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和:王安石变法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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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和  

 


变法失败,荆公晚年,幽居金陵。那是晚秋的一天,长江岸边,荆公的步履已不复青年王安石那般雄健,但虎背熊腰,王安石目光依然如电,他放眼望去,长江两岸,景象阔远: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这是长江秋景,呈现出“虎踞龙盘帝王州”的江天胜概。王安石一挥手,长叹一声“画图难足”,壮志未酬啊!


他把伸向天际的手臂收回,倒背于后,步履依然沉稳,他在江边来回踱步,背影还是那般厚重。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就是王安石,你不服不行。即使在烟笼寒水和衰草凝绿之中,也没有白面书生的小家子哀愁。这种怀古通今所展示的冷峭高峻,却也显示出宋朝宰相的大气和高人的胸怀,王安石对时人未从六朝覆亡之中吸取教训的感慨,在此之后不久,“靖康耻”即已兑现。


据说,当时作金陵怀古的词家有三十余首,但王安石的金陵怀古,将江天相连的景致刻画得如此浓淡相映,美不胜收,其通观古今之感慨与预见堪称绝唱。此词上片雄阔,下片冷峭。这是意趣、识见与借景抒情的高人手笔,连一贯反对他变法的苏轼,也深为叹服。


王安石,家介甫,江西临川人,晚年因封荆国公,故号荆公。他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王安石成长的年代,正是士人热衷科举的时代,萌芽于大隋,成熟于唐朝的科举制,此时已走向完备。于安石而言,他的勃勃抱负,唯有负箧探求,再更寒暑,证诸经义,汇入这开科取士的潮流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王安石考进士位居第一,却被枢密史晏殊动了手脚,张榜时名列第四,跌出三甲。那一年,他才22岁。


大宋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非同凡响的人文景象。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创造力与文化发展得最为充分的时代。赵宋王朝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脱颖而出,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一条棍棒打天下,他凭武力助后周世宗柴荣平定中原。尔后,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他行伍出身,深知骄兵悍将对政权的威胁,唐朝的藩镇割据就是前车之鉴。于是,他皇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和平地解除了一批武将的兵权,开创了“以文立国”的政治设计。


他说“作宰相要用读书人”,宋朝历代的皇帝遵循他的“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原则,故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为了让“以文立国”的政治原则得以贯彻执行,赴匡胤在太庙里立下祖训,后世的皇帝本人必须在祭祀太庙时,由太监引导到太祖立下的“誓碑”前背诵碑文。其中最为精彩的几句,如:“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也就是说,从赵匡胤开始,以后的儿孙皇帝们必须严守这一誓言,不得违背。这种誓言,成为祖训,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使后世皇帝必须遵行“以文立国”的政治制度,不得迫害及杀害知识分子,甚至对上书的士人也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赵匡胤的这一制度设计,可说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权的良善之作。


正是大宋王朝,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才使大宋文化的发展蔚为大观,文豪名士的涌现层出不穷。


王安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中登上历史舞台的。


可以说,由大隋创立的科举制,在大宋王朝时走向极致。在大唐王朝,一次录取进士只有几十名;而赵宋王朝,在宋真宗时,一次录取进士多达1638名。后来,宋仁宗改为400名的限额,但却增加了殿试,使学子士人一经科考便成为“天子门生”。而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正是科举制的宠儿,他们通过科举,一举成名,荣登相位,以文治国,一展平生所学。


王安石胸怀大志,他初入官场,北宋王朝即发生了影响盛大的“庆历变法”。为首的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都是名重一时的朝廷要臣。新政变法来势汹汹,变法的十条,其中前三条有向官僚制度开刀的内容。“明黜陟,抑侥幸,择长官”,说得多好,但裁减冗吏,谈何容易?一场从高层到基层的吏治风暴骤然掀起,王安石初入政坛,人微言轻,他只能静观其势。


庆历新政只施行一年,便草草收场。


范仲淹斗不过权贵集团,败下阵来。


王安石同情范仲淹,旁观者清,他率性而较真,感慨万千:“君非不明,臣非不贤,惜乎未得良机也!”看来,时机十分重要。


是高人都能瞄准机会,机不可失。但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王安石夙夜攻读,嗜书为命。他雄健的身体、旺盛的精力全耗散在故纸堆里。当时的官场,与女人缠绵并非不道德,文坛巨匠、名臣贤相如欧阳修等就对红颜女子牵肠挂肚。然而,王安石却对烟花柳巷毫无兴趣,他关起门读书,但不读死书,两耳却听窗外事。他做地方官,也对京都政事了若指掌,真是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


