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误读了市场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 次 更新时间:2016-06-01 09:20

鲍盛刚  


我们是不是误读了市场经济?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就等于西方和美国的制度,事实上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读。一方面由于这种误读,美化了资本主义与西方体制,另一方面也玷污了市场经济,以至于我们谈起市场经济,就认为是在搞资本主义,是在走西方的老路。首先,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等于资本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从来没有批判过市场经济,相反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的将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联合体,而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同样,哈耶克也没有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认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误解,所以他更多谈论的是市场自发秩序和自由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其次,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也不完全等于西方和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自由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全部贯彻实行过,甚至在人们视为自由主义的故乡和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英国,也没有成功地贯彻自由主义的全部主张。事实上,即使后来的美国也是如此,因为它们都走上了一条国家福利主义道路。

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呢?简单地讲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交换经济,即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人们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表面上人们交换的是商品,实际上他们交换的是各自生产商品付出的劳务和产权,所谓产权就是个人劳动所得。所以,这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联合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自发秩序。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人们这种平等自愿的交换,杜绝欺诈,强暴与不平等交换行为。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早期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生产力低下,没有过剩,所以没有东西可以交换,即是有交换,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出现于15世纪以后的西方国家,显然这是人们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与西方制度的原因,但是正如马克思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自由的或者雇佣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对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追求,一方面资本主义贪得无厌的进取精神使市场变得生气勃勃,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扭曲了市场经济,因为本质上它依然是一种不平等交换的特权经济,只是以一种特权代替了另一种特权而已。另外,如同约翰·罗尔斯指出的,“自由市场的运作与私有制生产关系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资本主义同市场交换体系也并非联系在一起。”市场的概念要远比资本主义的概念广泛得多,市场的本质是相对价格在分配决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再有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实在是太模糊了,因为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种以不同方式运行的资本主义。法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吗?它的金融部门的90%和很大部分的重工业实行了国有化,并掌握在国家手中。还有日本,其国家的中心作用是指导经济。事实上,当代世界主要是由混合经济所组成的,这些混合经济在国际上又被迫进行着相互竞争。最后,大多西方经济学家更愿意以工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来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因为工业化是一个遍及全世界的现象,而不是仅仅属于西方国家的个别现象。

到了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西方国家福利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而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

最近,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讲到,目前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在于以往的所谓左,中,右都走不通了,左派意味着一些价值:促进平等,或至少限制不平等;为团结而行动,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保护弱者,特别确保穷人的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中派即第三条道路理论,指的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政治经济理念。简单来说,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奉行类中庸之道的福利社会。右派模式,即实际上统治世界的自由市场模式。之所以都走不通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主张的价值观改变了,而是语境变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在一个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老办法显然已经不能奏效了,世界已经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打开了,而且没有人可以关闭它。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可以说目前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与此相对,中国在30年前走的是平均主义的路,所以经济停滞,社会贫困。而在这之后中国打破大锅饭体制,引进市场机制,由此激活了经济活力,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再次证明了市场经济的魅力。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这是对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回归,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一个在市场基础上平等自愿交换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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