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文集辑录了先师汪辟疆先生除了已印行的和尚未印行的几部专著之外的论文、杂著和诗篇。遵照老师生前的主张，按文章的内容或体制分类排列。其中有些需要说明的，略陈如次：
《读书举要》等三篇，前两篇开列要籍，后一篇指示读法，都属读书指导一类。由于分别写于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后出图书未能列入，所论读书方法和今天的要求也不尽符合。但汪老师学识极为渊博，又是一位目录学专家，所举图书和对它们所加评论，现在看来，都还非常中肯；其对治学途径的阐述，尤多自道甘苦、深造有得之言，足供今天研究古代学术的参考。
汪老师在抗日战争以前，虽然也常和学生们谈到《水经注》的可贵，但专门致力于这部书的研究，则开始于抗战中住重庆时。1939年，李子奎将熊会贞受杨守敬遗嘱，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的《水经注疏》带到了重庆，拟请老师设法刊印。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老师从事于《水经注》的研究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契机。现收入文集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共计四篇，其中《水经注与水经注疏》一文，仅存前半，但其评述杨守敬《水经注疏》成书以前，历代对《水经注》的研究情况，对我们仍是非常有益的。
《汉魏诗选按语》是从汪老师所编中国诗歌史讲义附录中辑录出来的，全书未完，所以只能就现存部分选抄。其中所涉及的考证方面的问题，有些在今天已有新的结论，但老师对这一历史阶段诗歌流变的论述及作家风格的辨析，却仍然使人感到是很精辟的，值得重视的。
对于李商隐的诗，汪老师作过深入的研究，收入文集的这方面的两篇文章，《谈李义山诗》是一篇讲演稿，全面论述了这位诗人的生平和创作。《玉溪诗笺举例》则是为李诗读者示范而写的。他选了若干比较难懂的篇章，根据自己的研讨和体味，直凑单微地进行了分析，富有启发性。
《近代诗派与地域》以下六种是汪老师研究近代特别是光宣以来诗歌的成果。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晚年，近代诗歌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而由于家世、交游的关系，他又和诗坛前辈及并世名家多有往还酬唱，因而其记载是可信的，论述是深刻的。毫无疑问，这些论文、谱录、小传、杂记都将为今后写这一阶段文学史的人所取资。
《近代诗派与地域》是老师用力最勤的一篇文章，曾经多次修改。1934年秋天，金陵大学中文系学生会请老师作学术讲演。老师以此为题，讲了一次。我们感到极受教益，便将记录稿铅印成小册子，分发大家。老师看后，认为过于简略，便扩充重写，在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二卷第2期发表。1943年，老师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在第一卷第1期上重行刊布此文，并附有同门吴棻所做小笺，但仅有引论部分。解放后，老师又再加修订，易名《近代诗人述评》，在《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登载。每次改动之处并不太多，但字斟句酌，足见前辈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这里所收的，是老师晚年定稿，而将吴棻小笺附入。小笺是在老师亲切指导下撰写的，虽然不全，也值得参考。
《光宣诗坛点将录》初稿是汪老师1919年在南昌写的，今天已不可见。1925年，作了一些修改，连载在《甲寅》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1934年到1935年，《青鹤》第三卷第2期到第7期，又刊登了一次。除序文中删去章行严先生曾索此稿刊之《甲寅》这一记载外，两本全同。1944、1945年，老师在重庆，对《甲寅》本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写成定本，另外还写了一篇定本跋。十年浩劫中，定本被毁，跋文以有副本，幸得保存。所以在我整理老师的这部遗作时，它便成了工作条例。
