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已进入以“空间资本化”为特征的空间矛盾凸显期，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危机。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往往错误地把城市空间的更新与改造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成简单的建筑工程，无视旧城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无视脆弱的生态，成片地拆除历史街区，兴建大量高密度的商品房，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城市空间生产很容易被强大的资本“绑架”，沦为牟利的工具。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模式不仅把广大的城市居民排斥在规划决策过程之外，由于这种模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城市更新改造常常演变成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的疯狂的与民争利行为。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需要重建空间正义，加强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和普遍的“自我管理”；需要建构社区政治作为后单位时代集体行动的组织依托。

　　 关 键 词：空间生产/空间正义/空间资本化/社区政治/城市改造

　　 “空间生产”是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1974)开辟的一种社会理论视角，指涉的是以土地利益和空间效益为指向的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和土地开发、文物遗产保护以及城市规划等空间实践活动。从当代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解释的困境。从这个层面讲，空间生产具有共性的一面。但是，我们讨论空间及其正义问题，必须将其嵌入具体的历史处境之中。在确切的意义上，正义只有相对于一定的历史语境，才有价值和意义。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必须结合本土语境来讨论空间生产的基本矛盾及其建构路径。

　　 无可否认，我们面临许多理论困难，并且，这些困难并非存在于理论内部，而是来源于今天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但是，我们不能用应然替代实然，现实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不仅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相提并论，即使与处于同一全球体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有着一定的历史落差。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本土语境中空间正义的建设与批判向度存在着内在的张力。毋庸置疑，“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生活的根本生产方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1]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一现实也加速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空间矛盾和冲突，构成了社会主义空间化的独特问题谱系，直接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声誉。

　　 本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脉络，对现实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空间矛盾和冲突进行梳理，讨论解套之道。

一、空间生产的本土语境

　　 经济发展及社会变迁赋予了物质空间以“社会意义”，因此，对空间的研究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之下。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既受到全球化、信息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内部因素的作用，而后一种因素的影响更大。“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的独特性，是欧洲和北美模式难以充分解释的……”[2]我们在这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空间生产方式变化和意识形态变迁为线索，考察我国空间生产的规划模式及其公平正义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经历了社会转型、空间生产方式变迁与意识形态能指的漂移。在过去的30余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艰难转型，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处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构成了我们讨论空间问题的一个基本本土语境。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二，社会结构从农业的、乡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现代性社会转变。可以说，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是并驾齐驱，相互推动。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负面结果是，各种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差异日益清晰，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且问题日趋空间化。

　　 相对于农村改革，城市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从1987年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和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后开始才全面展开的。与农村改革相同的是，城市转型不是一劳永逸的转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旧机制、内外力量相互作用，不断塑造着新中国的城市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市是按照“苏联模式”来建构的。在这一模式中，政府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主体，各种具有行政级别和特定功能属性的单位相应地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微观执行者。国家由于拥有资源的占有、支配、收益、处置等权力，因而在空间生产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它通过空间规划和宏观、微观管理，直接支配着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和供应以控制单位的生产和经营。可以说，“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各生产单位和部门相互配合的过程，是一种体制内的循环过程。”[3]

