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65 次 更新时间:2006-06-06 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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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一

  

  近年来﹐“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我认为﹐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把这些概念梳理一下。

  在改革以前我国施行的是一种类似于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他们讲的“老左派”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但是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比如说在美国﹐“老左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这样哈灵顿就被认为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同的另外一种 ( 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 ) 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现在的布莱尔﹑吉登斯等标榜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既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自由放任。他们讲的“老左派”是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和以在西欧﹑北欧执政的社会党的理念为代表的那种思潮。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 ( 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保守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保守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的那些东西 : 贵族传统等等。 ) ﹐目前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 90 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流行的“社会自由主义” ( 布莱尔提出“新工党”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 ) 。

  与此不同﹐中国 90 年代以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倡导的所谓“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在中国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衷。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在中国非常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认为“人民公社”是经济民主的典范﹐“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西方社会民主的内容﹐如伊索普模式 ( 雇员持股计划 ) 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过去正统的理论有所不同。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

  许多中国人都误认为“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西马”就其产生的思想理路来说﹐它发源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社会民主传统却没有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文化自觉﹑阶级意识等类似“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对我国现实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些资源再被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新左派”。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点 : 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

  就中国的情形看﹐这两种“新左派”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显然和中国“新左”不同﹐与他们在种种事实上有不同的判断﹐对他们承继的两种资源也持否定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与西方的“新左”也有明显的不同点 : 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

  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 : 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而自由主义赞同但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 ? 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最近《天涯》杂志发表了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韩文版序﹐这篇文章原题就是 :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但编辑部没有改动文章内容﹐却未经我同意把题目改为“我的第三条道路”。两个主义重合的那些基本价值决不等于两个主义之外或“之间”的“第三”立场。

  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重合部分在缩小而两者价值歧异﹑观点对立的部分在扩大﹐同时作为两个“主义”之共同敌人的价值(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分离﹐这时才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比自由主义“左”而比社会民主“右”的那种立场才有了发展余地。而我们现在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我们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的重迭之处﹐我们就是站在这些重迭之处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而我们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西﹐即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

  至于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价值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我们认为对目前中国人来说还是假问题。比如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关于工会权利问题。在西方话语中﹐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之一来自工会 ( 这里指的当然是民间工会﹐而不是官办工会 ) ﹐但实际上正如我们以前在东欧看到的 : 在一种与哈耶克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真正的工会力量的强大并不是对个人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促进。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工会和自由个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反过来讲﹐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东西﹐如美国那种充分竞争的规范化自由市场﹐在今日中国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不限制就会危害“平等”﹐而在我们这里危害平等的根本是另外的东西。

  这里要指出﹐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的优先地位﹐这与所谓历史决定论并无关系。如今有个有趣现象 : 一些“新左派”对马克思的反感似乎比他们所说的“右派”还大﹐他们在津津乐道于文革﹑大跃进的同时﹐张口闭口批判马克思的“西方中心论”﹔在津津乐道于“后学”“前沿”的同时﹐一提到马克思就是“科学主义”谬误﹑“历史决定论”与“机械进化论”的过错。有时他们甚至宁可从“保守主义”那里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评“右派”没有和马克思划清界限 !

  葛兰西以来的“西马”主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无论其它方面如何对立﹐在批判马克思 ( 尤其是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 ) 的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一致性。“西马”以浪漫主义﹑哈耶克以经验主义来抵制理性主义的僭妄﹐这或许反映“后现代”西方对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之反感已成为超越左﹑右的潮流。对此我们应当怎样看﹐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新左派”的反马克思却没有这种后现代背景﹐他们的反感只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为肯定资本主义优于中世纪提供了理由。

  然而事实上﹐ 19 世纪的人们﹐包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之敌视中世纪而向往公民社会﹐不仅是出于唯理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与“历史规律论”是否成立﹐其实并没有什 ? 关系。简而言之﹐“交换”比“抢劫”要好﹐这是人道的常识﹐它完全不必以证明从“抢劫”发展到“交换”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交换”也许并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个抢劫横行的世道是决不会有兴旺的慈善事业的﹐因而禁止抢劫就成了交换者与慈善家的共同底线。这与他们相信不相信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没有底线伦理﹐高尚道德就不可 能站得住脚﹐如果说这也叫决定论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决定论﹐而不是什 ? “历史决定论”。因此﹐真正的慈善家 ( 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 ) 必然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抢劫﹔而如果一个“慈善家”竟然认为“抢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抢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这与“否定的否定”无关﹐更不是可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来辩解的。

  

  二

  

  总之﹐在中国目前存在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坚持的价值和民粹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用诺齐克的话说 : 自由竞争的自由度是不应该受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假定“获取的正义” : 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此后又坚持“转移的正义” : 它后来的每次交易也都是自由公正的﹐既没有强制也没有欺诈﹐则这个人的财富就是积累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个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毛病﹐诺齐克认为就可非议了。他坚持“正义”是个完整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不正义 ( 比方说最初的资本是抢来的 ) ﹐那 ? 即使以后的交易都是正当清白的﹐都是自由交易﹐其结果也是非正义的﹐是不可接受的。他提出要以“矫正的正义”对此进行匡正。 诺齐克这个观点﹐受到很多批评﹐其中既有来自自由主义以外的﹐也有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比如罗尔斯就不同意他的这种看法。罗尔斯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以后的积累也是光明正大以正当行为获取的﹐但是积累太多了﹐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的。

  这种争论我认为并不是中国当前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初财产来源清白而以正当手段积累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最初来源就不清白﹐以后财产的积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公正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目前的中国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赞成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赞成的﹐我们就要表示异议﹐当然不是如此。中国是有些完全特殊的东西。比如﹐在婚姻与性方面﹐西方保守主义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左派则是坚持堕胎自由﹐但反对强制堕胎。而中国存在的并不是有无堕胎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正是如何看待强制堕胎的问题。这个事例显然超越了西方左右派之争的范围。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左派在大力争取“同性恋”自由﹐而西方的右派是反对同性恋自由的。但即使右派﹐也只是反对同性恋自由﹐决不会反对异性恋自由﹐左派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在中国不是同性恋自由的问题﹐就是异性恋自由也还有重重阻碍。大家知道﹐不久前引起争议的“新婚姻法”修订稿就有很强烈的呼声﹐要求在“新婚姻法”中加入“配偶权”的概念﹐就是类似于“通奸罪”这样的概念﹐等等。这又是超越了西方的左右派之争的范围。“激进”得连西方的左派也害怕的强制堕胎﹐“保守”得连西方右派也害怕的通奸罪﹐足以表明中国的特殊性。不是说我们要一概反对特殊﹐如我是坚决反对设立“通奸罪”的﹐但对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在我国当前人口危机已经亮起红灯的情况下﹐就得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抵制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容忍的东西。例如﹐西方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西方右派是反对的﹐左派主张扩大工会权利﹐右派是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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