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2年考入北京四中。记得入学不久就有同学指着一个个子不高、胖乎乎、笑眯眯，推着一辆26自行车的孩子，告诉我，“他叫汝企和，是汝龙的儿子”。我对汝龙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家里有《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尽管理解能力有限，但“小公务员之死“里的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变色龙“里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在我脑海里却是栩栩如生的。一天，汝企和带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玩，我终于见到大翻译家汝龙先生。我现在已经不记起当时汝龙先生同我们讲了什么。只记得他十分和蔼，一看就知道是汝企和的父亲。打过招呼后，就让我们这些孩子自便了。
我正真认识汝龙先生是在1972年。60年代末，汝企和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插队，我则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因为听说有同学已经在跟汝龙先生学习英语，我就找上门去，请汝龙先生给我辅导英语。汝龙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样，我就“鸠占鹊巢”，成为汝龙先生的学生。我几乎是每个礼拜，以后可能少一些，但也是至少一个月一次，到汝龙先生家求教。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7年，直到我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时我已经自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背了几千单词，掌握了一些基本语法。汝龙先生告诉我，如果你彻底解决了3百个语法问题，你就能读懂英文了。于是，我便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英文小说。每次到先生家，我都要凑足几十个、甚至近百个语法问题向先生请教。每次先生都要花费3个多钟头为我讲解，直到我彻底搞懂为止。
汝龙先生不仅教我语法，而且十分注意帮我理解单词的确切含义。他告诫我不要只背单词，必需在阅读中，通过上下文来理解单词的含义。他说当年有一个同事把一本字典都背下来了，但英文却很差。为了让我理解一个单词的含义，他还要作出动作帮我理解。例如irritation 这个词，他就作出被irritated的样子给我看。“金银岛”里有不少海盗对话，我怎么也看不懂。汝龙先生就模仿海盗的声调，绘声绘色地高声朗读，让我体会这些话的含义。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在汝龙先生指导下，在两三年时间内我阅读了十几本英文古典小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掌握了基本语法和相当数量的词汇。此后——大概是1975年以后，我开始尝试翻译。最初我翻译的是诸如莫泊桑的《项链》之类的短篇小说。后来，我又转向哲学翻译。汝龙先生则手把手教我如何翻译。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40年，大部分细节已难以记起，汝龙先生改过的译稿也丢失殆尽。值得庆幸的是，我现在还保存着汝龙先生校订、批改过的两份译稿——罗素《西方哲学史》中的两章：《大卫Ÿ休漠》和《卡尔Ÿ马克思》。所谓校订当然就像大家理解的那样，是汝龙先生纠正我的翻译错误，对文字进行加工。而批改则是汝龙先生对我耳提面命，告诉我应该如何翻译。汝龙先生用红、蓝铅笔所做的订正和批语写满了这两篇翻译稿的每一页。例如，在休漠一章的开始，我的翻译是“大卫Ÿ休漠是最重要的一个哲学家”。汝龙先生立即指出我的翻译不准确，将句子改为“大卫Ÿ休漠是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我翻译时用了比较恰当的中文时，他会批上一个字“好”。当我的译文不够准确时，他会详细说明为什么另一种译法可能更好。我有一段译文“休漠认为，一个人的观念中包含着在这个人的印象中所包换的一切特殊性质”。这里，休漠是在阐述自己的唯名论思想。汝龙先生的改译是“当我们有‘人’这一观念的时候，就是有了‘人’这一印象所具有的各种特点”。对此他还加上了一段批注：“这样译行不行？（1）这样译较接近原文的表达方式，而表达方式常常关联到文体。（2）原译“一个人的观念容易被误解为张三李四的观念。”休漠是一个怀疑论者，他的许多哲学观点一般读者难于理解。汝龙先生是个文学翻译家，今天重读当年他对我译文的大量纠正和点评，我才真正意识到先生对原文的含义的把握是何等准确。《卡尔Ÿ马克思》这一章同样经过了汝龙先生的精心校订。碰到文字不通顺的地方，他就干脆为我重译。例如，我有一段译文是：“人们通常把卡尔Ÿ马克思当作一位声称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为了开创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比任何人都更出力的人。他所开创的这个运动，靠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支配了欧洲近代史”。