何从多种视角中确定主从、沟通纵横,便是文本研究充分、背景材料充实以后的首要任务,而程吴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借鉴。兹以其北宋部分为例说明之,此部分凡五章,标目如次:

宋初文学的因革欧阳修与北宋中叶的诗文柳永与宋词的新变苏轼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北宋后期的文坛风貌

在每一章下,都有若干节,节下有若干点。除苏轼一章专论大苏各方面的成就外,其他五章下各节、点大抵是以作家群或流派分列,视具体情况而轻重位置,前后勾连,本文前二章的例证中已论到节点的相互联系,囿于篇幅,不再赘析,仅就五章的分布试绎其总体构架。

五章的标目初看体例不一。一、五两章以时代分;中三章则以大作家名,其中二、三章兼带风会,而第三章则以大苏独立构成。然而就在这不均衡中体现了作者识力、胆略与匠心。

全书开宗明义称:“北宋统一帝国的建立,把历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在文学方面,却不是随着改朝换代而突然发生同步变化的,它有一个从因习旧章到创新变革的渐进过程。”(1页)以此为纲,首章通过诗坛三体与文坛通变,显示了因革的第一程的轨迹。这种努力经过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与柳永所集中体现的宋词新变(二章、三章),至苏轼(四章)则集诗词文创革之大成,成为高峰。可见中间三章的三位大作家实构成了北宋中叶诗词文三体演进与交互影响的两个阶段(前二后一)。至北宋后期(五章),诗文则主要在苏门学士的推进下发展,江西诗派的确立是山谷、后山等因革苏诗的结果;而词则由苏门秦观到北宋末周邦彦等,在对苏词的因革与反拨中远绍宋初唐五代,螺旋上升,开创了婉约词的新境界。二者是北宋文坛新貌的主要表现。可见五章的标目及构架正于不均衡中成功地凸现了北宋诗词文的演进主线。细绎之,这个构架实体现了多种视角的综合:分期论与大作家中心论的综合;后者与中小作家铺垫说及流派论的综合,作家本位论与分体论的综合。而在这多种综合之中贯穿终始的是文学的艺术史这一主线。由于以上的多种综合,在处理这一主线与必然要遇到的,其与时代风会、个性化的文人两个因素的关系上,就能因实际情况考虑其主从转化关系,作出灵活而切实的处理。(如前析,姜吴、二晏、南宋前期文,情况各不相同)从而构成了主线分明,纵横沟通具有立体感的网状构架,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研究对象方方面面的谙熟及处理纷繁的资料的识力。

打破传统分期法的框架,采取多元而主从分明的视野不仅要识力,更要胆略。比如,同为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散文与欧公各有千秋,诗歌成就应说超过后者,但却不立专章而附隶于欧公章下;宋初词家中,独于柳永设立专章,予以极其显著的地位;这些对于习惯于分期平行论列的读者来说会感到突兀。但细思之则可以悟到,作者在章节安排中,不仅考虑到个人的创作成就,更重要的是从文坛总体的运动趋势来考察以安置个人的。欧、王的轻重位置,既体现了二者倡与从的师承关系,又便于显示半山对欧公业绩的推进;柳永词于宋初诸家中别开长于铺叙,善道心曲之新生面,于慢词长调及音律考究等尤多功绩,凡此均为宋词不同于唐五代词的重要特征,因此,视以为转变唐五代风气的关键人物,当无不妥。因此这种不同一般的布局可称胆识并胜。

断代史因包含多种文体,构架相应较分体史更难,因此胆识之外更须匠心。程吴史在洞悉北宋诗文与词演进情况不尽相类的基点上,采取了以中心人物带动文体演变的格局,既让各体的叙介相对集中,便于领会,又凸现了具有自身演进趋势的各文体如何在因革的时代风会下,经由若干有中心人物的文人群的拓展而殊途同归。至大苏为交汇点,共同形成了北宋文学的鲜明个性;更汇而又分,在后期开始了新进程,后期之末以清真词结,而南宋部分则以漱玉词为中心的词人群相承。然后再转到诗文。安排极见匠心。

