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是一种“唯物主义”

————一种基于随附式物理主义的解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4 次 更新时间:2016-03-25 09:26

进入专题: 历史唯物主义   物理主义   二元论  

徐英瑾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 题 号】B1

【复印期号】2014年12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4年9期第18~29页

【英文标题】In What Sense C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 Identified as a Species of "Materialism"?: A Tentative Ans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ervenience Physicalism

【作者简介】徐英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意,通常被理解为通过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描述而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但从哲学角度看,这种学说的“唯物主义”身份的确还需要更为深入的辩护,因为掺杂有人类意识的经济活动实在难以被视为“纯粹物质”的。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继续保留在唯物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办法,就是用“随附式物理主义”的框架对其加以重述与补充,并承认上层建筑(如宗教意识)可以在绕过经济基础的前提下直接得到最基本的物理事件(如生态学事件或者神经科学事件)的本体论支持。在这种新框架中,历史唯物主义既能更为方便地吸纳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武装自身,亦能更好地保持自己和二元论或双面相论之间的思想距离。

【关 键 词】历史唯物主义/随附性/物理主义/二元论/双面相论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9-0018-12

   一、问题的提出,以及预先给出的答案

   “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乃是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术语。在对于该术语的林林总总的解释中,美国学者伍德(Allen Wood)在其《卡尔•马克思》一书中给出的说明是颇具有代表性的:

   马克思成熟社会理论的基本论题,就是他所说的“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或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坚持认为,所有的社会建制和社会意识的基础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体系。而对于每一个历史时代来说,这些建制或者意识的特征,反过来又是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社会之所以成为可理解的对象,乃是奠基于人类的生产力的增长,以及人类对于社会关系所作的持续化革新(而这些革新也正是为了使得生产关系能够与生产力相匹配)。社会的各种建制、其政治形式、其哲学的以及宗教的意识形态,统统都被视为对于下述功能的实现机制——要么就去维持物质生产与分配的既定模式,要么就去为其社会发展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学说(这种学说将人类历史视为思辨化原则的表达,或是神圣目的的现实化)。马克思的理论被视为一种经验性质的假说,而促发这种假说的,不过是寥寥几个非常简单的关于人类之社会行为的设定。但马克思的理论,不论就其概念的基础性而言,还是就其适用领域的普遍性而言,都足以被称为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哲学理论。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试图发现历史背后的一种进步模式,而这些模式又可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并领会历史大潮以及历史运动的深刻意义。……①

   不难看出,这段引文的第二自然段,乃是伍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哲学定位的评断。他在这里其实是提出了两个论点:其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验学说(并因此和关于历史的经验研究——如社会学研究——具有连续性);其二,它又不是一种一般的社会学学说,因为它包含着关于“究竟该如何做社会学研究”的哲学元叙述。而在这段引文的第一自然段,伍德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作出了描述:整部人类历史的动力学运作机制,应当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层面(特别是经济层面)来加以把握。

   有鉴于伍德的《卡尔•马克思》一书在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国内学界同类解释之间明显的相似性,笔者将不再着力讨论他得出这一解释的文献学基础(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将转而探讨由此被构建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自身的概念自洽性。笔者的问题是:凭什么说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呢?

   一个很容易想到的回应便是:既然人类社会活动的意识层面——如哲学活动、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被看成是某种物质活动(即经济活动)的倒影,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一种唯物主义。

   不难看出,这个回答已然预设了经济活动是一种纯粹的物质活动,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哲学、宗教活动则是纯粹精神性的。不过,从常识角度看,该预设却颇为可疑。就拿哲学来说:哲学活动就一定是纯精神性的吗?哲学思想难道不正是通过相关的物质载体(无论是竹简、纸张、电脑硬盘,还是哲学家大脑中的神经系统)才得以存在的吗?而反过来说,经济活动就一定是纯物质性的吗?在经济关系的层面上,没有人类对于契约精神的领会,纸面上的契约能够成其为契约吗?由此看来,一种更符合常识的说法应当是:无论在经济活动还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我们都看到了“物质”和“精神”彼此交融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者仅仅因为对于经济学解释之优先性的强调而认定自己姓“物”,似乎理据不足。毋宁说,“历史唯物主义”所更应得的哲学标签当是“二元论”(dualism)或是“双面相理论”(dual-aspect theory)(前一种理论认为精神和物质都是存在的,后一种理论则认为精神和物质乃是同一对象的两个面相②)。

   面对这种责难,希望历史唯物主义能继续保留“物”姓的论者,或许会提出如下两个前后关联的回应:第一,我们要修正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定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并非是和人类无关的冰冷的外部实在,而是可以被感性地呈现给我们的活泼对象。第二,本着上述新界定,意识形态活动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分界,便可被视为前反思的感性意识和反思理性之间的分界。这样一来,只要我们坚持认为人类的反思理性(如科学理性)是奠基于人类对于世界的感性意识的,那么我们依然可以称自己是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

