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朗  洪港:中国近代教育出版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 次 更新时间:2016-09-25 17:21:47

进入专题: 中国   近代   教育出版   教育出版家群体  

肖朗    洪港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指标,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主要是指传递印刷符号的书报。[1]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认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三件大事。[2]如果说报刊以“反应敏捷”、“传递快速”、“传播广泛”见长,那么,图书出版物则更以“容量大”、“说理深刻”、“立论系统”取胜。教育变革作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也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推动。但从传播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在教育变革过程中的作用,这一课题尚未引起学界充分的关注。《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的《教育·体育》卷,收录各类教育类出版物多达9324种,[3]仅次于《经济》卷中收录的经济类出版物16034种[4]和《政治》卷中收录的政治类出版物14697种,[5]由此可见,当时教育出版的盛况。

  

   一、近代教育出版业的崛起

   据考证,“出版”一词始见于19世纪90年代前期,此时以国人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出版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6]“出版”一词形成之晚,说明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才真正将出版视为一项独立的活动或事业。中国近代教育出版伴随着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的相继出现而崛起,特别在新学制颁行、科举制废除后,新式学堂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对新式教科书的巨大需求,教育出版活动随即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变革。一方面,近代推行新教育课程所需要的新教材的编印,无不由出版机构倡导、策划,以适应新的学制或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近代一大批出版机构,都有以服务教育、出版教科书而起家的经历,而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均以教科书的出版为营业之大宗,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介绍、导入和传播莫不借助于近代出版之力,而西方教育理论和学说也通过翻译出版使我国教育界获得了可资借鉴、模仿的理论模式和学科体系,进而又引发本土化教育理论著作的创作和出版,从而推动了中国教育学术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近代专业的教育出版机构并不多见,规模也比较小,教育图书的出版主要是由一些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承担完成的。据现有资料,近代中国以“教科书”或“教育”“教学”冠名、以出版教育图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有:上海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又名益智书会)、上海的教育世界出版社、北京的清廷学部编译书局、上海的教学图书馆(民国后改称教育图书馆)、上海的教科书辑译社、上海的新国民教育社、上海的教育改良会、福州的教育普及社、上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的中华新教育社、上海的教育编译馆、上海的国民教育编译馆、重庆的生活教育社、广州的中华科学教育改进社、上海的教育书店、上海的现代教育研究社、上海的教育出版社、上海的教育印书合作社、上海的生活教育出版社、成都的大学印刷局、南京的教育合作社、福州的教育图书出版社等。这些出版机构虽出版过不少教育图书,但因实力、资金和规模有限,较之综合性出版机构,其出版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望其项背,这主要是由于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有资金和人才的优势。例如,商务印书馆1922年扩股后资本多达500万元,曾被旧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编写的《海关十年报告》称为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7]它一度汇聚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其编译所编辑人员最多时达三百余人,其中包括不少归国留学生和著名学者。因此,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在教育出版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而且,随着出版事业的推进和发展,各大出版社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例如,文明书局以出版蒙学教科书而著称,1906年,清廷学部公布审定通行的教科书书目,其中蒙学教科书主要为文明书局所出;[8]而开明书店则在出版中学教科书和中学生课外读物方面凸显特色,在开明书店主办的《中学生》杂志的发刊辞中,就明确其出版宗旨在于:“对全国数十万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9]综合性出版机构出版的教育图书主要分单行本和丛书两大类,其中尤以丛书类更能反映出版者的出版理念及其特色。中国近代出版的教科书在内容上涵盖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天文、地理、英文、化学、物理、医学、生物等多个学科,在层次上则包含小学、中学、大学等各个阶段。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例,随着学制的每一次变革,其教科书的编辑出版都及时做出调整和革新。

  

   我国是一个有着优秀的教育传统和丰富的教育遗产的文明古国,但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的教育学学科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19世纪后半叶,在“西学东渐”的推动下,西方近代学科分类观念的引进和教育制度的导入,为教育学学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0世纪初,近代学制的颁定和实施,把教育学纳入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课程教学体系之中,从而使教育学学科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从教育学学科的角度来看,教育类图书涉及面很广,除教科书外,举凡教育制度之探讨、教育思想之阐发、教育名著之译介、教学方法之研究、教育—96—史料之汇辑、教育辞书之编纂、教育统计之披露,对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从教育类图书的市场来看,随着近代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遍建立和师范教育的迅速发展,从事实际教学工作的教师、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及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的数量逐渐增加,为此类图书提供了庞大的读者群,从而使大量教育类图书及教学参考书的出版发行成为时代的需要。引人注目的是,近代以降,教育类图书同教科书一样,在单行本大量刊行之后,若干实力较强的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又开始汇编出版丛书,这样既便于文献的保存,又可产生规模效应。例如,商务印书馆编有《教育丛书》、《师范丛书》、《比较教育丛书》、《小学教育丛书》、《国民教育文库》、《公民教育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汉译世界名著》、《学艺丛书》、《尚志会丛书》等;中华书局编有《教育丛书》、《通俗教育丛书》、《民众教育从书》、《儿童教育丛书》、《大学用书》、《义务教育丛书》等;世界书局编有《教育讲话丛书》、《教育概要丛书》、《世界新教育丛书》等;正中书局编有《教育丛书》、《教育小丛书》、《国防教育丛书》等。总之,从传播的角度看,在编辑出版教科书及教育类图书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出版机构不仅有引进移植之功,也产生了宣传推广之效。