王安石在等待机会,他一头扎进古纸堆,同时洞察政事。他到江宁做地方官,他没有欧阳修、苏轼那样潇洒。他深入民间,下农田、入禾塘,他开始兴修水利;除此之外,他对整顿官吏、建设学校私塾颇感兴趣,他甚至改课本,出题目,教学生,进而对以诗赋开科取士提出建议……


王安石的见解不一定被朝廷采纳,此时,他还不具有话语权。


也可能他做地方官,为他以后的改革变法积累了经验;也可能他提出不能以诗赋为主开科取士的建议是选拔人才的治国良策?或许这一切,也为他日后成功登上宰相高位实施变法奠定了基础。但,这更可能是一种误会,王安石的苦读、勤学,使他在文坛上的造化名扬天下。他如果不做官,一心苦读圣贤书,以他的才智,有的是华彩文章。如果他用兴修水利、平输贸易的时间来写文章,将有可能换回他作为大宋文坛盟主的地位。从事实上看,仅仅只是在百忙之中,他一挥毫、一泼墨,他的散文,他的词章,比“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毫不逊色。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没有他雄美的散文、高峭的词章,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将使他一生的心血毁之一旦。正是由于他的文章名扬千古,才使人们同情他变法的失败,官场的失意。


可见,华彩的文章拯救了他。否则,曹丕不会说,文章千古事。在曹丕看来,写文章青史留名,超过帝王。的确,在王安石的时代,天下最大的官就是宋神宗,但后世的平头百姓、知识分子大多不会惦记宋神宗,甚至很多人不认识他。宋神宗的名气比苏轼、王安石小多了。以此推论,王安石不去做官,他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的一门心思只花在词章诗赋上,或许他的成就超过现在的他!


然而,王安石就是王安石,他为变法而来,他认为他的文采洋溢着的是政治智慧,他经世济民,即使兴修水利、平输贸易、整顿市场这些繁杂琐事,是那样的枯燥无味,是那样的耗费时间,他也在所不惜。他心系苍生,雄心勃勃,仿佛离了自己,宋神宗的天真的要塌下来。


古代士子,读万卷书,十年寒窗,一旦科举入仕,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似乎触手可及。特别是北宋王朝“以文治国”的政治制度,加之不杀读书人的祖训,更为秀才们开启了一扇报国之门。这些文人,在朝廷遵循祖训免除以言治罪的后顾之忧后,更是放胆直言,一个个激情四射,在政治仕途与文化路径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事实上,在政治宽松程度不如赵宋的李唐王朝,文人趋向的也是政治仕途。就连李白也狂叫:天生我才必有用!事实上,李白的梦想不完全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美丽诗篇,他要的是走进朝廷的豪迈。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蒿蓬人”。可见,他哪愿徘徊坊间,他的诗篇像一片片金秋的树叶,飘洒而进长安,皇帝爱看,妃子传阅,士子诵读。李白以为辅佐皇上有望,他甚至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自己并不热衷的《贞观政要》,一遍又一遍地诵读着索然无味的《唐律疏议》,他在做梦,梦里已成为当朝宰相。


可见,中国的文人有谁能放得下政治前途?这是中国文人的命数


,何况生逢太平盛世,正是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一代代文才俊杰前仆后继,谁会回头看,谁又认得自己,谁又能识庐山真面目?正所谓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内的秋千那样精彩,连当过皇帝的曹丕也想一展身手,他想青史留名,写下了《典论·论文》,他要做一位文采斐然而名扬历史的皇帝。可惜,他被他那雄霸天下的父亲和卓尔不凡的弟弟遮蔽,他的名声反而不如父亲与弟弟,他只能在宫墙里玩墙内的秋千。墙外的行人呢?特别是那些书生们窥视着宫墙内的精彩,那里,何尝不是秀才们辅佐帝王的平台,凭藉勃勃的抱负,宫墙内正是施展才华的地方。


因此,对官场的趋之若鹜,是中国文人的共识。王安石怎能知道,拯救自己的除了文章还是文章。他参加科考,为官入仕,荣登相位。他变法失败,遭受责难。然而,他的词章文采,深沉阔远,冷峻雄美,使他美名远播,盖过责难。


