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 夏雪: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核心诉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8 次 更新时间:2006-06-27 20: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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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爱国   夏雪  

  

  摘要:观察20世纪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我们认为其基本判准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此前提下,其核心诉求和演绎逻辑由三大部分构成: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必先得尊重、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在际会时代潮流、灌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文化民族主义反对西化,但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化自觉基础上的以文化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现代化思潮。

  关键词: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文化复兴(文化现代化);民族复兴(现代化)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真正觉醒、自觉追求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时期。20世纪中国出现了一股认为中华民族复兴有赖于中华文化复兴的民族主义思潮,学术界一般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伴随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化自觉意识形成而形成,与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化意识交相催化。其基本主张是:以民族文化复兴生成民族国家意识,凝聚民族国家认同,从而推动民族国家独立和民族国家复兴。它萌发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国粹”和“新民”两大思潮的交互催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导向下逐渐成形。此后,在“西化”和“重新估定一切”的现代化呼声的激励下,上世纪20——40年代,特别是30年代;港台50年代以来,以及大陆90年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

  观察20世纪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我们认为其基本判准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此前提下,其核心诉求和演绎逻辑由三大部分构成: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必先得尊重、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在际会时代潮流、灌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本文从此三方面展开分析,以对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进行历史定位。

  

  一、民族复兴(现代化)必先有民族文化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

  

  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文化民族主义从现代化主体的民族意识认同和精神动力的角度出发,认定民族复兴必先有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意识复兴,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聚合动力。

  梁漱溟、张君劢、牟宗三、罗光等认为,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生命态度”或“生活态度”具有延续性和生命力,只要让它继续保持活力,就能够形成对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员。梁漱溟认定“中国复活”的“唯一无二的路”就是:“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只是一种文化态度,文化态度源于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文化精神。他强调:“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他的文化,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因此,“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动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要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他期待:若真出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民主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①张君劢主张复兴作为一种现代化思想方法的儒家思想。他认为儒家思想是基于一些原则的:如理智的自主,智慧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以及质疑与分析的方式。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一种可以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或先驱。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②罗光认为民族文化即民族生活。民族生活是活的、流动的,是民族的生命。民族复兴,即民族生活的继续、民族生命的延续。历史是人类生活的经历史,是活的生命,是继续的生命。代表这种继续的生命,就是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乃是这个民族的生活。前代人的生命,流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现代人的生命,流在后代人的生活中。③牟宗三也认为文化生命影响民族生命,因此,文化生命不可摧残。④

  钱穆恒信民族复兴,但强调其前提是:要有民族自信心复活和民族意识复兴,而归根结底要有民族文化复兴,即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尊重,和随之而来的民族情感皈依和民族意识认同。他说:“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⑤民族情感是民族前进的动力,而民族传统能够激扬出深厚的民族情感。“全世界一切事变,一切纷争,可谓民族情感为其主要动力。而民族情感则是大传统来。”⑥现代化离不开本国国情。国情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忽视自身传统,不加分析地接受外来的东西,正是20世纪以来中国思潮的一个偏向。这使钱穆甚为担忧,因为“若昧失了中国历史文化之固有特性而仅就世界形势来求中国问题之解答,则不仅会阻碍中国之前进,而且将更添世界之纠纷。”他认为,要挽救中国,不能靠外部力量,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要挽救中国,其基本的力量,并不在外面物质的援助,与世界共同的呼号。更重要的在中国民族本身自有的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而且我们认为,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不仅对此后新中国之建立为必要,而且对世界大同与人类和平有必然可有之贡献。”⑦

  本位文化建设派呼吁“以文化养成民族性”、造成“自信心”。1935年,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起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运动。他们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宣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⑧在回应学界指责的《我们的总答复》一文里,他们强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⑨张东荪也基本认同本位派的观点,他把中国近来的一切祸患归之于国人“太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了”。他说,这二三十年来,欧化东渐,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人的长处,同时又只看到自己的短处。凡社会上所崇拜的人大抵是痛骂本国文化的人。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固有文化这样看不起,便自然而然失去了自信心。中国以后要竞立于世界各国之林,除了走上民族国家道路外,别无其他出路。而凡民族国家无不宝贵其国自己的文化。假使我们对于固有的旧文化不能使其再发新芽,而只是把外来的新种移植进来,则中国的民族性便无法养成。⑩

  

  二、民族文化复兴必先得尊重、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

  