   上述解释显然受到了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所提出的如下观点的影响:人类在“生活世界”中得到的领悟,乃是反思性的科学建构的现象学根基。③然而,在笔者看来,且不提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否真的与胡塞尔有契合处,这种在马克思和现象学之间“拉郎配”的方案,最终必将使得我们遭遇如下两组二律背反:

   第一组二律背反:

   (甲)根据我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科技的创新(如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尝试)参与了生产力的构成,并因此是物质活动的一部分;

   (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化解释,科技的创新必然牵涉到反思性活动,因此不是作为“感性活动”的物质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它本身需要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奠基。

   诊断:(甲)和(乙)不能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同真。

   第二组二律背反:

   (甲')根据我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宗教活动(无论是参禅还是唱赞美诗)都是意识形态活动的一部分,并因此不是物质活动的一部分;

   (乙')我们知道,在禅宗所鼓吹的“入定”状态中,修行者是被自我屏蔽于任何一种反思性活动的。因此,按照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化解释,参禅也是一种前反思的“感性活动”,并因此成为了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物质活动”。

   诊断:(甲')和(乙')不能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同真。

   这两组二律背反显然将历史唯物主义者逼入了这样一种理论两难:如果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就是常识所说的外部自然存在(如大海、森林、地球,以及我们的身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一种执著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有资格姓“物”;如果他们所说的“物质”必须按照现象学的方式来加以重新理解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何他们既能将具有明显反思性特征的经济学活动视为“物质活动”,又能将明显具有非反思特征的参禅活动视为“意识形态活动”。总之,无论是在“名”与“实”之间,还是在其包含的分论点之间,“历史唯物主义”都包含着种种不自洽性。

   这并非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信任,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笃信,笔者才敢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叙述的融贯性提出质疑,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可容修正的科学,而是不容置疑的宗教了。并且,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马克思本人的学说,而且还应当包括恩格斯的学说。有鉴于恩格斯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正统唯物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就“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而言,其所面临的理论压力其实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分解。

   作为一种讨论的策略,本文将暂时忽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辩证唯物主义经典文献中的具体论述,而仅仅将注意力转向恩格斯提出的如下宏观理论企图: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辩证唯物主义”——或改用一个更恰当的名目:“物理主义”——所提供的基础,才能够成为一种完整并充分的唯物主义理论。这也便构成了笔者对于本文标题所设疑问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是一种“唯物主义”?——通过物理主义的奠基!

   本文的余下部分,将致力于通过英美分析哲学的思想资源,对上述论题给出一种独立于恩格斯式叙述方案的辩护。

   二、何为“物理主义”?

   近代的“唯物主义”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新名字叫“物理主义”(physicalism)。澳大利亚哲学家思多而里亚(Daniel Stoljar)在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物理主义”词条中,为这个名目给出了一个标准定义:

   物理主义指的是这样一个论题:天下万物皆为物理物(everything is physical),正如某些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天下万物均随附于物理物,或因物理物的存在而变得必然会存在(everything supervenes on,or is necessitated by,the physical)。④

   乍一看,上述物理主义立场,似乎和苏式哲学教科书所说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原理也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那么,为何当代哲学家喜欢“物理主义”这个新名目呢?思多而里亚在该词条中提到了两个缘由。第一,“物理主义”在分析哲学圈子里之所以会变得时髦,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维也纳学圈的干将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和纽拉特(Otto Neurath)所赐。此二君所说的“物理主义”立场的实质,便是主张将所有的关于精神活动的描述语句(如“罗密欧很爱朱丽叶”)翻译为一些纯粹的物理语句(如“那个专名为‘罗密欧’的大脑,在形成关于专名‘朱丽叶’的特定神经激发状态之时,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等等)。也就是说,物理主义方案首先是作为一种“语言翻译方案”进入20世纪哲学的,而这种鲜明的语言哲学意蕴却是近代的旧唯物主义所不具备的。第二,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包括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深受其影响的苏式马哲教科书——都倾向于将“物质”视为在空间中具有广延性的、并具有“不可入性”的对象。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定义是否适用于“力”“场”“电荷”“能量”之类的物理学概念,则颇为令人担心(尽管也未必一定不能)。考虑到未来基础物理学还有继续发展的巨大可能,所以用“物理物”(the physical)这个词来取代“物质”(matter),显然是一个更显明智的选择——因为“物理物”所指的,无非就是时下物理科学所能合法描述的一切对象(至于这些对象具体是什么,且具有怎样的物理性质,则不是哲学家关心的话题)⑤。相应地,“唯物主义”这个词也最好被更新为“物理主义”。