　　 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一改以往的单一政府指令模式，主要依赖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其参与力量不单有发展型的政府，还有开发商，并且，政府隐身于幕后，企业(开发商)逐渐成为空间生产主体。城市政府与企业结成“增长联盟”，城市则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机器”。这是一种新的空间生产模式，即“由权力和资本主导、以土地/空间效益为目标的经济开发型模式”。[4]它是以土地为核心资源，谋取最大效益的生产模式，或者说是“地产导向”模式——房地产开发成为了中国社会空间发展的引擎和支柱产业。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空间生产方式下，“社区”作为一极力量的兴起。就大环境而言，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努力，赋予了城市居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使得城市居民有机会参与到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塑造中来，而他们集中居住的小区，即社区，在城市空间生产中也渐渐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单位”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外向转移，使得社区场所逐渐成为城市居民自治的微观实体。因此，我们可以将转型过程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解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资本、民众和社区共同参与的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关系的样态，也会对空间生产造成影响，进而创造出特定的空间构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空间主要是按照“苏联模式”来建设的，城市空间的生产附着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功能，烙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印记。以住宅空间的生产为例，新中国建国后，解决广大公民的住房问题是当时政府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居住的空间模式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一种探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50年代末莫斯科一些建筑及社会学者在《理想的共产主义城市》中提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城市聚落，它强调了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性因素，并以此构成未来社会的制度基础。”[5]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住宅空间模式由政府统一规划，单位组织生产，最后以国家分配的方式作为社会公共福利分配给个体。如果我们将空间属性简单地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城市空间的生产重视的是空间的使用价值，而忽略的是空间的交换价值，住宅的作用只是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再生产的基本生活条件，住宅本身是被禁止上市流通和交易的。在确切的意义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住宅空间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的社会福利为目标的、以标准化技术控制为手段的、依附于严格行政管理的空间生产方式。”[6]

　　 当前，中国的空间生产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平均分配色彩浓厚的过程转变为由房地产资本主导的商品生产的过程。今天，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虽然仍然还是政府，但空间战略和意识形态与以往长期采取的福利主义原则已经大不相同了。从当下中国空间生产关系的特征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建设现代化国家这样一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支配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在资源依赖、发展动力、城市景观和社会后果等诸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空间生产战略和新的意识形态(GDP中心主义、消费主义、市场主义等)。总体上来说，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空间的生产是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空间的生产的延续，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空间的生产仍然是基于城市土地公有这一底线，是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方式在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下的延续，仍然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内开展的空间实践活动，但是，区别十分明显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了意识形态能指的漂移，即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两者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政府的生产职能向监管职能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调控向市场配置转变，空间生产主体由全能型的“单位”向各种各样的“社区”的转变，更在于城市空间意识形态色彩的转移。

二、空间生产的基本矛盾

　　 目前，空间生产仍然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还往往错误地把城市空间的更新与改造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成简单的建筑工程，无视旧城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无视脆弱的生态，成片地拆除历史街区，兴建大量高密度的商品房，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城市空间生产究竟是为谁服务这个核心价值取向不能达成普遍的共识，空间生产很容易被强大的资本“绑架”，沦为牟利的工具。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模式不仅把广大的城市居民排斥在规划决策过程之外，由于这种模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城市更新改造常常演变成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的疯狂的与民争利行为。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已进入以空间资本化为特征的空间矛盾凸显期，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危机。

　　 首先，生态、交通环境恶化等自然空间危机开始凸显。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人类曾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相处，互换能量，处于一种平等且平衡的状态。然而，自从步入城市化时代以来，作为一种人造的物质结构，城市空间充斥着假花、假树、假草，自然环境往往被城市规划者当成一个简单易懂的概念和某种技术问题不断地被创造、形塑和改造出来。由于城市中心拥有完善的公共设施和良好的环境，因此，聚集效应明显，①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城市的急剧膨胀带来的基础设施的压力、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7]

　　 从深层次来看，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多的还是与以资本为主导的空间生产模式相关。事实上，“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给自己设定积累的界限，而当资本把积累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问题就不可避免。”[8]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力飞跃是以巨大的环境成本作为代价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一直靠自然环境不断被剥夺而维持其对自然财富的不断获取。随着资本积累进程的不断深入，资本对于自然空间的宰制也在不断加剧。这种对自然空间的过度开发，最终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化。

其次，城市新贫困与社会空间生产的矛盾。在快速的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生产带来的社会矛盾在当下中国已突显出来，集中地表现为空间的不平等性与城市新贫困群体的产生。西方学者对城市贫困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空间剥夺、空间排斥、空间分异与隔离等方面。在中国当前的现实生活中，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某些地方政府和资本，利用城市规划与商业房地产开发等途径对农村和城市居民进行空间剥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