  传统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文化民族主义主张由传统中求现代化。理由是:传统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基本的国情平台和各种思想精神资源。傅斯年认为,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11张君劢观察到,现代科学与古代思想同样基于思想合理性原则。现代与古代,不是像意义与无意义或者黑与白那样的分别,而是在准确程度上有差别而已。12徐复观指出,客观存在的文化都有一种普遍而永恒的常道,我们今天的问题关键是:在新的具体的条件之下,应该作何种新的实践,使其能有更完全更正确的显现。13钱穆发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有一线索贯穿其中:意义价值或生命传统。因此,“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 14冯友兰主张现代化,但认为在基本道德或基本的精神力量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或不现代化的。15张东荪相信“保存国粹与从事欧化乃是根本上不相冲突的”,文化传统不能凭空斩断,而移植外来的,否则会影响自身的消化力。16牟宗三认为,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各种内在资源。17

  文化民族主义对复兴中华文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内在责任感。梁漱溟及其后的新儒家和30年代的本位文化建设派等表现得尤其鲜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宣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18本位文化派对“文化领域没有了中国”显得特别忧虑,强烈要求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

  如何尊重、理解并重新解释民族文化传统?张君劢提出善意新解论(本位文化建设论);张东荪提出健全主体论(培育消化力论);钱穆提出“由传统中求现代化”论(意义认同论);冯友兰有精神力量论(新“中体西用”论);牟宗三有儒家使命论(“新外王”论);徐复观有“常道显现”论等。

  张君劢主张从善意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重新加以解释,建设民族之现代“本位文化”,以“范围国民心志”。他坚持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不可舍己循人”。他说,新文化(含新制度)建立,犹如种树,要先考本国之地宜,否则无从运用。民族文化建设贵在“自立”、“为己”,树立“自信力”。而要“自立”、“为己”,当推本于过去,“于四千年之历史中求得其精义”。不可“日日瞪眼以静待世界之变,因他人之变而效颦”,也不可“专毁谤先人以自眩其新奇”,要能窥见前人制作之精意,“择其行于古而适于今者以为圭臬”,建设民族之现代“本位文化”。就世界范围而言,现代民族本位文化的根本要义是“不忘其本族之利害”。“其教民也,务使人人识字,人人通晓爱国大义,惟分子之健全也,而后国家赖以维护;其理财也,务使人各有衣食,且能使有积储;其练兵也,有通国皆兵之制,人尽其卫国之责。”其健全国民之方法,有文字教育、智识教育和人格发展教育。尤其要注重人格发展教育。具体有三:家庭教育除了“导之以义方”,“更许以随时表示其好恶,以养成独立判断之能力”;社会教育则“赋予言论结社之自由”,“许其各行其是”;公共关系教育方面,则在遵循“两造相守”之“公平竞争之原则”的基础上,允许自由“表示其所长”,而“不至于相残相害,以损社会之元气”。20

  张东荪提倡“以国粹健全主体消化力”的命题。他认为,一个民族所以能够吸收外族的文化,必定自身具有很强的消化力。张东荪对“消化力”的解释是“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他主张“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然后方可以吸取他人的文化。”如何“恢复主体的健全”?他的方法是:“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而中国“固有的文化”的代表是“只是讲做人的道理”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西方思想中很难寻到与他相等的,所以这一方面非但不应该打倒,并且应该提倡”。但儒家道理只可为内心修养之用,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及对社会的关系,对自然的研究则须完全依赖科学。21他强调:“保存国粹与从事欧化乃是根本上不相冲突的”。必须发见:中国固有文化有些地方不但不与新文明相冲突,并且可以并存而相辅的。因此,张东荪寄希望于“整理国故”,认为“整理国故”所负的使命实在很大。22

  钱穆认为传统乃现代化之本始,主张“由传统中求现代化”。如果“竞尚现代化,置传统于不究。无本无始,又何望于今。”连接传统与现代化的线索是意义价值或生命传统。“人生一切意义价值尽在记忆中,即尽在传统中。唯此一传统则势必现代化,亦不得不现代化。”由此,“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他指出,西方现代化亦自有传统,而中国近代言现代化,必反中国自己之传统,而不反西方传统,实际上是西化而并非现代化。传统必须随着时代变化而转进,“倘我中国人,亦自随其已往之传统德性而为变,则在现代化中,尚可容有中国传统之存在。亦自可有孔子与中国人之存在。”就生命传统的皈依而言,传统可以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认同和整合。“近代中国人高呼现代化,当于自己传统有其一番记忆与回溯之心情。”23冯友兰也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或“道德力”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冯友兰积极提倡现代化,但认为在基本道德或基本的精神力量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或不现代化的。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可变者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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