   除了用“物理主义”替换掉“唯物主义”之外,思多而里亚所给出的“物理主义”定义还在另一个关键方面和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立场不同:他引入了“随附性”(supervenience)这个概念,而没有使用“第一性、第二性”之类的提法。之所以不使用这一旧提法,乃是因为旧提法在含义上过于模糊:所谓“第一性”,究竟是指物理物在时间上具有先在性,还是在逻辑上具有前提性,还是说其在价值上更具崇高性?与之作对比,关于“随附性”,分析哲学界是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的:

   B层面发生的事件随附于在A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当且仅当: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可能世界W1和W2而言,若W1和W2在A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乃是彼此不可被分辨的,那么,它们在B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亦是彼此不可被分辨的。⑥

   举个例子:假设在现实世界中,你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奥巴马的相片;而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你的桌子上照样有一张奥巴马的照片。现在,只要我们能够担保这两张相片的分子构成(即上述定义中的“A类事件”)是完全彼此一样的(即“不可被彼此分辨”),那么我们也就能够保证相片在宏观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视觉特征(即上述定义中的“B类事件”)也是一样的(比如都显现为“奥巴马在啃玉米棒子”的视觉形象)。如果有人竟然会认为两张分子构成完全一样的照片,会在宏观层面上各自涌现出不同的视觉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肯定不是一个“物理主义者”。

   再换个例子,以便帮助我们理解“随附性”这个概念是如何进入对于心-物之间关系的界定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心”,就是各种能够被我们意识到的精神状态(如感知、回忆、想象等),而“物”,则是可以被各种科学仪器所测量到的神经运动状态。假设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大脑都和特定的脑电探测以及核磁共振成像设备接驳,以便将自身的物理状态赤裸裸地展现在神经科学家眼前。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两人大脑的神经运动状态(即前述定义中的“A类事件”)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科学家知道朱丽叶的心理状态很痛苦(即前述定义中的“B类事件”),他们也就立即会推知,罗密欧在同时也感到了痛苦。而对于这一推论的有效性有所怀疑的论者,肯定就不是“物理主义”立场的支持者。

   初次接触物理主义论题的读者,或许会感到这是一种非常“粗俗”的哲学立场:它将震撼灵魂的伟大爱情、安抚心灵的绕梁余音、渗入舌尖的各地美味,全部都还原为冷冰冰的科学事件。这无疑是对丰富人性的无情褫夺,是科学主义者妄自尊大的自娱自乐。熟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读者,甚至还会祭出马克思的原文来增强对于物理主义的攻击效果:

   费尔巴哈在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时,提到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够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获得了自己的材料。⑦

   ——只要稍加改动,这段文字就可以被直接用以对于随附性论题的攻击:

   当代英美的物理主义者在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时,提到只有通过脑电仪或核磁共振成像设备才能够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设备制造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撑,哪里会有神经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神经科学,也只是由于医学需求和其他的社会需求,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获得了自己的材料。

   面对上述这些看似义正词严的批评,物理主义者当然还有话要说:

   第一,否定随附性论题在理智上是疯狂的。你真的要感受震撼灵魂的伟大爱情吗?你真的要聆听安抚心灵的绕梁余音吗?你真的要品尝渗入舌尖的各地美味吗?那你首先得要有一个健全的神经系统,及所有与之配套的外围传感器。罹患自闭症的大脑很难感受爱情,听觉皮层受损的大脑几乎不可能享受音乐,味蕾受损的舌尖则承受不了中华饮食文化之重。意识活动对于相应的物质基础的依赖,其实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常识之一,而恰恰是对于这种常识的依赖,才能够防止我们做出很多蠢事。

   第二,核磁共振成像仪当然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仪器所揭示的神经活动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这就好比说,福尔摩斯所发现的某桩凶杀案的真相,固然是通过近代侦破技术的协助才得以被揭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凶杀事件自身的发生乃是近代侦破技术的产物。更为一般地来看,任何人倘若想将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还原为催生相关科学理论的社会条件的话,那么,他就迟早会因为如下这个归谬论证而颜面扫地:

   (1)假设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自身,也就是这些社会条件的产物(归谬法前提)。

   (2)我们知道,任何条件所催生的后果,在时间上都不可能先于条件的实现而出现(这是常识对于因果关系的最一般规定)。

   (3)结合(1)和(2),我们马上可以推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能够描述那些在使得该科学理论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出现之前发生的事件。

   (4)按照(3),演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都不是合格的科学理论,因为二者都描述了远在近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早已发生的事件。