汝龙先生重新翻译为：“卡尔Ÿ马克思通常被人们看作这样的一个人：他自称已经把社会主义变为科学，他比另外的任何一个人都付出了更大的力量来开创一个强有力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由于吸引人，也由于惹人反感而支配了欧洲的近代史”。汝龙先生对翻译的每一句话都是精雕细琢，反复推敲。他特别要我注意学会拆句子，把长句拆成上口的短句；翻译的时候，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如何选择使用“和”字和“同”字。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世界经济研究所向社会招聘研究人员，经热心人的推荐，我参加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几经波折终于在1979年成为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正式一员。大家认为这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我始终认为，是我运气好。如果没有汝龙先生的帮助，如果没有其他许多热心人的帮助，我今天一定是一个从工厂下岗的不称职电工。1988年我负笈牛津，一去六年。回国时，汝龙先生已经辞世三年。在当过多年的导师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汝龙先生为我花费了多大的心血。现在，我自己也年近古稀，回想一下，我在一生中曾经得到过多少亲人、老师、朋友的热心帮助。想起当年师从汝龙先生，我百感交集，但更多的是内疚。我从汝龙先生那里得到的真是太多太多，而我对他和他的家庭却没有任何贡献。我为他做过的唯一事情是，帮他家安装过一次日光灯，但由于技艺不精，出了问题。后来还要他的一位亲戚重新装过。
鲁迅先生说过：“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我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这难道不也是对汝龙先生的最好写照吗？当年我到汝龙先生家求教，从来都是没有预约的。但多少年来，我这个不速之客从来都没有撞过锁，每次都是汝龙夫人周伯母开门，每次看到的都是汝龙先生在伏案工作。我进房间之后，他才放下笔同我打招呼。休息？娱乐？至少我从未见过。无论是在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三四十年前的北京，冬天十分寒冷，他或着背心、短裤，汗流浃背，或着厚棉袄，在靠煤球炉维持的十几度的室温下，日以继夜的翻译着俄国古典名著。没有名誉、没有地位、什么都没有。但我从没有听见他抱怨过什么、我只记得他对巴金命运的担忧。当年我少年狂妄，喜欢给一些老翻译家的译作挑毛病。汝龙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从来不批评他的同行。相反，我记得他对钱钟书先生的英文赞赏有加。我也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钱先生的大名。当时有同学希望汝龙先生做些中译英的工作。他正色道：中译英和英译中是两回事，中译英钱钟书先生可以做，我不行。在文革中，我属于当时的“愤青”，经常忍不住要骂那些疯子和骗子。但汝龙先生从不鼓励我谈论政治，他会听我讲一些社会新闻，但并不多评论。他只是默默地工作着，走自己的路。对他而言，翻译就是人生目的，翻译就是生命本身。汝龙先生穷毕生精力，翻译出1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而且他的译作都是精品。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是后人难以超越的成就。
汝龙先生曾经对我讲过翻译中的“信、达、雅”问题。“信”是最根本的。他以林纾为例，强调翻译要百分之百忠于原著。“达“自不必说。“雅”他也不排斥，他似乎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文笔，曾建议我认真读《饮冰室文集》，以便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汝龙先生十分欣赏奥斯汀的文字。他把自己藏书中的《pride and prejudice》借给我，让我仔细钻研。在翻译家中，他非常推崇英国的一位著名女翻译家，我现在记不清了，她的名字大概是噶内特，我记得汝龙先生在翻译《复活》的时候就是参考她的“Resurrection”。
翻译家不是翻译匠。谷歌的alpha狗可以战胜李世石，但任何机器翻译都不可能代替翻译家。汝龙先生告诉我，自己本来是想写小说的，在巴金影响下，他变成了职业翻译家。他一再强调，翻译的过程是“再创作”过程。译著毕竟是译著。看中文无论如何不同于看原著。两个译者翻译同一作品，尽管都十分准确，但肯定有不同神韵。例如，傅雷先生的巴尔扎克同其他译者的巴尔扎克是明显不同的。这里的不同，大概就源于译者“再创作过程”的不同。我想，“再创作”应该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进入这个境界的译者已经不再纠结于词义和语法，他已经成为原作者本人，同原作者分享着同样的喜怒哀乐；同原作者一样感受着文思涌动的冲击、在不知不觉中，用另一种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愤怒与悲伤。