当然,壮志未酬,是王安石老年退隐江湖的心景,当初他雄心万丈,推行新法,实施变革,真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想当初,宋神宗即位,20岁坐上龙椅,在紫宸殿冥思玄想。唉!现在的大宋王国,已不复当年太祖开国时的大千景象。如今眼前的这些宰辅大臣,一个个老气横秋。一想到父皇英宗那一副病体愁容,神宗皇帝就感到十分尴尬。而让他愤愤不已的则是太宗皇帝被北方辽人追杀逃窜的狼狈场景。神宗皇帝少年立志,读书用功,别有抱负。当下,赵宋的江山已交在他的手中,而每年向北辽求和输送金银粮布,使他感到耻辱。


神宗皇帝血气方刚,锐意勇为。


与那些老气横秋、守成保业的老臣相比,他想起一位臣子,据说目光如炬,声如洪钟,身形高大厚实,这人叫王安石。


于是,神宗皇帝为之一振,他要见王安石,哪知安石婉拒。


这是何故?太令人扫兴。


或许是王安石要学姜太公,要仿诸葛亮?


他待价而沽,等待良好时机?


那好,就让他去江宁任太守吧。


王安石在江宁上任,神宗皇帝的心思也继续投射到江宁…...


江宁任上的王安石,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平抑物价,抑止兼并。他使社会安宁、府库充盈。这些,其他州府所认为难以做成的大事,在王安石手上,小菜一碟。


王安石似乎在江宁勾画出一幅大宋变革的图景。


神宗皇帝暗暗窃喜。


他忍不住了,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他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回京任职。


王安石一抵京,神宗皇帝迫不及待,越级召见他。


神宗皇帝要找一个好说话的地方,谈心里话在便殿比较合适。


王安石这次见神宗,也一反常态,他原本对衣冠不怎样讲究,这一天,他官服虽旧,却干净笔挺。他身形伟岸,一进宫,显得气宇轩昂。神宗对他神交已久,如今,这位如雷贯耳的名臣,就在自己的眼前。神宗微微一笑:好身段,好眼神!神宗皇帝暗自赞叹。


神宗示意,不必下拜。王安石谢恩,一屁股坐在神宗赐座上。


好气派,好个牛人!神宗皇帝想成为一代英主,也不计较这些,他要有所作为,要的就是王安石这种雷厉风行。


君臣之间的一段对话,本是朝廷机密,却在史书上广为流传。


神宗还未等王安石坐定,便急促地问道:“治道何先?”


安石答称:“须先择术。”


神宗复问:“唐太宗何如?”


安石沉稳回复:“陛下当效法尧、舜,何必念及唐太宗?”


神宗此时感到自己不能太过急迫,便缓缓地问道:“愿闻详解。”


此刻,王安石精神抖擞,侃侃而谈:“所谓尧舜,治天下,至简不烦,至要不迁,至易不难,不过后世君臣,未能晓明治道,遂说他高不可及。尧亦人,舜亦人,有甚么奇异难学呢?”神宗感慨:“卿可谓责难于君,但朕自顾眇躬,恐不足副卿望,还愿卿尽心辅朕,共图至治!”安石见神宗诚恳,也甚为感动,说道:“陛下如果听臣,臣敢不尽死力!”


神宗动容,安石感动,说到兴奋处,安石竟然起身比划,双手挥舞,仿佛在勾画一幅国强民富的大宋江山图。


王安石的放胆高论,直抒己见,让年轻的神宗皇帝热血沸腾。“立国大本,首先理财”,是啊!只要大宋国库充盈,才能富国强兵,一雪国耻。“变风俗,立法度”,安石一句话,把神宗前朝几十年的习俗传统,一笔勾销。神宗皇帝激动不已,他要超越祖先,做一个有为的皇帝,青史扬名。他从王安石激情四射的言词中,仿佛看见腾达跃升的未来。啊!一代英主李世民也不过如此,尧舜英明,有甚么奇异难学?神宗两眼放光,神采奕奕,他在殿内来回踱步,兴奋异常。立即启用王安石,着手变法!