   (5)但我们都知道,演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都是值得尊敬的科学理论。

   (6)(5)与(4)矛盾。由于(5)的正确性不容辩驳,所以错的肯定是(4)。

   (7)而(4)又是从(1)中导出的。所以,我们无法认同(1)所给出的假定:科学所描述的事件自身,也就是这些社会条件的产物。

   第三,对于物理主义的攻击者们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问题上误解了物理主义:物理主义者并不想说非物理事件都可以被还原为物理事件,而只是想说,所有的非物理事件都随附于物理事件。为了说明这两个讲法之间的不同,我们需要对“还原”(reduction)的含义作出更为确切的定义。在当代科学哲学的词汇表中,“理论间还原”(intertheoretic reduction)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A理论的解释范围覆盖B理论的时候,我们就说“B理论可以被还原为A理论”。套用到身-心关系上去,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界定“还原”:如果你认为人类的精神状态都可以被还原为神经状态的话,那么你就无疑是说,神经科学的解释范围可以完全涵盖心理学。

   但这恰恰不是物理主义者试图通过“随附性”所要表达的意思。具体而言,如果此类还原必定是可行的话,那么只要我们知道了罗密欧的心理状态,我们在原则上就一定能够知道其所处的神经状态是什么——这就好比说,你如果知道了如何用罗马数字系统记录一个数字,那么你就肯定能知道如何用阿拉伯数字记录之。但这一点显然又预设了在各类人类心理状态和神经状态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映射关系,就像在各个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之间亦存在着系统性的映射关系一样。但事实却恰恰是:没有这样的映射关系。举例来说,对于一个算术心算能力超强的人来说,其解出一道复杂运算题的耗时会很少,其大脑所消耗的生物学资源也会相对较少——而执行同样运算任务的一个算术呆子的大脑,则会消耗比前例多得多的生物学资源。也就是说,如果你仅仅知道一个大脑所进行的运算任务的内容的话,你是无法知道具体有哪些神经活动会被牵涉于其中的。在心理层面上出现的同一个运算任务,可能会对应着种种彼此不同的底层神经活动——因此,对于这一层面上所发生事件的知识,是无法担保我们获得关于后一层面上所发生事件的知识的。

   对于“物理主义”和“还原论”之间非等同关系的这种认识,最后催生了一种叫“非还原式物理主义”(non-reductive physicalism)的哲学立场。该立场的核心命意便是:承认精神事件是随附于神经事件的,但是不承认精神事件是可以被系统地还原为神经事件的。⑧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但只要大家仔细再想想,就会发现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这个论题的前半部分(即对“随附性”的肯定)涉及的是特定的精神事件个例(token)和特定的神经事件个例之间的关系,而该论题的后半部分,谈论的则是精神事件的类型(type)和神经事件的类型之间的关系。很显然,承诺每一个别的意识活动都有其神经活动的基础,的确并不意味着每一类意识活动都可以被映射为一类神经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在“随附”和“还原”之间所作出的这种概念性区分,绝非是无关痛痒的术语游戏。非还原的随附性物理主义的存在,实际上是同时满足了我们对于两个理论追求的需求:第一,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充分保证自然科学尊严的物理主义理论,因为一种蔑视科学发现的物理主义立场很难说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我们也需要一种适当照顾人类精神活动之自主性的物理主义理论,否则这样的理论将难以被直接用于对人类社会行为(特别是经济活动)的描述。

   很显然,非还原的随附性物理主义对于“随附性”的强调,满足了上述第一个需求,而其对于“非还原性”的强调,则在大体上保护了人类个体的特异性——或者说“人类的尊严”(如果我们将所谓“人类个体的尊严”维系在其特异性之上的话)。更妙的是,此论对于这两个要点的强调,在逻辑上并未产生任何不自洽。这难道不正是我们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所亟需的理论模板吗?

   三、按照“随附式物理主义”的模板来重塑“历史唯物主义”

   在第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传统的经济学解释,即对于经济学活动的阐述,构成了对于意识形态活动的最根本的解释资源;第二种则是掺杂现象学因素的“新派”解释,即对于现象学层面上的感性意识的把握,构成了高阶反思意识的真正源泉。有鉴于这两个解释之间的不相容性(请回顾第一节提到的关于科技发明和参禅的两组二律背反),我们就必须要从中挑选出一个而摒弃另一个。笔者的决定是摒弃现象学解释而保留经济学解释。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学解释显得更为“正统”并因此更难以被割舍,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解释所面临的理论难题(即无法厘定历史唯物主义和二元论或双面相论之间的分界),其实是可以通过引入物理主义来得到克服的。而与之相比较,悬搁因果解释的现象学,最终必将逼着我们去放弃马克思对于历史动力学的整个超现象的因果解释,并由此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核心构件——如政治经济学——亦变得无法得到保留。

