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力:我的外祖父杨联陞——《哈佛遗墨》编后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7 次 更新时间:2017-01-21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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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力  


2004年末,我编辑的《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一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为该书所写的内容提要这样写道:


杨联陞(1914—1990)三十年代得清华名师真传,四十年代求学哈佛,五十年代成为世界汉学界一流学人。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曾任赵元任先生助手,与胡适论学谈诗二十年,谊兼师友,被余英时称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自喻“敢比仰山杂货铺,何堪舜水再来人”。半个世纪身在哈佛,心系故国。五十年间的随笔,涉猎到人、书、事;五十年间的诗作,见书生意气与激情;晚年家书,既表心境胸襟,更折射时代变迁。此书可视为二十世纪一位海外中国学人的心路历程,也将成为一段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见证。


杨联陞是我的外祖父。我这位洋外公半个世纪的生涯都是在哈佛校园里度过的。


他1941年去美国,不是官费生,应当算是半工半读,在哈佛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在那里任教。1974、1977年曾两度回国,逗留时间不过两个月。1980年在哈佛大学以名誉教授退休。1990年病逝,享年76岁。葬于波士顿枇杷地墓园。


外公是一位史学家,他所做的学问,于我来说,深奥且生僻,他的英文著述我就更看不懂了。


这些年来,他的中文著述陆续在海峡两岸出版,计有:


《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中国制度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联经授权中文简体字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003年四五月间,“非典”猖獗,人心不安,去哪里都不便,我也无法静下心来写东西。收拾自家物品时,我又看到70年代外公与家母的十数封通信。这些家信当初我基本都读过,十年前我在撰写一篇追记外公的文章中还引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时过境迁,重读旧信(时隔已近30年了),竟勾起我很多回忆。与《论学谈诗》那本书不同的是,那是外公和胡适先生的学术性通信,当然也包括些人情、生活的话题,而外公写给家母的信,纯粹是家书。这些家书,虽未必抵得“万金”(尤其是对读者),依我看来,却仍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不敢说含金量)。其一,它是一位旅居大洋彼岸半个世纪的中国学人对祖国、对亲人的一份情感牵系;其二,通信时间基本集中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是当代中国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和转折期,写信者当时肯定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信在后人看来也是历史的折射。这种折射,我以为,比第三人称去写历史的那些文字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更具史料价值。其三,如果外人对外公这个人感兴趣,进而有兴趣研究他的话,可以从这些信中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杨联陞(至少是他未必为人所知的某一方面)。


遗憾的是,信件数量有限,恐不足以印证我概括的这三点。恰巧此时家母正在成都亲友家,已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是我的舅公,家母的舅父,外公的妻舅,70年代后得以与境外通信之后,外公给舅公的信大都保留了下来。经我电话请求,在川大工作、亦曾担任舅公助手的表弟缪元朗帮助复印,母亲把这批信带了回来。与此同时,我请我舅舅找出了外公写给他以及写给外公母亲(我称老奶奶)的几封信。加上手头仅存的外公写给他弟弟(我称天津外公,已过世)的一封信的抄件,可以说,能够收集到的杨联陞本人写的家书(外婆写的信未计)基本上都在这里了——70年代之前,他的家信屈指可数,经过文革(“海外关系”那时是个很要命的问题!)的动荡,几乎不可能保存下来,还有一封1962年的海外来信能留下来,我觉得都是奇迹。80年代之后,出现一些家庭矛盾,外公的家信都是写给舅公的。他旧病缠身,日渐衰弱,时好时差,颇不稳定,信的周期便成了身体状况的晴雨表。