说干就干。神宗年少气锐,气冲牛斗,以富国强兵为首务。安石主政已露锋芒。



王安石为宋神宗送上一桌大菜。


富国法六条:(一)农田水利法;(二)均输法;(三)青苗法;(四)免役法;(五)市易法;(六)方田法。


强兵法二条:(一)保甲法;(二)保马法。


这数条新法,在王安石领导下的三司条例司悉心制订下,拟将出台。


王安石的时代 ,农户每年在春种时,都要向地主富商借贷,秋后还钱,无钱还粮。据说半年的利息高达三分以上。王安石的善意在为农户解困。他的青苗法,由朝廷官府借贷给农户,半年时间,利息只在“二分”。青苗法此举,既能抑制地主豪强,又能减轻农户的债务负担。


市易法也是王安石变法的重头戏。


王安石自以为钻研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经济政策,采用市易法可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润纳入国库。他让官方资本进入市场,用现在的话讲,是让央企入市。王安石设立“市易务”,相当于供销合作总社,统一购销业务,旗下还兼设有钱庄与典当,也就是设立商贸业与金融业融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垄断集团。


除了富国之法外,王安石要为宋神宗强兵,他强兵之策施行的就是保甲法、保马法。


所谓保甲法,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民兵制度。即农忙耕作,农闲操练,战时能迅速形成建制的民团上前线杀敌。保马法则规定,可以将官马贷给保丁,即将官府的马匹借给民间的农户,使之平时喂养。战时,可形成骑兵。因为,大宋朝北面是金、辽,西面是夏,这辽、金、夏诸国多为游牧民族,善于马战,来无影去无风,贵在神速。赵宋的军队多为步兵,与之交战,十分不利。故实行保马之法,将官府之马交由民间喂养,可减轻官府负担,亦能亦兵亦农。这些,均是强兵之策。


年轻的宋神宗高兴了,有财力有骑兵。


应该北伐,雪宋太宗之耻,报一箭之仇。


安石当然懂得神宗心思,他的保甲法、保马法强化了国防,他调整了国防政策,变被动为主动,他“起用了杰出的军事将领王韶”,一战而收复河湟地区 。


皇帝高兴,安石自然也乐不可支,一挥毫,一首诗抒发出当时的心景。


爆竹声声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安石这首诗,900多年后中国“文革”的某一年春节,也登载报刊,让文化几近枯竭的国人,获得传唱唐宋诗词的合法性惊喜。


宋人的小日子,还是让今人赞叹不已的。但王安石雄心勃勃,哪能满足这些?他要做千古名相,他所追求的恐怕已不是“小康”


生活了。当然,他也没有迁腐得像王莽那样,将变法的意图直接定格为乌托邦式的“大同”。他的价值目标有些含糊,他只谈变法的内容,不谈变法后果的直接要求。这,或许是他的高明之处。不过,性格决定成败,他的牛脾气一来,脸青面黑,话一出口,掷地有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些誓言,虽表明意思、决心,但却在策略上处于被动,成为众矢之的。


攻击之声不绝于耳:


你那青苗法的施行,导致地方官吏垄断放贷业务,老实的农户不打通官府关节,很难借款,故逃亡者众多,反使田地荒废;奸诈之徒借贷不还,大肆挥霍乃至官贷不能返偿。这些责任,你王安石难脱其咎。


还有,市易法,把大宋王朝繁华的商业贸易已演变为你王安石一手操控的“市易务”、“提举市易司”的垄断行当,市场凋疲,商人破产。这,能持久吗?


责难之声,从上至下,形成了强大的反王安石的同盟。特别是老友司马光,他是反对王安石阵营中最出色的一位。


于王安石而言,或许他的新法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实施“政府理财”,即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整北宋社会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他超前了。他的新法是好是坏,可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正确回答的命题。


王安石失败了,他在变法的困难时刻负气辞职,他的新法流产,功亏一篑,令人叹惜!



反对王安石的阵营一阵大笑,然而,笑声之后,一切归于沉寂。感念苍生的书生们、贤达们、名臣们也没有出什么好主意。官照当,债照放,役却不能免。朝廷的财富,倒是日渐减少。可百姓也没有因此而富裕。司马光上台,恢复旧法,苏轼本来与他在同一阵营反对王安石。但司马光执政,苏轼也不满意,像苏轼这样的天纵之才,他在追求唯美,可宫廷政治哪能十全十美?苏轼又开始反对司马光了。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同是变法家的梁启超称道王安石,“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梁氏的评定一改宋代以来道学家主流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还这位11世纪中国改革家的历史公道。


