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7 次 更新时间:2016-06-05 23: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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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  

   内容提要: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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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个主要着力点。而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美日同盟无疑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加强美日同盟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美日同盟,在各种文件中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础”(foundation)、“基石”(cornerstone)、“支柱”(linchpin)、“中心环节”(centerpiece),等等,不一而足。20多年来,三位美国总统对美日同盟进行了三次重要的调整,表现了民主、共和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一 克林顿任内美日同盟的调整

   冷战时期苏联是美日同盟的假想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同盟原来的针对性消失,在美国和日本都产生了怀疑同盟价值的思潮,在美国,两党的头面人物中都有人主张解散美日同盟。共和党领导人中,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是取消同盟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民主党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也倾向于终止同盟,或者代之以友好条约。①这种倾向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缓和,美日经贸关系中的摩擦突出,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贸易不平衡使双方关系中的竞争性层面凸显出来。虽然美国对日本打压多年,但日本经济仍然在增长,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37万亿美元,为美国的60%,人均26920美元,超过美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如汽车、半导体等方面,已经取代了美国原先的主导地位,甚至把美国本国的工业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美国对日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日本大量游资蜂拥进入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幸福》杂志所列的500家美国大公司中,只有45%在日本有投资,且在合资企业中常常只拥有少数股份。而日本的前500家企业中,在美国投资的占65%,且多数在合资企业中持有多数股份。1990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为570亿美元,其中有48%是在美国。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总额是3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亿流向日本。②日资收购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公司和不动产,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和好莱坞影城,引起美国各界的不安、忧虑甚至惊恐。报刊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日本在美国的出击”(1988年的《商业周刊》)、“遏制日本”(1989年的《大西洋》)、“日本入侵好莱坞”(1989年的《新闻周刊》)、“日元换权力”(1990年的《新共和》)。美国国会众议员海伦•本特利(Helen Bentley)在《幸福》杂志的文章中甚至说,美国“正在迅速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谴责日本的各种书籍和电影也大为流行,且每每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诸如“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上升的太阳”,等等。③

   其次,在共同的危机感消失之后,原有的同盟关系已不能满足双方的目的和要求。许多日本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可以使亚洲走一条与欧洲相仿的道路,因此对“亚洲化”的兴趣大增,而对美国的监护感到越来越不适应,要求实行平等、独立的情绪与日俱增。而美国人对日本在安全方面“搭便车”的行为也不再那么宽宏大量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问: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为那些把我们挤出主要世界市场的日本人承担防卫负担?国会议员对日本所担任的国际角色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称进行了猛烈批评。美国的压力招致日本的抵抗。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一度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书。日本知识界继续辩论“日本是亚洲的一部分还是西方的一部分”,质疑日美同盟的寿命和活力,质疑关于使用日本自卫队、武器出口和核武器的戒律,舆论广泛认为,美国因为经济衰退不得不依赖日本,但却不愿意与日本分享权力。有的日本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要记住,这不是美国上升的时期,这是美国下降的时期”。④1992年,宫泽喜一首相和樱内义雄众议院议长公开表示,日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是美国工人懒惰和教育水平低下。两国的媒体又火上浇油,把这些摩擦放大。在华盛顿看来,日本是在玩弄拖延战术,用尽量多的时间,做尽量少的事情。而在日本看来,美国每次把一项让步装进口袋,便接着提出另一项要求。⑤

   在政治方面,美日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达到高峰。日本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异质的奇特国家,一个“罪恶帝国”的代名词。1990年初,驻日美军一位高级军官公开提出了“瓶盖论”,称“驻日美军将发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化)的瓶盖作用”。同年4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题为《展望21世纪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报告也对美日关系表达了“严峻的看法”,报告指出:“为了弥补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下降,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对该地区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担忧的,特别是它们觉得日本的行动不受《美日安保条约》控制。”报告表示要劝阻日本发展向海外的战争投放能力,不鼓励日本发展同美军非互补性的武器系统。⑥当时美国国内有一种担心:德国正在把欧洲国家搞到一起排挤美国,日本也在把亚洲国家拢到一起排斥美国,如果这样,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⑦