“杨联陞家书”现在读来,即便非如隔世,也难保都能读懂,因而我做了一点必要的注释。


《论学谈诗》那本书中,有一定的篇幅是在谈诗,一个谈诗的人,不可能一辈子只“谈”不“作”。当然,作不作诗,与是不是诗人,这是两个概念。我印象中,有旧学基础的中国学人,无论文理专业,似乎大都能写一点旧体诗,至少是打油诗。而胡适则是很有旧学基础的新诗的倡导者,与他谈诗的人,自然与诗距离不远。我清楚地记得我19岁那年(1977)外公回国探亲时与我兄妹作画谈诗的情景。他最得意的是他写的那首“才染鹅黄已有丝,渐看浓绿傍堤垂。东风不妒留莺住,犹为扶持着意吹”的诗为胡适所欣赏,并“戏改”为胡适的一首诗。外公去世后,舅公的怀念文章谈的就是他们二人晚年的诗词唱和。周一良先生写“哈佛三杰”的文章中也着重谈了外公的诗作。但由于外公始终未把自己视为诗人,所以他的诗作不可能以诗集的形式集中留存。余英时先生在为《论学谈诗》所作序中提到,杨在1945年1月29日日记中有一条简短的记载:“上胡课(思想史)。呈阅四年来所作诗,请勿广布。”可见外公的诗作那时已有一定的数量,而胡适先生则可能是看过他那四年诗作的唯一读者。他的诗都留在哪里了呢?我舅舅告诉我,都在他的日记里。外公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诗,也是他日记的一部分。1998年,舅舅去美国探望外婆,协助外婆整理了外公40余年的近50本日记。据舅舅统计,他和外婆整理出来并做了注释的诗稿达六七万字之多。我是在请舅舅帮我找外公的家信时看到这批诗稿的,说是诗稿,因为有的是定稿,旁边标着“寄出”字样,有的诗旁边则标有“拟改”、“不佳”字样。外公自50年代末期开始患病,多次长期住院,写诗是他自我调整心境的最佳方式。但这时的笔迹往往过于凌乱,思维也未必完全清醒,有些诗就只是残章了。即便如此,这批诗稿中仍有数量可观的作品值得一读。几十年的作品,差不多概括了他一生的经历。人生各个不同阶段的心境、情趣,都有袒露和反映。形式上的尝试不拘一格,不受束缚,旧体诗词和新诗都有。我从中选出大部分可读的诗作,辑为“杨联陞诗稿”,以展示一个学人的另一面修养,也可视其为那些家书的映衬。


十数篇随笔构成另一组阵容。外公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除了学术专著和书评之外,他写的其它类文章好象不多。余英时说他“向来不大写通俗文字”,他1959年4月18日给胡适先生的信表明,他只是在病后出院且不教书时,才考虑“写些短篇文字”。这些随笔显然无法全部收集到了,但仅就书中这十数篇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而言,均不失史料价值,或许还有其它可玩味的地方。例如,我在读《天龙八部》时,读到结尾发现还有金庸的后记,其中提到“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陈世骧先生”。金庸说本想请陈先生为这部书写序,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但陈先生已经故去了,只能把陈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随后是那两信,开篇第二句即道:“同人知交,欣嗜各大著奇文者自多,杨莲生(编者注:此莲生为字)、陈省身诸兄常相聚谈,辄喜道钦悦。”信是1966年写的,也就是说那时他们就读过《天龙八部》了,2002年岁末我才读这部小说,才看到后记和陈信,不禁想起手头还有本《陈世骧文存》以及外公为之写的序。一时感慨,我在《天龙八部》书后信笔写道:“未料竟是四十年前之作,亦未料附后陈函中竟见到外公的名讳,远乎近乎?人鬼情乎?一言难尽,亦如对此书之读后感。”2003年4月,读音乐理论家李西安先生文集《走出大峡谷》,竟又读到陈世骧这名字,转述其前妻的评价,似难免偏颇,或只是前妻(一家)之言。杨序中却无那种评价的痕迹,故转刊于此,也作为一家之言,当可读也。


又如,谈钱稻孙一文,是外公去世后他的友人帮助整理后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的。钱稻孙这个人,现在知道的人已不多,愿意说他的人更少,文洁若先生写周作人的文章中提过,那是后来的钱稻孙了。外公的文章毕竟写了三十年代的一段亲身经历,类同钩沉,可以让后人对钱君多一点了解。


回忆陈寅恪的文章,原题为《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我只选了前半部分,因为很能见出师生间的深厚感情,却没有什么笔墨修饰。外公还有一首怀念陈寅恪先生的诗,也是残稿,可抄录几句为佐证:“未敢师门哭,传闻案已翻。凄凉元佑种,涕泪楚湘宽。众醉翁难醉,目盲心不盲。寸心千古事,寒柳有人论。”


在国家图书馆,我找到了外公回忆他的老师叶公超的文章,找到了他邀集友人为台静农先生祝寿撰写的“友声集”,还找到了他为《胡适手稿》作的序,以及他20多岁时(30年代)发表在《大公报》和《学文》月刊的作品。



在网上结识的台湾学者李显裕先生,是我在近于“山穷水尽”之际发现的。我通过电子邮件向他索求他研究杨联陞史学精神的硕士论文,并试探性地问他能否帮我搜集一些相关资料。他迅速回复云:“能为杨先生的著作出版尽一份绵薄心力,同时也是为留存近代中国一份珍贵的文化资产努力,晚同感光荣。”酷暑中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包剪报资料,能看出他在写论文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之周密,有些篇章已被我收入此书。特别要提一笔的是《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这篇文章,发在1960年台湾出版的《围棋》杂志上,因年代久远,这本杂志台湾各大图书馆或有收藏,亦期数不全,均难查到。李先生最后找到杂志社,才复印到此文,他说“亦感欣慰”。从未谋面,却给了我这么大的帮助,让我怎么感谢?