按照老师的设想，这部点将录在每位诗人名下有如下几个组成部分：赞、诗、评、杂记、小传，然后附录章行严先生的《论近代诗家绝句》。各项不求全备，可以缺少；每项不定一条，可以增减。（如或有赞无诗，或有诗无赞，或赞后又有赞，或二人合一赞。）其他各项也是女口此。有一作，有附见。
现存准备写成定本的残稿共三种：甲、存托塔天王晁盖至地丑星石将军石勇。共十四叶，似已写定，但是抄本，非老师亲笔。乙、起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的后半，至铁棒乐廷玉。共八叶，是老师亲笔。赞多诗少（诗多写在眉端），评全缺，偶有杂记、小传。这两本都没有序。丙、存托塔天王晁盖至地勇星病尉迟孙立。共四叶，也非老师亲笔。前有序，比《甲寅》本序详。但每位名下，仅有赞语及小传。此外，另有《光宣诗坛点将录略传》残稿两叶，录王闾运至吴观礼一十七人的小传，内容与丙本不全同。
我整理时，以甲本为主，地丑星以后，据乙本续编。其地丑星以前乙本所载诗及杂记等为甲本所无的，也按人增入。丙本及《略传》则主要取其小传。所缺评语，如《甲寅》本旧评与老师晚年所撰赞、诗不矛盾，就加以迻录。然后将行严先生的诗附于每家之后，无则缺之。体例全依定本跋中所定。有些地方我也加了些按语及注，以便读者。
因为是据诸本合校，断以己意，缀辑而成，很难说与老师的定本相符。古人早已说过，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这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即使这样，这个本子也提供了研究近代诗歌和研究汪老师诗学观点的重要材料，值得重视。
汪老师对石遗老人陈衍所选《近代诗钞》不很满意，认为收录过杂，而且福建同乡的作品也太多，颇想根据《近代诗派与地域》的论点，精选一部近代诗，也曾开始甄录。为了协助老师完成这项工作，我曾请先君穆庵先生将家集数种以及晚清诸家诗文集数十种、清末民初诸老燕集照片及个人写真十余张都借给老师，以供采择。老师将此事就商于李拔可先生。拔可先生以为，入选诗家应当各附小传，老师也以为然。抗日战争爆发，老师图籍多失，这项需要大量资料才能进行的工作便又搁置下来，后来又想简化为《点将录诗选》，预定编成六卷，也未完成。本集《近代诗人小传稿》就是为诗选准备的部分材料。另外，它的姊妹篇《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也大略作于同时，其后复有增订。《小传稿》有清本，《旁记》有老师手稿。因系随手记录，所以先后杂陈。这次整理，除了个别人物生卒年未详，依刘、班称并时例酌附外，一律按年代先后编次。这两部著作保存了许多首次用文字记录的文献，极可宝贵。
书札、序跋两部分，略依写作年代编次。汪老师勤于笔札。友生质疑问难，无不详答。点勘诸籍，多有题跋。但经过抗日战争及文化大革命，散佚已多，这里抄录的，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
《小奢摩馆脞录》等三种是汪老师的笔记。《脞录》成书最早，连载于1915年《小说海》。
由抗战中到解放后，汪老师曾在期刊上发表过读书笔记数十则，每次都别冠总名，前有小引。如发表在《学林》第1期上的《讲堂旁记》小引云：
讲学南雍，时逾十稔。目所籀绎，口说宣之，仓卒质难，不无微谛。境与事迁，旋复忘置。比来渝校，坟籍散失，抗心希古，并未稍杀。诗书至味，盎然在胸。爰于罢讲之余，为草宾退之录。虽竹头木屑，或有谢于高言；而蠡测管窥，庶无讥于短策。戊寅八月自记。
《中国文学》第一卷第3期所载《方湖读书钞》小引云：
佘于讲贯之暇，喜籀坟籍，往往午夜篝灯，屡忘就枕；又苦善忘，久而茫昧。爰置一册座隅，偶有会心，辄命笔劄，既无诠次，亦少发明。久之，积卷盈尺，弃诸箧衍，亦不复省视矣。或有请其择要乙出，付之本刊；虽无新奇可喜之论，亦足免学子搜讨之劳。屡辞不获，因付钞胥。昔梁子初、杨子林写书万卷，而羊欣、葛洪、沈约、傅隆、沈麟士、袁峻、李彪、陆倕尤有名。此或因隋唐以前，书不易得，或全或节，藉供讽诵。至若《黄氏曰钞》、《潜邱劄记》，则又体近济翁《资暇》、李涪《刊误》、苏鹗《演义》、邱光庭《兼明书》之体，最有美言，兼存佚籍。若不佞此录，皆不能与前修等量齐观也。
又《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所载老师遗作《读常见书斋小记》小引云：
