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工作重点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随着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战略方向、战略重点和兵力配置上，从解放台湾的积极进攻转为维护沿海地区安全的单纯防御，以后又随着朝鲜战争进程的变化转换为积极防御。本文将就这一战略转换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作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朝鲜战争 国家安全战略 解放台湾 东南沿海防卫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一个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进攻的重点和主要是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但朝鲜战争的不期而来，以及美国的武装干涉，特别是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不得不中止解放台湾的既定计划和军事部署，并随着朝鲜战争的进程，对国家安全防卫战略和军事力量的配置进行了重大调整，从针对台湾的主动进攻战略逐步转变为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积极防御战略。

　　 一、朝鲜战争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强烈反应，仅仅2天后的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即下令出动海军、空军援助韩国军队，同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中立化，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6月30日，又决定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①]。对于国家安全环境的这一重大变化，中国政府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也迅即于6月28日发表声明，严正谴责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对中国台湾的军事干涉。双方在政治外交上的对

　　 立对抗进一步加剧，并导致了军事上的直接冲突。

　　 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美军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侵略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上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不能不予以认真对付。但鉴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们只能选择而一个战略方向与美国对抗：一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百废待兴，国力积贫积弱，尚不具备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进行反击的物质力量，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安全，也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只能暂时改变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将主要的军事力量和物质资源转向东北方向，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救国，保卫国家安全。二是美国的军事介入导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不仅使美、蒋的海空军力量大大超过解放军的海空力量，也使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政治外交支持大为增加，“台湾地位未定论”、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等论调一时纷纷出笼，从而加大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承认:我们还没有与美国现代化的海空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并于6月30日决定暂时停止解放台湾的军事战备工作[②]。尽管7月2日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已经把三个军12万人集中到了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扮成朝鲜人进入朝鲜境内；还问到，苏联红军到时候可不可以提供空军加以掩护？说明出动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已经在中国领导人的考虑之中。但是否需要就朝鲜战争做出反应，应采取何种政策、何种方式，尚在严密观察和缜密思考之中，所以直到7月上旬仍未就是否介入朝鲜战争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③]。

　　 1950年7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关于保卫国家安全、组建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的有关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萧华、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从这份会议出席人员的名单可以看出，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军委三总部、陆海空三军及有关军兵种的负责人。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林彪在会上发言，积极支持组建东北边防军。会议作出决定：到7月底将13兵团加强为4个军（38军、39军、40军、42军）并配属3个炮兵师调往东北地区集结。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次有关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与会者的基本还是上述各部门的领导人。林彪再次发言，谈及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具体问题，主要内容有：第四野战军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上义不容辞，要多少人出多少人，要多少装备出多少装备。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及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以及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共计二十五万五千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同时开展包括兵员补充、后勤准备和政治思想动员的战备工作。由于这些部队大多来自林彪原来所率领的四野部队，所以作为野战军领导人参加两次国防会议的，只有林彪和谭政。林彪历来对粟裕十分赏识，认为粟裕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所以提名粟裕为入朝部队主帅，指挥由原第四野战军部队组成的东北边防军。考虑到当时毛泽东亲自提名粟裕担任东南沿海地区之解放军部队的指挥员，承担解放台湾的任务，还不能任命粟裕入朝的职务，会议决定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以先期组成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这一系列决定在会后经周恩来斟酌修改，并给林彪看过，于13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即批示：立即执行[④]。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7月中旬，毛泽东向金日成的代表表示，朝鲜如需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四个军共32万人”。[⑤]

　　 周恩来和聂荣臻考虑到粟裕正在青岛养病，不能赴朝指挥作战，而萧劲光、萧华二人一时也无法到东北边防军任职，便联名致函毛泽东，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待粟裕、萧劲光、萧华赴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意见。直到此时，中国政府组建东北边防军与其说是已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如说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的防卫，为防备朝鲜战争的扩大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而未雨绸缪，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没有把军事工作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朝鲜战争上来。是否全面停止解放台湾的战备工作，是否需要把军事力量配置的重心完全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北方向，还将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再作出进一步决定，因此也还没有把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工作的中心完全从东南转向东北。因此，被视为解放台湾之前哨战的解放东南沿海各岛屿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之中。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广东、浙江沿海的伶仃岛、三门列岛、万山群岛、嵊泗列岛。8月，先后解放了担杆岛、佳蓬列岛和南鹏岛[⑥]。同时，华东军区所属的二十四军、二十五军和三个炮兵师也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积极进行着解放金门的战役准备工作[⑦]。

　　 由此可见，在朝鲜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按照既定的军事计划准备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军事任务。这说明，尽管美国武装力量介入了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但中共中央在做出必要的政治外交反应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军事部署的同时，只是推迟了武装解放台湾的时间表，并未完全放弃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未立刻停止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备行动。也就是说尚未完全将军事的重点、军力的配置转向东北方向，还没有完全改变既定的国家安全防卫方针，还没有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与转换。

　　 当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进程使毛泽东进一步提高了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和警惕性。当时他每天一起床，首先要看的就是有关朝鲜战事的文件和东北边防军情况的文件。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精心安排下，东北边防军的部队建设、武器补充、物资筹措等准备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应该调动的部队也开赴东北，但由于主帅没有定下来，东北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一直没有成立。7月末以后，美国加紧准备对朝鲜进行更大规模和更广范围的军事干涉。对此，毛泽东开始感到：朝鲜战争的前景“不容乐观”[⑧]，为了能在朝鲜战争发生对我不利态势时及时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中共中央一方面密切关注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对国家安全战略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不仅无限期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而且将东南沿海地区以解放台湾为目标的主动进攻战略调整为以沿海防御为主的军事防卫战略，对国家安全战略逐步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性调整。7月20日，华东军区发出关于加强沿海岛屿防卫和海防警备工作的指示；8月，在东南沿海的浙江、山东两省公安厅设立海防处，在苏北区、苏南区设立海防局[⑨]。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四十三军主力配置于雷州半岛，其中只留一个师驻守海南岛[⑩]。8月25日，中央军委又指示中南军区，以国民党军队可能在潮阳、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登陆为假想事态，加强上述沿海地区的军力配置和防御措施[1]。到9月，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战略基本上完全转换到战略防御态势、最终建立起初步的沿海防御体系。

8月下旬，朝鲜战局发生变化。强弩之末的人民军南进攻势受挫，美韩军队的釜山防御圈渐趋稳定，朝鲜战场上呈现僵持局面，美军以日本为基地调兵遣将，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日益明显，战局发生逆转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的发展日趋警惕，参战意向开始增强，并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措施。毛泽东预见到，中国不出兵朝鲜，已经不可能。8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1] 5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高岗随即在东北边防军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8月18日，毛泽东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以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1] 19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两次会见苏联的尤金院士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只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报又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1]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毛泽东立即致信高岗，说：“看来不出兵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总参谋部对朝鲜战局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后判断美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性很大”。8月23日，中央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向周恩来汇报了上述判断，随后雷英夫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雷英夫的汇报之后作出3项指示：1、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的战备工作情况，必须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战备工作，保证随时能够出兵作战；2、把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情况通报朝鲜和苏联，建议朝鲜作好应付最坏局势的准备，采取主动后撤主力部队，加强仁川地区的布防等措施，供朝、苏方面参考；3、总参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意朝鲜战局的变化[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