   下面就来谈谈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引入物理主义。这一工作将分两个步骤来进行。在第一步中,我们将按照随附性论题的格式,重新表述经济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后续的重构统一表述词汇;在第二步中,我们将在重述的基础上,引入物理主义的基本立场,以便为经济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奠定共同的“随附基”(supervenience base)。

   先来做第一步。按照随附性论题所提供的话语框架,本文第一节所引的伍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就可以被重述为:

   随附关系一: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都是随附于其在经济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的。而这里的“随附关系”的技术含义则是:若两个人类社会在经济层面上发生的诸事件没有办法被彼此分辨的话,那么它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也是无法被彼此分辨的。(需要注意的是,本规定将在后续的理论建构中被加以修正,因此并不代表笔者的最终立场)

   这个论断显然否定了某意识形态事件可以在不依赖于任何经济活动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可能性——这就好比在讨论身-心关系时,物理主义不允许某类心理活动可以在不依赖于任何神经活动的前提下突然发生一样。但是,上述论断也并未承诺我们可以在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和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之间作出“理论间还原”,就像物理主义者未必会主张心理事件的类型可以被系统还原为神经活动的类型一样。这一补充性说明的理论意义在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将某类意识形态结果归结为某类经济学成因,而应当“就事论事”地逐一考察个例背后的经济学机制所起到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伍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下述概括恐怕就显得有点言过其实了:“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试图发现历史背后的一种进步模式,而这些模式又可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并领会历史大潮以及历史运动的深刻意义。”(摘自第一节引文)而实际上,更符合“非还原随附论”之精神的表达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从特定历史事件出发,理解特定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概括出一些历史发展的一般模式——但同时却保留着通过新的个例调查而随时修正这些模式的全部权利。”⑨

   不过,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经济活动自身横跨心、物的双面相性,我们还没有说明为何唯物主义当姓“物”。其解决之道便是:引入物理主义,以便为所有的经济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提供相应的随附基。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两个新的规定:

   随附关系二:人类社会在经济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都是随附于其在更为基本的科学(如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等)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的。而这里的“随附关系”的技术含义则是:若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自然科学无法分辨两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它们在经济活动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也是无法被彼此分辨的。

   随附关系三:人类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都是随附于其在更为基本的科学层面(如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等)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的。而这里的“随附关系”的技术含义则是:若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自然科学无法分辨两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它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也是无法被彼此分辨的。

   需要注意的是,物理主义的立场在“随附关系三”中的出现,是独立于意识形态对于经济活动的随附关系(即“随附关系一”)的——也就是说,物理主义所描述的物质自然,可以绕开经济活动的中介,独立地对意识形态构成本体论支撑。这就在理论上允许了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两个缺乏足够经济活动的社会共同体,仅仅因为彼此的生态学或生物学条件极为类似,而具有了彼此极为类似的意识形态。而这一点本身也便构成了对于“随附关系一”的修正。其修正后的形式应当是:

   随附关系一(修正版):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既随附于其在经济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也随附于其在更为基本的科学(如生态学、神经科学、基因科学,等等)的层面上所发生的诸事件。因此,对于特定意识形态成因的考察,不能仅仅诉诸对于相关社会的经济条件的考察,而应当将使得相关社会得以维持的整个自然条件也纳入相应的考察范围。

   图1便为这里所提到的几种随附关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直观性的展示。

   

   图1 随附式唯物主义框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通过这种结构更为复杂的历史唯物主义描述,我们能够得到怎样的理论红利。

   红利之一: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宣布历史唯物主义真姓“物”了。其道理则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活动自身本来颇为可疑的“物”姓资格,目前已经通过它们所随附的那些更为基本的物理事件而得到了担保。或说得更为直接一点,既然经济活动所牵涉的所有意识活动都是随附于一些更基本的物理事件的(如人类的感官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以及人类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那么经济活动自己当然也姓“物”。同样的推理也可以被施加到意识形态活动之上。

   红利之二:我们可以方便地解释那些人类意识活动之外发生的自然事件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容否认的是,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更为关注的是那些人类的意识可以顾及的社会要素(无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意识形态要素),却没有充分顾及那些人类意识暂时无法顾及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活动的制约。但从经验的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忽略将使得我们对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变得很不充分。譬如,中世纪晚期鼠疫在欧洲的蔓延导致了人口大灭绝,以及当地社会结构甚至意识形态结构的急剧变化——但由于当时的欧洲人对于鼠疫传播真相的无知,鼠疫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恐怕就难以被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框架所消化;明末中国所遭遇到的全球小冰期严重地影响了全国的农业生产,并大大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最终导致了明帝国的灭亡,但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对于“全球小冰期”的无知,小冰期对于晚明中国社会的影响恐怕也就难以被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框架所消化。因此,要正确地把握这些自然条件和人类历史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就只有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扩展、修正到可以容纳物理主义的地步。⑩

