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麟: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7 次 更新时间:2017-05-08 0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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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麟  

一、法律至上是法治国家的关键


   全世界的国家为数众多,但从治国方式、方法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人治和法治两种。二者必居其一,别无其他选择。世界上各国的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是因为,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治理国家需要的是发挥人的作用还是法的作用,而是在于人的地位与法的地位的高低。一个国家,如果人高于法,权大于法,法服从人,树立个人的最高权威,那就是实行人治的国家;反之,如果是法高于人,法大于权,人服从法,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那就是实行法治的国家。这里的“人”并非指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指大权在握的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只是握在君主掌心上并听任君主摆布的工具而已,哪能至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平民政论家潘恩把国王和法律的地位作了个对比,他说:“在专制制度下,国王就是法律;而在民主制度下,法律就是国王。”妙哉斯言!

   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人治与法治,这几对概念是相对应的,后者取代前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符合人民大众的需要的。纵观世界各国,人治国家的范围不断缩小,法治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已实现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大都选择了法治道路,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有个人权力至上就不可能有法律至上,没有法律至上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而没有法治的民主就不是中国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人民所争得的民主制度也就得不到保障,“文革”10年的惨痛教训就证明了民主与法治是不可分的,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民主必须与法制相结合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一大发展。

   有些同志赞同“法律要有权威性”的提法,但却不同意“法律至上”的口号。他们问:“既然党是领导一切的,当然包括领导法律在内了,怎么能提法律至上呢?”答复是:第一,“法律至上”并非把法律与执政党比上下高低,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和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并非政治和国家组织,它不可能比执政党、比国家政权高,只是说它比其他行为规范高,如比党的政策、行政法规、行政命令、长官指示等等。第二,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有不少同志只看上半句,不理下半句,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早在16年前,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就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十二大报告就强调指出,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彭真同志认为,党章这样规定,宪法也这样规定,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国家所没有解决或者未明确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关键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针对有人提出,是法大还是哪级党委大、哪位首长大的问题,彭真同志说,我们的法律是党和国家方针和政策的定型化,它是党领导制定的,它是代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有谁比党中央还大,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大呢?党员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大。第三,坚持法律至上原则,维护法律的极大权威性,既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又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各国的国情差异。法律至上就是法治国家所要共同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法治。如果法律得不到遵守和执行,再“良”的法也起不了作用;如果有人能超越于法律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谈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国家权力被随意滥用,公民权利经常受到侵犯,有何民主可言?在“文革”时期,民主横遭蹂躏,法制备受摧残,出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把“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法律应有什么样的权威呢?应该有“极大的权威”。极大者,最大也 ,和“法律至上”的含义不是相近甚至相同的吗?

  

二、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核心

  

   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由许多部门、众多单个的法律组成的。法律与法律之间,层次高下不同,地位高低相异,效力也不一样。其中,宪法的层次、地位和效力都是最高的;因为其他法律的制定,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都不能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相对于刑法典以外的刑事法律来说,刑法典也是“母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如果相对宪法而言,刑法典本身也只是子法,因为刑法的立法依据是宪法。因此,宪法的最高法、母法的地位是绝对的,宪法的权威性、至上性也是绝对的。

   过去讲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偏重于从学理的角度来解释,引用的也尽是外国宪法条文。我国现行宪法为了突出宪法的权威性,在序言部分庄严宣告:“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全是关于维护宪法最高权威的规定。第1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宪法正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最高标准。第2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正是宪法至上原则的明确表现。第3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最高国家机关在内,各政党当然包括执政党在内,这不正是宪法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依据吗?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正是法高于人、法大于权在法律上的明确表述。

   再从政治层面上看,宪法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是体现了中国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或者说是中国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宪法所巩固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一般成果,而是最大的成果———创建了新国家和建立了新制度。所以我们只能从总体上提法律至上,而从具体上则应提宪法至上,因为除了宪法之外,任何一部法律都不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唯独宪法能。在我们国家,人民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至上和宪法至上,正是人民至上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现,因为宪法和法律都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表现。既然人民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宪法和法律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三、近半个世纪来,我国宪法至上原则实现难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在人民企盼中诞生了。这是一部好宪法,但它的实施过程却充满着艰难和坎坷。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搞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等等,都使宪法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受到了损害。

   在“十年动乱”中,宪法也好,人大制度也好,公民权利也好,都处于名存实亡、不宣而废的反常状态。1975年修改的宪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着极左的色彩,好在它也没有真正实施。

   1978年再次修改宪法,因为当时还处在执行“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年代,不可能通过修改使宪法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1982年宪法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合乎我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好宪法。1982年宪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宪法权威逐步树立、宪法尊严受到尊重的法制建设新时代的开始。

   从新中国建立算起,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算起也历经44年了。在这40多年中,我国宪法能正常运作的时间还不到一半。中国实施宪法难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宪法至上原则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有:

   1.长期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中国实行封建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封建经济制度已被铲除,但封建主义的影响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内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绝不可等闲视之。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法律是没有多大权威的,这是因为:第一,旧中国没有民主,那时的法律是反动的法律,是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法律,人民对它深恶痛绝,恨而远之,哪会自愿遵守呢?所以旧社会的法律在人民心目中毫无威信可言,人民千方百计地远离它,逃避它,力图把反动的法律和政权推翻掉。第二,旧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皇帝高高在上,朕即国家,君权至上,法从君出,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还是效力最高的法律,他出言成法,也可出言废法。人治的四个特征,在皇帝身上得到全面的体现:皇帝的地位比任何人都高,皇帝的权力比任何法律都大,全国臣民都要服从皇帝一个人,一切法律都要听从皇帝摆布。朝廷致力于向全国臣民灌输“君权神授”思想,制造对皇帝的盲目崇拜,什么“真命天子”、“真龙下凡”、“民不可一日无君”、“天皇圣明,臣罪当诛”,一连串的神话到处宣扬。当年袁世凯已经当上大总统了,还想过过皇帝瘾,以摆脱“约法”、“国会”的微弱约束。可见,至高无上的君权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革命军兴,皇冠落地,君权被废除了,不至上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老军阀的专制统治。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垮台,标志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完结。

   但是,旧制度的消灭,并不意味着旧思想的肃清,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还未消失。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2.人治传统根深蒂固。战国后期,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人物向秦始皇献上二策:一是厉行法治;二是实行封建专制制度。尽管韩非精通逻辑,擅长论辩,可是他这二策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厉行法治与封建专制是相互排斥、不能并存的。衡量轻重,秦始皇选择了君权至上封建专制主义道路。对于法治,则取其表而弃其里,把“法为治本”降为“法从君出”,使法律成为掌握在君主手里的工具。不仅秦始皇如此,历代帝王也都做了这种选择,因为至高无上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封建帝王身上的“通灵宝玉”,是万万丢弃不得的。所以,从本质上说,儒法两家是没有根本性区别的,因为他们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都是主张“君权至上”的,而“君权至上”正是“法律至上”的对立物,也正是人治的重要特征。

   主张搞人治的人们,向往崇拜和津津乐道的是圣君贤相,清官廉吏,歌颂他们能为民请命,为民作主。倾向于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寄托在寥寥可数的明君、清官身上,那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在封建社会,贪官犹如过江之鲫,昏君也比比皆是,而清官、明君则难得一遇,何况还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一因素在起作用呢!

人治的对立面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当官的“为民作主”。我们应该通过宪法教育使人民对自身的主人翁地位有所认识,能够划清“人民当家作主”与“当官的为民作主”的界限,不能把“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混为一谈。否则的话,法律的权威根本就树立不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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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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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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