程吴史的构架亦略有可商处。如江西派为宋诗典型,不以章标目,终觉分量不够,如将五章标目改为“江西诗派与婉约词的新境界——北宋后期文坛风貌”,是否会好一些呢?又如宋四六,小说,戏曲,本身内容都写得很翔实而有特色,但均单独成章于书末,似与前此各章有些游离。比如宋四六似可并入前此宋文各章。小说、戏曲特殊些,如必须单独成章,也似当设法与前此诗文叙介呼应。我想这或许是因二人合作各有成章,不易相合之故吧。尽管有这些可商处,但程吴史的整体构架是很成功的,对我启发尤多。


对文学史编写中三个问题的管见


以上在对程吴史的评论中已随机而发,谈了一些我对文学史编写的浅见,今更就三个问题总结如下:

(一)文学史编写中的继承与创新——对通行文学史的再评价

任何一位文学史的编写者,都想自己的著作能创新,然而任何一种文学史著作,其实又都无法避免对前人著作的承继。十几年来,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虽往往以对三部通行史的批评为发轫,但批评者的本身又几乎无不受这几部著作的沾丐;港台对它们的批评至今仍多多,但据知,最通行的仍是这几种书。因此我愿意在众多的批评声中对三书作一简略的再评价。在我看来,这三部著作凝聚了一代学者的心血,虽然它们囿于当时的历史与资料条件有难以避免的缺点,但缺点本身又正是新的进程的起点。你可以批评它们有机械唯物论的影响,但是你却无法否认它们率先企图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清理文学史资料的努力,并给予评点式的、说文论文式的传统研究所忽视的文学作品的内涵以充分的重视;你可以批评它们是作家论的联缀,但不能不承认作家及文本分析是文学史研究的柱础,而这三种通行史的作家研究应说达到了超越前人的高度。比如游国恩史中对李白诗结构特点的分析,文研所史对王维“诗画”特征的辩证解剖,均称精当,后来的研究虽有所丰富,但核心部分仍不可能出其牢笼。应当说这几部文学史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新的高度,在培养一代文学史研究者上具有不容否认的功勋,而它们的缺点、不纯熟处,正使后来者得以知道就如何修正视角,开始新的探索。有所谓“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这在现代文学领域如何我不敢说,但在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一部新的文学史都是在重写(不然就不必写了),但重写、创新,只能是研究的自然结果,而不能是预定的目的。刻意求新,一味做翻案文章,要想不偏颇,很难,甚至会走火入魔。

因为文学史编写不同于单篇的学术论文,后者不容写已经解决或大体解决的问题,前者则必须概括前人与同时代人的成果。程吴史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继承与创新的成果,因而它又是不刻意求新而富于创见的著作。从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诸前辈起,古代文化研究开始了中西结合的路子,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必随前些年新思潮纷来沓至而骂倒传统,也不能因这几年新潮渐落,而把前些年中不少虽或幼稚但不乏合理因素可以汲取的观念一概抹掉。清理近代以来直至最近十年来学术思潮的得失,公允地评价通行文学史乃至此前十数种(我所见者)文学史的地位以扬长避短,应当是古代文学史编写的起点,也是清理传统文论,建构民族特色的文艺学的起点。