   红利之三:在这种扩容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之中,我们也可以更为方便地吸纳神经科学、演化心理学、基因科学等新兴科学对于人类意识活动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便与时俱进地更新历史唯物主义表述的科学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对物理主义的排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要引入这些科学要素,并不是这么容易。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演化心理学(以及作为其姊妹学科的社会生物学)之间的关系为例,按照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人类的意识状态乃是社会关系的反映,而社会关系的总体又会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于心理状态的研究的基础便是经验的社会学研究(很显然,在这种研究范式中,我们关注的乃是不同的心理状态之间的差异处)。与之相对照,在现代演化心理学家看来,人类的心理功能实质上乃是为了适应采集-狩猎时代的史前环境,而在上百万年的岁月中被慢慢演化出来的,而且也并未因为最近一万年以来的高速社会演进(包括近几百年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与发展)而经历过本质性的变动。因此,心理研究的本质就是对于大脑结构和原始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在这种研究范式中,我们关注的乃是不同的心理状态所分享的共通的生物学根基)。(11)由于两类研究范式之间明显的不相容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演化心理学的厌恶情绪乃是不难预见的。(12)但仅仅出于这种情绪上的厌恶而回避演化心理学,在学术上亦是不明智的,因为后者的研究已经积累了数量不容小觑的经验证据。(13)更为妥帖的解决之道,便是承认人类的意识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普遍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大脑自身的生物学配置条件)协力作用的结果——而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在最根本的理论层面上为物理主义腾出一块大地盘。

   红利之四:在这种扩容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之中,我们可以更为融贯地解释意识形态是如何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的。我们都知道,承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乃是经典唯物主义的一项重要理论内容。但是从哲学角度看,对于“反作用力”机制的承诺很可能会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二元论(或双面相论)之间的理论界限再次变得模糊。(14)而为了保证历史唯物主义姓“物”的资格,直接粗暴地阉割掉对于“反作用力”机制的说明,恐怕也会矫枉过正,因为这会使得这一理论在面对某些特定历史事实(如韦伯所提到的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强大影响力)之时毫无解释力。而引入随附性唯物主义,则可以帮助历史唯物主义解脱此理论困局。其具体解法如下:

   (1)由“随附关系三”可知,任何一个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发生的事件——如新教伦理的出现——都有一个在基本物理层面上发生的“随附基事件”作为其物质基础。我们暂时简称为“物理事件(教)”(至于探讨这类事件具体是什么,则是经验科学的内容(15))。

   (2)由“随附关系二”可知,任何一个在经济活动的层面上发生的事件——如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都必定有一个在基本物理层面上发生的“随附基事件”作为其物质基础。仿照前例,我们不妨简称之为“物理事件(资)”。

   (3)由“随附关系一(修订版)”可知,并非所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发生的事件——如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都必定有在经济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作为其“随附基”。所以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意识形态事件(如新教伦理的建立)的出现,并没有任何可以辨别的经济事件作为其先导,却反而可能引发别的经济事件(如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立)的发生。我们暂时将这种情况视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的一个实例。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命题:“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具有巨大影响力。”

   (4)现在根据(1)和(2),我们将上句中的“新教伦理”替换为“物理事件(教)”,并将“资本主义制度”替换为“物理事件(资)”。于是,我们就通过词项替换而得到了一个与前一个命题彼此等价的新命题:“物理事件(教)对物理事件(资)的出现具有巨大影响力。”

   (5)很显然,这个新语句中没有提及任何精神对象(甚至是“疑似”精神对象的对象)。所以,通过这种“消元操作”,物理主义的基本立场便得到了贯彻。

   (6)但这种改写并没有取消新教伦理的某种独立性,而只是赋予了这种独立性以物理主义的新含义(具体而言,新教伦理之所以可独立于经济系统,并不是因为其具有某种非物质的“观念内容”,而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物理事件不同于经济系统所依赖的物理事件)。这样一来,前面所提及的垂直方向上的“反作用力”机制,也便在一种新的框架中被转换为了一种处在水平方向上的标准的动力因机制。

   图2便为上述解法提供了一个直观性的展示。

   

   图2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纵向反作用力”的“水平化”

   至此,笔者已经对如何将随附性物理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融合,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方案。