  

   二、近代教育出版与教育变革

   出版与教育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开始从香港、广州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内地渗透,他们渐次开办学校和印刷出版机构。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出现的新式教育几乎全是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而从近代出版史来看,当时中国的西书出版也几乎是教会出版机构一统天下。[11]与创办教会学校一样,编译出版书刊作为传播教义的辅助手段,从一开始就受到传教士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成为教会学校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842—1860年,香港以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共出版西书434种,除329种纯属宗教布道书及宣传品外,其余105种为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图书。[12]而最早在中国本土开办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所开设的课程除了圣经课外,还有中文、英文、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体育等课程。[13]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在西学传播的内容上是彼此呼应的。

   19世纪60年代后,为了配合和适应洋务教育及其学堂的兴起,开始出现洋务出版机构。从那时起直到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上形成了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共举的局面,与此相对应,在出版上也形成了清朝官方出版机构和教会出版机构并峙的局面。当时的出版机构基本上由两类组成:其一,属清朝政府系统,如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机械局等;其二,属教会系统,主要有益智书会、美华书馆、广学会等。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出版机构大多与学堂合为一体,这或许反映了新式学校与出版机构同为新教育传播媒介的内在联系,虽然它们的传播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教学机构和出版机构合二为一有其便利之处,译述西书是学生课程的一部分,而西书译出以后又多成为学堂教科书。当时,教会所办的出版机构更具教育出版的职能。早在1877年,上海成立了益智书会,其所出版的教科书不仅仅在教会学校使用,相当一部分还为洋务学堂所采用,从而对新式教育的发展及教科书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怪乎有的外国学者称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1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制定学制、废除科举制为标志的教育改革高潮,促进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遍建立,新式教科书匮乏的问题也随之充分暴露出来。甲午战争后,国人开始为新式学堂自编教科书,南洋公学、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的教科书以其鲜明的实用性受到广泛欢迎,教会出版物的垄断局面遂被打破。这一时期民营出版机构空前兴盛,其出书数量与影响程度都凌驾于教会和官办机构之上,民营企业开始成为出版业的主力军。以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为例,经过几年跨越式的发展,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一跃成为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与前述教育文化机构兼办翻译出版不同,按资本主义企业方式运作的民营出版机构,追求利润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97—提,在此基础上进而追求出版的文化理想。商务印书馆早期负责人张元济坦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后期负责人王云五也明确将“教育普及”列为商务出版方针之一。教科书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出版业之大宗,这一时期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等,或起初就因出版教科书而成立,或中途以教科书出版而发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式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教科书的出版将教育事业和出版行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民国以后,出版事业继续推动教育的变革,既表现在教科书的革新方面,也表现在对教育理论的传播方面。民国建立引发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二次兴学高潮的到来,也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的成立。中华书局的崛起,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教科书出版行业渐成垄断的态势,两家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在狭路相逢的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市场上,不约而同地比起了质量、价格、营销策略、服务手段,教育界由此而得益。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规模的扩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虽依然称雄出版界,但在教科书市场上两家平分秋色的风光局面已不复存在。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北新书局、儿童书局、正中书局等出版机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或崛起或壮大,跻身于教科书竞争的行列。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科技借助于出版广泛地传播开来,遂改变了人们的思维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教育生活。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教育观念的更新,促进教育向平民化、个性化、科学化方向迈进,出版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与教育思想十分活跃相对应的,有各种外国教育名著及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与国语教育蓬勃开展相对应的,有国语教科书的及时编写刊行;与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先后勃兴相对应的,有各种平民课本、民众课本及其通俗读物的相继涌现;与“儿童中心论”的教育观点相对应的,有各种体裁、题材的儿童读物的大量刊印;而随着教育界对教育实验的重视和推广,出版界对其发展动态及相关成果也予以及时报道和广泛传播。

从近代出版与教育共同走过的道路来看,可以说“具有同质性的新出版与新教育,其发展历程是共生共荣,互为促进,相得益彰的”[15]。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良性互动,既大大加速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   近代   教育出版   教育出版家群体  

本文责编:dengjiax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529.html
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08年 第6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