我在前面说过,外公的学术文章我看不懂,但这些文字我读来饶有兴致,“杨联陞随笔”,能不与同好者共享乎?


我舅舅告诉我,外公有20来本纪念册,都是朋友们到他家聚会时题写(包括画)的,舅舅看着有意思,复印了一部分带回来,让我转印了一份。我也很爱看,看后的第一感受是这些饶有情趣的内容要是出版,一定有意思。可惜,现在做不到,只能说些其中的内容。


外公的好客,在哈佛的中国人中是有名的,无论师长、同事、友人、学生,都可能成为他的座上客。每次宴客,除了吃饭、打牌、唱戏、聊天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那就是要在纪念册上留下一点真实的、有特色的记录。1980年8月12日,他在某本纪念册中写道:“以上是1977年以前在康桥圣门里一号舍下宴客题记。自1948年秋宛君与恕立来美为始,三十年得十六册师友留言,至可宝忆。七七年回国探亲,由蒋震陪游西安、洛阳、郑州,中原访古,甚快平生。七九年迁居阿灵顿,去哈佛较远,宴客颇稀。今年六月退休,七月蒋震与忠平来美探亲,宛君得有臂助,因欲重整旗鼓,新交旧雨尽兴乎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在这天也写了一段话:莲生年来身体不适,今痊愈,快何如之。并赐贵州董酒,不下茅台。惟颂平在西雅图探亲,未能参与盛会耳。


胡适先生的留言离不开诗,一次是: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四十年前的词句。另一次是:买米要买一斩白,连双要连好脚色。十字街头背锁链,旁人取笑也抵得!广西桂林的民歌。


张大千题:癸巳三月初九日来游波士顿为联陞仁兄题此留念。此癸巳乃1953年,画家张大千来访,闲叙中张大千复述了一副理发师的对联:磨砺何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横批:顶上功夫。杨联陞3月24日日记中有诗一首,托友人转赠张大千。诗曰:“揽须痛饮一座惊(所饮是水),挽袖挥毫多妩媚(具两性美)。横生姿态看ササ(即是菩萨),顶上功夫谈赑屃(读秘戏)。”


画家、美术史家王季迁画竹,题:劲节虚中,联陞仁兄属。未属日期,估计是和张大千同来时所作。作者后来某日日记云:早晨题记,三月张大千等来访事,附四字注诗,ササ赑屃。题曰,阿婆搽面图。诗云:遥看寻丈定真赝,大千纪千夸特识。犹幸阿婆面已搽,好水好山都生色。自觉用典颇巧,两公之面目亦可见。这段交往中涉及到的知识显然很“学问”,非我所长,抄录下来,留给有兴趣者研究吧。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1950年题:好鸟枝头皆朋友,落花水面为文章。


洪隈莲题:这十二年中几度沧桑。未详此笔迹的日期,但知洪先生二十年代留美归国,三十年代任燕京大学教授时曾遭日本人逮捕入狱,出狱后靠典当赒济度过四年,1946年赴美讲学,一年后在美居家撰述兼作哈佛燕京社研究员。沧桑或在其间?


语言学家周法高录定庵句: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未再多言,却能感到他对这聚会的珍视。1952年8月某日刘子健教授题道:太平洋战硌,师友偶作手谈以自遣,故事甚多。罗斯福逝世消息传来,洪先生于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胜利,师友亦各事所业。今日来剑桥,适日皇诏降日之纪念,在杨府盛馔后复作叶戏,喟然忆旧。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落花时节又相逢,七载沧桑志未穷。杜老壮游今古恨,方城有友话诗钟。诗钟是一种文字游戏,这套纪念册中,这样的游戏确不少见,其中有欢乐,却也隐含着海外游子心中的种种感慨和凄凉。


考古学家李济: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四十三年(民国)十一月十一晚,月明如画,联陞仁兄赐燕,得晤多年未见之老友、眷属多人,欢逾寻常,若有所悟,书此留念。用民国之说,当为旧人,济之先生是1918年的官费留美学生,在哈佛获人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曾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在台湾曾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赴美见故人,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胡适先生1954年6月1日致杨联陞信中云:劳公之来,与李济之先生今年的出来,都是史学界最可喜的事。中国文史界的老一辈人,都太老了,正需要一点新生力量。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54年5月26日题:姑妄言之君说鬼,非关于学我谈诗。有友人甚喜《聊斋志异》,曾撰句赠之,卿以求莲生先生一粲。吉川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总免不了“斗智”,犹如棋逢对手,与杨联陞的接触中,留下了许多唱和往还的记录。