   四、总结性评论

   在本文第一节中,笔者曾表达过对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适度同情,因为笔者也和他一样,觉得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社会活动所依赖的自然条件过于忽略。不过,正如读者可能已察觉到的,笔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改造方案,和恩格斯的方案有诸多不同。其第一处不同是,笔者遵照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术语使用习惯,始终回避使用“物质”这个范畴而坚持使用“物理物”,以防止自己越俎代庖地去回答“什么是物质”这样一个本该由基础物理学来回答的问题。而与之相对照,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后世的苏式马哲教科书编纂者,都依然在根据某种过时的近代物理学“物质”来构建唯物主义大厦。他们的这种刻舟求剑的做法显然就危害到了引入物理主义的根本目的:使得哲学能够和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始终保持“亲密接触”。

   笔者的方案和恩格斯的方案的第二点不同处在于:笔者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始终和“辩证法”这个字眼保持距离,甚至对与“辩证法”沾上这么一点边的“反作用力”概念,也不忘施以某种“祛魅化操作”。之所以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因为笔者所依傍的分析哲学传统一向“敬辩证法而远之”,而且也是因为对于“辩证关系”的承诺往往会带来二元论或者双面相论的种种思想残余。与之相比照,恩格斯则认为,他很有希望在剥掉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不合理外壳之后,继续保留其合理内容(即辩证法自身),并将其移植到唯物主义的躯体之中。在此笔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考虑到“唯物主义躯体”对于“辩证法心脏”的高排异率,他的手术方案的确风险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我们不能从同样属于唯物主义大家庭的当代物理主义思想那里获取“思想脏器”,以降低“器官排异”的几率呢?而正如前节的分析所展示的那样,只要加以精细的语言分析技巧,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引入“反作用力机制”等模糊术语的前提下,以一种纯粹物理主义的方式,解释清楚那些看似仅对历史唯心主义有利的经验历史事实。

   笔者的方案与恩格斯的方案之间还存在第三点不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更像是对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所作的一种唯物主义改写,而与之相对照,今天的物理主义者则根本没有改写《自然哲学》的任何兴趣。这不仅是因为黑格尔本人所掌握的19世纪初的科学知识目前已高度过时,而且更是因为:在今天的分析哲学家看来,“在一个思辨体系中对各门经验科学内容进行综合”并非是哲学当做之事。在他们看来,哲学的任务只是对各门经验科学自身的概念前提进行澄清,并从宏观上探讨各门类经验知识之间的逻辑承接关系。至于如何进一步将这些知识进行深入综合,哲学家至多提些局外人的意见,具体干活的还必须靠科学家(比如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16)中对于种群遗传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综合,实质上便是一项科学事业,而不是哲学事业)。按照同样的元哲学观,甚至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将其也理解为一种哲学理论的话——亦并未构成对于人类历史的直接解释,因为给出这些解释乃是经验社会科学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仅仅是对某种值得称赞的历史解释模式提供辩护,并建议具体的历史解释者都按照这一模式去工作。而在笔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者在经验科学研究面前所应当持有的这种谦虚态度,并不会由于随附性物理主义的加盟而遭到削弱,反而更应得到加强——因为现在我们谦虚的对象不仅包含社会科学,而且也包含自然科学。

   或许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方能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那句名言的意蕴:“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但问题是改造世界。”(17)在笔者看来,这句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哲学功能之边界的清醒意识,也展现了他本人不甘于只做一名“哲学家”的雄心。由此看来,纵然对于具体的经验个体(如马克思本人)来说,身兼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的身份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由此丢掉哲学自身所应守的本分。而至少对于随附性唯物主义者而言,哲学所要守住的本分便是:其一,努力按照“随附性”的说话方式来挑战所谓“精神对象”的本体论地位,并由此将二元论和唯心论的大小鬼魅统统阻挡在“物”家的族门之外;其二,通过对于“随附基”从经济活动到基本物理事件的拓展,我们认识到:人类的社会史对于自然史而言有多么短暂,人类的心智力量相对于宇宙的伟力而言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本着这一认识,人类更应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审慎行事,始终保持低调与谦卑。(18)

   注释:

   ①Allen Wood: Karl Marx(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004, New York, p. xl.

   ②在西方哲学史中,二元论的标准哲学肖像乃是笛卡儿哲学,而双面相论的标准哲学肖像则是斯宾诺莎哲学,尽管它们也有着很多不同于笛卡儿哲学或斯宾诺莎哲学的变种。

   ③时下颇为流行的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解释潮流,其实有着一个漫长的传统。除了学界熟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现象学思潮之间的亲缘关系之外,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个别亚洲学者——如曾问学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本人的日本学者三木清(1897-1945)——亦试图以某种准现象学的方式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背景资料请参见刁榴:《三木清的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深究这样一个漫长的学术传统的哲学史根基,显然会偏离本文的主旨,因此,本文的注意力将转向“现象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逻辑自洽性问题,而暂不问其来源。

   ④Daniel Stoljar, “Physical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Fall 2009 Edition), Edward N. Zalta(ed.),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09/entries/physicalism/>.