   海湾战争既显示了日本这个盟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却又加深了相互的不满。日本向海湾地区派遣非战斗支援人员的勉强态度、出手援助的拖延,以及与美国的讨价还价,使它遭到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批评。甚至日本为战争提供的财政支持(总共130亿美元,超过海湾地区以外的任何国家提供的财政支持)和在海湾地区部署扫雷舰也没有为日本赢得多少赞誉和感激。这自然使日本人感到愤愤不平。1991年3月,美国的“哈里斯民调”显示,只有22%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对“沙漠风暴”的贡献是足够的,73%的受访者认为不够;民调还表示,56%的受访者因为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对日本的看法更加负面了;68%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72%的人甚至认为,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威胁比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更严重。⑧一些美国人对日本作为盟国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日本威胁论”在美国盛行,“敲打日本”成为一种时尚。而在日本,许多人担心美国所倡导的“全球伙伴关系”可能会导致美国发号施令而由日本付账。一旦海湾战争结束,对美日同盟的支持即迅速受到销蚀。⑨

   1993年8月9日,日本细川护熙联合政权诞生,这是38年以来首个非自民党政权。1994年2月,细川首相成立防护问题恳谈会。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于1994年8月发表,主张“从冷战防卫战略转向多角度安全保障战略”,引起了美国的警惕。⑩

   为兑现竞选时提出的“振兴美国”的口号,克林顿上任以后,立即于1993年2月26日发表演说,要实现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大致均等。(11)当时美国很多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会把经济繁荣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选择。克林顿政府在执政最初两年期间,把贸易争端问题视为处理对日关系的重中之重。双方贸易争端激烈,日本强调自由贸易,美国强调“公平和有管理的贸易”(fair and managed trade)。日本对美国的压力竭力抵制。宫泽首相在1993年4月16日第一次会见克林顿时就强硬表示:“日美两国的经济繁荣建立在我们深深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文明必须立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以合作的精神来培育这一关系。这不能用管理贸易或在单方面措施的威胁下来实现。”(12)1994年2月,细川首相访美,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方旨在减少对日贸易逆差的数值指标要求,在日本国内获得广泛称赞。同年3月,克林顿签署法令,重新祭起“超级301条款”这根大棒。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被迫同意就电信、公共采购、保险、金融服务、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行谈判。最棘手的是关于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协议,直到实施超级301条款规定的惩罚措施——对几乎所有从日本进口的豪华轿车征收100%关税——的最后期限(1995年6月28日)才达成协议。(13)

   冷战结束后的亚洲,没有一个应对安全问题的机制,而地区的安全形势却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变得太平无事。一些旧有的热点没有消失,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朝鲜半岛形势持续紧张,冷战还在继续。1993年5月,朝鲜发射的一枚新改良的“劳动-I”型弹道导弹落入日本海。与此同时,朝鲜的核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台海地区的形势也不稳定。1995年5月,李登辉访美,中国政府在与美国进行严正交涉的同时,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军事演习;1996年春,为了震慑“台独”势力,又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演习。美日双方都十分关注台湾海峡的事态发展。朝鲜半岛和台海形势是美日调整同盟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

   美日关系的状况使美国一些战略界人士感到忧虑。1994年4月,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评说,“克林顿政府已使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关系又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14)美国官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他在1994年提出,美日同盟关系不能再这样随波逐流,要求克林顿政府重视日本的战略价值,并对同盟关系进行全面审议。(15)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于三个支柱:安全、经济、民主,安全被重新置于首位,改变了先前把经济置于首位的做法。从1994年10月到1996年4月,美日两国就冷战结束以来的安全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双边审议。由于这项工作是由约瑟夫•奈提议的,美国方面也是由他主持的,在新闻媒介中普遍将其称为“奈倡议”。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这份由约瑟夫•奈主持制定的报告指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确定后冷战时代同盟体系的新基础,这是美国战略的“心脏”;第二,保持美军的前沿部署,“美国的军事存在将继续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安全中发挥作用的岩基”。报告明确宣布,冷战后美国削减海外驻军已经结束,美国将在东亚地区保持约10万驻军;第三,发展地区机制。报告论证了保持美日同盟的必要性:“亚洲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紧张和聚集了大量军事力量的地区,维护亚洲的同盟体系是保持地区稳定和促进美国对亚洲关键问题的影响的基础,这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鉴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分量,它在美国构筑适合于后冷战时代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努力中是一个天然伙伴。”报告一再强调,“再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美日关系对于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政策和全球的战略目标都是一个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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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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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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