赵元任先生的留言确显其语言学家本色,1955年1月20日,他在杨宅写下他两年前用准同音异形字编成的《石室诗士施氏食狮史》,结尾还要标明:二十时,食时试,试视电视时。1960年4月9日那天写的是:今天早亲(音)还在旧金山,晌忽(音)就在府上吃饭了。


四十年间在欧美跑来跑去的艺术家蒋彝1955年9月23日所记之事也可一笑:哑子访聋子,三年遇故知。头手争为语,相对浑忘机。三年前寄居康桥时,莲兄介绍聋人理发师葡人某君,颇相对者,番来美,杨府乔迁圣门里,去此君较远,但念旧情切,特往理发,居然相未忘。口占打油如上,返纽约前莲兄嘱书数语,因述之,其有同感。


缪超凤先生有两次留言时距甚近,一曰:亲在名心存十一,我逢客路每三千。莲生吾兄、宛君七妹留念,弟缪超凤。另一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与之游。民国四十六年十一月与莲生妹丈、宛君七妹在康桥聚会欢悦之余录此留赠。兄缪敬书。此缪公乃我外婆之堂兄,称兄道弟,友情与亲情并见。


史学家瞿同祖1957年某日写的是:切鸭敬陪。1958年7月24日的又一次聚会,则有这样一段:瞿公为友最忠心,守口如瓶无下文。光棍有诗只两句,太极拳后等新闻。集体赠,瞿公欣然。后来他归国,多年后又到杨宅,感慨写道:廿二年前客居康桥,常为座上客,旧地重游,久别重逢,畅谈古今,为此行快事。1985年3月15日。


于镜宇1954月12月10日留言自述:生涯全同衔书鹤,行藏半类食字鱼。这位于先生退休前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日文编目主任,两句话相当概括。另有一页上不知是谁画出了他大腹便便的神态,题曰“于公捧腹图”,煞是好看。约在七十年代末,他回国重访故里,我见过他,那时的肚子并不显眼,可见作画者运用了漫画之夸张手法。


1960年5月1日、6月27日,杨宅两次宴请香港新亚书院创始人钱穆先生,作陪者包括洪业、李田意、瞿同祖、余英时等。洪先生留言曰:一九六零劳动节日,幸与联陞宛君兄嫂欢迎宾四先生及夫人旅游剑桥盛会,惜内人以在舍久候修理火炉工友不克来耳。钱穆先生写道:本日和杨莲生先生余英时弟及内人同下四人棋,此为平生之第一次。而后是余英时先生的笔迹:承莲生师及师母之约,教陪欢迎宾四师及师母之圣筵,一局未终,继之薄酌微曛,盖旅美以来鲜有之乐也。余因代父母陪宴,所食过平时之倍,诗思遂尽为之驱尽,谨书实况以代之,以博诸师长一笑之耳。钱、杨二位与余英时的师生情,英时先生在几篇文章中都有述及,然这段闲话,似也不算题外话。钱穆在耶鲁讲学期间,曾应哈佛燕京社邀请,作学术讲演,题为《人与学》,杨担任翻译。此时余英时已在其门下脱颖而出。


1960年4月30日李方桂先生题:早上还在考学生,下午便叫人家考。这个考字左边被他的夫人徐樱加了个火,于是成了烤。


作为主人的杨联陞时常忍不住也写几句,1959年5月11日的名目是答谢沈姓医生,故有题曰:备酒备茶备小菜,谢师谢友谢良医。后有补充笔迹曰:上联原作“备酒备茶备好菜”,较为工整,太太认为吹牛,遂改作“小菜”。沈太太云,谁家请客不备好菜?仍以作“好菜”为是。洪老师云,下联应作“谢天谢地谢太太”。


纪念册中有一首来客留赠词:不用东张西望,人间哪有天堂。中间只隔太平洋,彼此原来一样。上课之乎者也,回家柴米油糖。管他将相与候王,自古教书是匠。另有一诗道:风归苍穹星月灭,我和狂涛歌未绝。愿将沧海千万珠,换汝天头一明月。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来客的留言或许也呼应着主人的心声吧?俱往矣。


困于资料不足时,我想到了网络,上网一查,居然有不少可索可引的内容。季羡林、周一良、余英时、金庸、黄仁宇诸公的文章中都有涉及,一本翻译过来的《中国制度史研究》虽然译文不甚理想,也屡被提及。想引录的是黄仁宇先生散文《母亲》中的一段:


1965年的一天,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


知或不知,由他们在世界的那一端去讨论罢。虽然我的外公在大洋彼岸生活了50年,他的心却是一直牵系着这边的。在他90冥诞之际,让他的这本集子在祖国出版,甚至说把它献给祖国,我想他都是乐而为之的。我的编辑过程,也是一个让我进一步了解他的过程,可惜,我觉悟于此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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