   ⑤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广义上的“物理科学”也包含化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等。本文将在这种普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目。

   ⑥笔者根据思多而里亚所撰写的词条之精神改写。顺便说一句,“随附性”这个字眼可能最早是由英国科学家摩根(Lloyd Morgan)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而道德哲学家哈勒(R.M.Hare)则用同样的字眼来表示道德属性对于一些物理属性的依附关系。在本文所提到的“随附性”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最早的分析哲学家,乃是美国哲学家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而在当代分析哲学界,对“随附性”的哲学意蕴作出最为系统之发挥的哲学家,则是美籍韩裔学者金宰权(Jaegwon Kim)。请参见戴维森的论文《心灵事件》(Donald Davidson: “Mental Events”, in Lawrence Foster and J. W. Swanson(eds.), Experience and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1970),以及金宰权主编的论文集《随附性与心灵》(Jaegwon Kim(ed.), Supervenience and Mind: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对于“随附性”概念之语源和技术内涵的专业介绍,请参看迈克劳林(Brian McLaughlin)和贝内特(Karen Bennett)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随附性”词条[Brian McLaughlin and Karen Bennett,“Supervenience”,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pring 2014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4/entries/supervenience.]。

   ⑦[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为行文方便,引文没有出现原文中的一些文字编辑痕迹。

   ⑧这种立场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献乃是戴维森的《心灵事件》[Donald Davidson:“Mental Events”, in Lawrence Foster and J. W. Swanson(eds.), Experience and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1970]。近年来借着“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或者“突生主义”(emergetism)的名目,非还原式物理主义的阵营得到了不断的壮大。

   ⑨如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于“亚细亚模式”的发现,而对他先前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判断所作出的修正,便可以为正文中的这段评论提供注脚。

   ⑩更多的关于自然条件的变迁促成人类社会变迁的科学证据,请参见[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11)对于演化心理学之背景知识的更为详尽的介绍,参见徐英瑾:《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参见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的下述评论[Edward O.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Edition, Cambridge(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vi.]:“在我的批评者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最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名字。其中最为著名的乃是古尔德(Stephan Jay Gould)和列温丁(Richard C. Lewontin)。讲得婉转一点,我们可以说:任何主张人性可能有其遗传学基础的想法,都不讨他们的喜欢。他们所主张的观点恰好与之相反,即发育中的大脑就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在他们看来,唯一的人性,就是某种具有无限之可塑性的心智。他们的观点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一种标准的政治观点:理想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学说,而只要人类心灵如白板,那么只要稍加后天塑形,就能够使其适应社会主义。而如果心灵是来自于某种基于遗传的人性的话,这样的后天塑形就没有那么随心所欲了。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终极的善,所以我们就必须坚持心灵白板说。”

   (13)比如,演化心理学家通过对于全球不同文化以及阶级背景的男性的调查发现,“腰臀比”(也就是腰围和臀围的比值)比较小的女性都比较容易偏好。对于这一点的演化论解释是:腰臀比小的女性的生育率高,所以男性智人的大脑已经演化出了针对此类女性形体的生物学偏好,以利于自身基因的传播。要运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这一现象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提及,相关的实验结果并不会因为被调查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足够大的波动。相关科学讨论请参见:David Bus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Third Edition), Pearson, New York, 2007, pp. 150-151.

   (14)参看黑格尔在《小逻辑》里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斯达巴民族的风俗造成了斯巴达的制度,还是其制度造成了其风俗?对于这个问题,他提供了两个解答:第一个解答诉诸“相互作用”范畴,即因为斯巴达的制度和风俗“互为因果”,第二个解答则诉诸某种更为高阶的“斯巴达民族概念”,即认为其风俗和制度乃是该概念的两个面相(黑格尔本人则认为第二个解答在哲学上更为优越)。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看,他的第一个解答的哲学实质乃是二元论,而第二个解答的实质则是双面相论,因此都无法为物理主义所赞同。基于这种考虑,对于韦伯所提出的类似问题——到底是新教伦理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新教伦理——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也必须要同时规避二元论和双面相论这两个陷阱。有鉴于此,任何诸如“反作用力”“相互作用”之类的容易唤起二元论联想的字眼,都必须在一种严格的语言分析中被消解掉。(黑格尔相关讨论的原文见《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0-322页)

   (15)一个备选的经验科学假设是:中北欧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人类固有心智架构之间的互动,使得排斥享乐的新教主张在当代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机会。

   (16)Edward O.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Edi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18)沿着这个方向思索下去,这种被随附式物理主义改造过的新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可以很容易地导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果。海外学界已有关于生态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请参看:Jonathan Hughes: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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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术月刊》(沪)2014年9期第18~29页,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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