王安石来到金陵(江宁),或许,确切地说,他败走金陵,如果说世事难料,宦海沉浮,可王安石早有预计。


王安石又来到长江边。


遥想当年,宋神宗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他知道,神宗要委以重任了,他的变法改革大戏的帷幕即将拉开。他意气风发,途经长江南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他在金山寺留宿一夕,与宝觉大师会晤,畅谈甚欢。宝觉是长沙人,善画能诗,是安石挚友,二人畅谈后,安石告别宝觉,泊船瓜洲,渡江北上。此时安石的心景无以言表,前程似锦?还是宦海沉浮,路途险难?他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千古佳作: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自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京口”与“瓜洲”的距离,不过“一水间”。隔江相望,除了宝觉禅师的友情难以割舍外,还有第二故乡“钟山”(代指江宁)的故乡之情在触动心绪。这“春风”不请自来,一个“绿”字以形容词替换“来”字动词,更能覆盖全景,引出江南春早的动感。然而,这毕竟是应召上任、一展抱负的极好机缘啊!与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愁绪甚是不同。春风照拂,本该意气昂扬。缘何引出“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归隐之意呢?胸怀匡世大志的王安石,在神宗皇帝召他进京,实施变法图强之际,却生发出如此叹息,如何理解?写作此诗时,或许只是安石一种隐略的预期,他有功成身退的准备,也有失败归隐的预测。


这就是王安石,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刻,他又站在长江边,仰天长啸,壮志未酬……


如今,明月映照着王安石的,是他在江宁“半山园”内写下的不朽著述与诗篇,他10年的退隐幽居,完成了《字说》的学术著作,更留下不少雄阔精绝的诗词,你来看这首《千秋岁引·秋景》: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庚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此词的题目名“秋景”,安石晚年的伤感却在此词中不着一愁字,寂寥秋景,隐隐在目,与其说看见,不如说听见。听见“一派秋声”,比看见更堪回首。或许此时王安石才明白,文章才是千古事,那君王的家事,如何了却?为赢得生前身后名,只能了却君王的事!后世辛弃疾这词好像是在说安石,可怜白发生!如今,春去秋来,平沙落雁,除了一派秋声,一切空空如也。想当年,推行新法,意气昂扬,一首《浪淘沙令》借古代贤臣的际遇,抒发着神宗对他的知遇,是谓时来运转,才能云龙风虎大展抱负。且看这首词: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祗在谈笑中。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从字面表层看,吕望为渔夫,伊尹是农户,如没有好的机遇,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埋没英雄。然而,安石笔锋一转,英雄只有被君主知遇,才能建千秋功业。这首词蕴含的心景,是安石踌躇满志的志在必得。


可如今,新法流产。安石摇摇头,一脸的苦笑,自己退隐江湖,是不是有些悔意,悔自己“无奈被些名利缚”。那些功名利禄缠绕着自己,那些闲言谤语围剿着自己,“可惜风流总闭却”,“误我秦楼约”,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惆怅之意,借喻美好生活换来的不过是一派秋声之后的寂寥天空,依然空空如也。


难道人的一生,酒醒后,只能思索?


到了这份上,安石只能自号半山老人,或称半山居士。他在钟山附近的半山草堂抄写佛经,是他晚年幽居著述的安身立命所在。他不设垣墙,他爱居所半山草堂的自然景观,他说:“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将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水自空流山自闲。”


元丰七年,王安石将半山宅园捐出来作为寺庙,他舍宅为寺,皇帝赐寺名为报宁,从此,人们又将“半山园”称为报宁寺,也称半山寺。安石在这里参禅打坐,抄写佛经。因身体大不如前,他多在“半山寺”诵读佛经。他读经有得,也写禅诗。他说:“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王安石之女,极具文才。她思念乃父,以诗寄父:“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知我忆家。极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泪看黄花。”安石读诗后,勉励女儿学佛习禅,以《楞严新释》寄云,且附诗道:“青灯一点映窗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幻梦,世间唯有妙莲花。”


安石是做学问的高人,他习禅诵经,自疏其义,读经有感,他不拾人牙慧。他略诸师之详,详诸师之略,详略疏密,精要把握,义理兼修。他对禅学之精研,深得入道高僧赞誉。


王安石的变法路径,是将儒家的刚毅进取契入他宁折不弯的人生品性,变法的失败使他看破尘世而进入习禅悟空的精神境界,他片瓦不存的朴实检点岂是官场上那些空喊廉政口号的官员所能超越?他在历史上的赫赫政绩因开罪利益集团而功败垂成。但他晚年归隐释家的禅学修为还是给了他精神的抚慰。他被安葬在钟山不远处的半山寺侧,实际上他是在半山草堂的家中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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