汝龙先生的翻译过程就是再创作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再创作，他把契诃夫用俄语创作的文学形象用中文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统治者和广大民众妄自尊大、闭目塞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因而他坚决主张“拿来主义”；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中国的翻译家是拿来主义的最重要、最直接践行者。他们对中国文化进步的贡献绝不下于中国的文学家。但是，由于翻译的职业特点，他们的贡献往往被埋没。他们明明知道这点，但依然勤奋地工作、默默地奉献。而这更显示出他们人格的伟大。汝龙先生正是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但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作为文明的承载者，中国读书人的境遇十分可悲。司马迁曾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尽管中国读书人一向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但结果如何？司马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一句话不合圣意，就被“茸以蚕室”。
在古代如此，在近代也如此。国民党统治期间，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因为信仰而惨遭屠杀。从伟大思想家、翻译家瞿秋白到“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的文学青年柔石，一概都不放过。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被告知要“夹起尾巴做人”。在文革中， “夹起尾巴”是必需的，但做人却不容易。为了保持仅存的一点尊严，一些大知识分子只得以生命抗争。翻译家群体受到的冲击似乎格外巨大。汝龙先生虽然不得不经常拿着小板凳同目不识丁的街道老妪一起学毛选，但由于他一贯非常低调，且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关系松散（没有单位），而伯母的善良、谦和又使街道上无人与他家结怨，所以他才幸免被单位或街道批斗——他的遭遇毕竟比翻译家傅雷先生和另一位我所敬仰的翻译家丽尼先生要好许多。
“文革”结束后，汝龙先生的处境得到了改善，但是依然很少人把这位知识精英、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大翻译家真正当回事。他病重之际，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条件。汝企和不得不背着他寻医问诊。最后，终于住进一间有八位病友的病室，而汝龙先生的床位正好摆在病室的门口。回国之后，听到汝企和讲述汝龙先生最后的日子，我感到悲哀。没有政治需要，没有必要的官阶，即便是国宝，又能怎样？汝龙先生去世已经20余年，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官本位思想却依然坚不可摧，除了金钱之外似乎已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越办越像官场。撤销高校领导行政级别这样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竟然也无法实现：一个高校校长的崇高地位比不上一个副部级！几千年来中国王朝更替频繁，近百年更是战乱不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国识文断字者有之，需要几代人才能形成的intelligentsia则无。没有对文化的呵护、对文化人的尊重，没有intelligentsia的存在，中国何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另一方面，没有自尊、不知自爱、趋炎附势，把学术当作敲门砖，又如何能够得到尊重。可悲的是，时至今日，“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竟仍旧是许多读书人心中的梦。汝龙先生 “对职位、牟利， 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岂止是没有考虑，在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在十多年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同我谈过名誉、金钱和地位，他甚至想不起来 对这些身外之物表示不屑。
我既不知道今天的“肉食者”中，有多少人知道汝龙先生，也不知道在年轻人中有多少人知道契诃夫和这位伟大俄罗斯文学家的伟大中文译者汝龙先生。在汝龙先生百年诞辰会上，一位演员用富有穿透力的男中音朗诵《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的淡淡哀愁从汝龙先生的优美中文中潺潺流出。我听着，突然想到少年时代听到的那个动人故事：“那颗心已经裂散开来，成了许多火星，熄灭了……”
但毕竟，人们已经走出了黑暗的森林。
原文发表于《世界文学》2016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