丁、戊之间，余避寇西迁，赁庐于重庆西里之覃湾。室湫而隘，西偏有室，面南而负冈，差较爽垲。初则屈促不自安，久乃习焉不以为陋，反若得此一椽之蔽为可乐也。性喜占毕，苦无书可读，悉索行滕，仅经史文翰十余帙而巳。又喜酬接，地既僻处，始迁之一二稔，来者亦稀，后乃稍稍知其地者。每遇休沐，坐客常满，浇书摊饭之后，称引澜翻，不无可听。其有涉于学术掌故，足以资多识佐方闻者，或请付诸笔札，如赵行之《宾退录》、孙履斋《示儿编》之例。初未有应，终乃记之。昔桂未谷尝恐其书落冷摊中，桂氏书未必可弃，若不佞此册，真冷摊中物也。方湖。
这几部分笔记篇幅都不大，内容也基本相同，因此，把它们合并起来，再加上一些未刊的零星手稿，按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统称《读常见书斋小记》。
在我的老师们当中，吴瞿安先生、黄季刚先生和辟疆先生都是每天记日记的。吴先生的日记现在还全部保存着，已由他的家属捐献给国家，藏在北京图书馆。黄先生的日记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被毁于采石矿。残存手稿数册已由他的女婿和弟子潘重规教授在台湾影印行世；另有抄本十余册，由其后人，连同黄先生其他许多遗稿，一并捐献给了武汉大学，尚待整理出版。汪先生的日记起于清代末年，一直到1954年后半身中风为止，每日小字正楷记录当天所治之事以及读书所得，从来没有间断过，原稿当在百册以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掠，不知下落，想已被毁。现存的仅有三册：一册是南京师范大学武酉山教授在夫子庙的地摊上用一角钱买回的；另外两册则是掠夺者在匆忙中遗落在地上的；此外还有零页若干纸。现在依照《竹汀先生日记钞》之例，将残本中论学部分辑出，依年月先后排列，题为《方湖日记幸存录》。黄、汪两先生日记先后被毁，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1453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时，一些学者还能抢救出许多古抄本，远走意大利，从而保存了古代希腊的学术和文明。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同时我们也希望某些人今后变得聪明一些，不要再冒天下的大不韪，去干那些使人的价值全然丧失的蠢事。
汪老师不但是一位诗歌研究专家，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前辈学者的学风和我们今天不完全一样，他们是很注重知能并重，即研究与创作并重的，认为二者互为影响，互相渗透。老师既精于诗学，又深于诗功。他对于诗歌的源流正变、诗人的风格技巧，叙述精确，分析深刻，是和他自己能诗分不开的。他早年受散原老人的影响，效法黄、陈；其后则转益多师，对唐朝的杜甫、李商隐、韩惺诸家，宋朝的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陈与义诸家，致力尤深，合唐人的情韵、宋人的意境为一手，所以风格苍秀明润，用笔开合自如，为并世诸老所推服。先生原存诗一千四百余首，编为二十余卷，也随同日记及其他手稿成为劫灰。现在收拾丛残，略依先后编成诗抄一卷。
《峡程诗纪》是一篇未完的游记。老师平生不以文章自负，但偶有所作，也可以看出他的造诣。其文大体取法晋、宋，骈散兼行，肉具特色。收在本集中的《校定谢灵运集后记》和《国粹学报汇编序》以及这一篇，都可见一斑。
汪老师名国垣，字辟疆，又字笠云，号方湖，又号展菴。1887年11月3日生于江西省彭泽县黄花坂老湾汪村。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1912年毕业。1922年任江西心远大学教授，1928年改就第四中山大学之聘。后来第四中山大学几经易名，成为中央大学，解放后又改名南京大学，先生一直在这所学校任教，前后共三十八年。1966年3月12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九岁，葬于南京雨花台望江坡公墓。
在汪老师不幸逝世以后，我就有整理其遗集的愿望。1978年，我来南京大学任教，和先生的长子超伯共事，才知道他已着手收集材料，准备编辑，但因工作太忙，进行得比较缓慢。由于我的要求，超伯便慨然以此相托。断断续续工作了八个月，终于编成了这部文集。对于超伯的充分信任，使我有机会对先师尽一点心，我是非常感激的。
1984年2月25日程千帆谨记
《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音旨偶闻》河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