(二)视角与柱础

这一问题前面虽已谈得不少,但仍想着重指出,这几年视角讨论太多,而柱础谈得太少。有两种意识在作怪。一种是治文学史者往往轻视鉴赏与考订工作的积久的偏见,一种是近十年来有些青年或已不那么年轻的学人,往往以为视角一新,便可点铁成金。其实文学史研究者如果不同时兼谙鉴赏与考订,总是以别人煮好的饭来炒花式蛋炒饭,而不问这饭数量够不够、生熟硬软程度如何,那是绝对炒不好的。以唐代文学为例,因研究者众多,这几年组织得也好一些,前述两方面的柱础培筑相对于其他段次要好一点。但是我在编写《唐诗史》的过程中仍感到两方面待补待纠处仍不为少——当然,如果没有前辈与同辈学者的浩繁工作,则根本进入不了写史的阶段。“应取何种视角”的问题,在编写者来说是必须深思熟虑的,也不妨交换意见,互相启发;但频繁的讨论,在我看来也无多必要。因为视角与柱础的关系,在研治过程中是互为因果的(当然柱础是第一性的),各个段次、各种文体的具体情况不一,所以只有在对具体材料切实的把握与分析中才能逐步修正以至确定视角。离开了具体段次、文体,视角的讨论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即使是同一段次、文体,也因文学作品构成因素的多元性与研究者个人的气质素养不同,会有不同的感受,从而有不同的视角。任何视角都不能反映全部,但如果柱础扎实,从任何视角切入,都能给他人以启迪。很难说何者一定为佳,何者一定为劣。公认的定鼎于一的文学史的著作,在我看来永远是一种理想境界,而自以为是权威著作的编写者,则不免狂妄之嫌。如果有谁能写出一部定鼎于一的文学史,那么研究就划了句号,在笔底讨生活的学人们也就只有“田园将芜胡不归”了。虽然从责任部门考虑,总希望有一部相对的权威著作供学子们上课所用,这也未尝不可,在比较中选一种较好的著作也可以办到;然而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文学史研究的繁荣,正需要有种种不同视角的论文、著作,在互补甚至碰撞中方能发生。只要下过苦功,即使不免有所偏颇,也不妨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当然这是就学术言,而非就政治言,政治方向的正确自是前提。于是应当补充说明,我对程吴史构架视角的肯定,并非说两宋文学史只应当这样来写;说它对我有启发,却也肯定不能照搬,唐诗史自有其特殊性在。当然,我前面所说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只是我一己的感受,并无希望他人取用之意,用之覆瓿,倒是完全可以的。

(三)集体、个人、学派

由上一点可以看出,对于单纯以行政组织、集体来编写文学史的做法,我是持保留态度的。物极必反,行政组织可以集中大量优秀人才,是其所长,然而须知越是优秀的学者,越是有造诣的专家,其研究越具个性,行政组合的结果,往往是折衷而磨去棱角。宣传多年的大文学史一直出不来(据说打算分开来出版),道理当在于此。因此,我以为应当鼓励有根底、有创见的个人著述,若干部同一段次而不同视角的文学史,可以似多棱镜一般反映该段次的各个侧面,完全不必将它们统一起来。个人著述也有弱点,因即使是断代史,甚至是分体断代史,以一己之力要想穷尽所有资料,通解所有文本,也极困难,而程吴史的做法颇有启发:它是个人著述,却又有群体的依托,程吴二先生的紧密合作自不待言;而从脚注中更可以看到,此书不仅吸取了前人与同辈的成果,也吸取了南大年轻一辈学者的研究所得(顺便说一句,这类脚注不可少。有些著作,大量吸取他人成果却不注明出处,实在不可取)。千帆、新雷先生以积年心得指导年轻一辈向纵深发展并自行著作,又不没其功地吸取年轻一辈之所长,这是此书成绩斐然的原因之一。由于搞出版工作的职业需要,我常注意各研究单位的学术动态。总感到南大中文系,至少是中古段的群体力量是学界的一种新气象:有老成典型的带头人,有功底深厚的若干中坚,更有一批虎虎生气、成绩突出的后起之秀,尤可贵者是能彼此紧密合作、有发展成特色鲜明的学派的趋势。一个拿破仑骑兵一般不敌一个木马留克骑兵;二对二,则常打成平手;三对三,法骑几乎总是赢家,这就是群体合作的力量。学派的道理正同于此。如果古典文学研究中能逐步形成几个这样的声同气应的学派,那么一批高质量的各类文学史著作的问世,将是可以期待之事。


注释:

①有关这一点似乎可以更作发挥写入正文,北宋前中期词人此类手法甚多,比如大晏词“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实本郑谷《和知己秋月伤怀》“流水歌声先不回,去年天气旧亭台”;“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当本朱放“杨花撩乱扑流水,愁杀行人知不知”;而〔木兰花〕“绿杨芳草”一首,则槩括玉溪数首无题成句。欧、柳各家此类亦不少。

②这类精确而文笔优美如诗的评述,在程吴史中很多,成为本书的一种特色,本拟专节论之,囿于篇幅,只能作罢,而以此小注忐之。


(原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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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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