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为增长而竞争:中国之谜的一个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3 次 更新时间:2006-05-15 00: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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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进入专栏)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众多的西方经济学者感到难以理解,认为中国法制不健全,私人产权保护缺乏,政治改革滞后,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就难以从经济学上做出完善的解释。

   而且,我们一直可以听到有关中国经济的两种不同的声音:许多来自海外的朋友,包括海外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等,谈到中国经济时都非常振奋;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则显得比较谦虚,他们更多谈到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比如低效率、腐败、地区差距和宏观不稳定等。

   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学上作出解释?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又应该作出怎样的评价?

  

   一、为增长而竞争的意义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的转型,为什么西方的观察家感到难以理解呢?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转型、发展和增长的逻辑来自于今天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一个成功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面关系,应该是由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以及尽可能快地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来决定的。

   “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认识在理论上虽没有大错,但却是有重大缺陷的。它的最大缺陷是它把“转型”理解为一个在经验上并不可靠的“正统道路”而拒绝转型的创新。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经验以及对“转型”的深刻含义。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对“后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在于,它没有套用所谓的“正统道路”,它尝试着转型的创新和通向成功增长的转型替代。这一认识与兴起中的“比较制度分析”所倡导的认识范式不谋而合。

   不可否认,作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起飞经验拥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中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很多在小型经济体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大国会比较困难。比如,一直有很多经济学家依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主张中国要靠迅速培育少数产业的“航空母舰”来帮助实现集约的经济增长。再如,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应该过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高储蓄率的经济体之一,而且吸引外资并不是东亚的典型经验。

   如果仅仅就这些评论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些评论者只看到了一些非常局部的现象,没有搞清楚形成这些局部现象背后的一致的逻辑:中国经济里面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抵抗着“航母”的出现;同样是这个强大的力量让中国的经济始终处于日本和韩国未曾达到的全面开放的状态。可以说,中国经济起飞和高速变化的动力目前就来自于这个强大的力量。在我们经济背后存在的这个力量已成功地推起了中国经济这个庞大的躯体。

   也许这些年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再重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力量。相反,我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那些暴露在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问题。我们总是会去批评流行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以及银行的非独立性等问题。但是,我们尚需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批评的这些问题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市场整合和一体化迟迟不能发生?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这么巨大的经济躯体,我们要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一个垂直集中的决策机关吗?在政治热情消退之后,我们怎么解决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这些问题最近总是让我挥之不去。

   我能够让自己信服的解释只有一个: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在保持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同时,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和体制。这个现实已被不少经济学家所发现。今天不能天真地把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整体和一个完整的市场组织,它过去不是,今天更不是。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欧洲各国的差别还要大,而且这种差别长期存在着。

   中国经验的确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这样一个转型创新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倍加注意和认真对待: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威权,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的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的“控制权市场”,从根本上替代了“后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没有彻底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但却有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展开的充分的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的进程和融资市场化的步伐。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地方间的竞争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牵制了违背相对优势的“航母”型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

   当中国经济被事实上分解成成百上千个小型的经济体之后,表面上看它们之间的竞争造成了“重复建设”,并且很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之中。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发现,当我们在批评各地区“重复建设”的时候,从各省的“投入-产出表”上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

   不仅要成功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而且要成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过去20年来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其难度远不是打赢一场战争可以比拟的。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始终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反复调整的困扰。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试图提出一个帮助确立合理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其认识始终没有超越“行政分权”的范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和在1994年被正式确立为“分税制”的基本架构,无疑取决于多个重要的因素。我想强调的是,也许常常不被经济学家所重视的因素和事实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根据我的理解,首先应该就是“增长共识”的形成。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增长共识”被纳入执政党的纲领中,从政治上最终取代了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长期主导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我看来是实行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地方官员的考评和晋升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再加上财政体制上的分权和分税,很快就把地方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动力和能量的问题)解决了。在地方政府和干部人事制度上形成了今天流行的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政绩观”,成功地解决好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的平衡。

   我们可以批评“政绩观”贯穿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中可能产生和诱导出来的种种问题,但让地方官员都能树立起一个“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我们也无须否认,在一些地方的确可能出现“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的问题,可如果数字全是“吹”出来的,像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浮夸风”那样,我想我们的经济早就因为数字的膨胀而崩溃了,还能坚持到今天?

  

   二、经济发展与科技起飞

  

   很多人在谈起中国经济的发展时,往往联系到中国科技发展的滞后,因此给予中国经济更多负面的评价,而且往往同时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提升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的对策建议。对中国经济给予这样的评价和政策建议是否正确呢?这需要了解当今世界上真正依靠“科技起飞”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而避免走弯路,将有限的资源更有效地投入到最能迅速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用途上去。

   上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前苏联经济的衰退,以及日本和东亚经济的起飞,经济学家开始集中关注和研究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它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并获得了大量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

   这些理论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资本积累。人均资本的形成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由于人均资本积累的速度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除非有生产率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否则经济增长迟早会下降。

   第二,生产率的提高有多方面原因,比如,教育与培训水平、学习的速度、竞争、规模经济以及技术的变化。其中,技术的变化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第三,技术的变化主要是指应用技术的进步。它往往表现为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水平和专利技术的增长,以及新的创业型企业的兴起和扩张。

   第四,以科技创新活动主导经济增长是发达经济(例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第五,“科技起飞”与产业结构的转变遵循着领先——跟随的模式。从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经验来看,后进经济实现“科技起飞”往往遵循着技术引进、模仿、消化和自主开发这一时间链条。这样的起飞模式将节省“赶超”的时间,有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我们先从整体上看一看“科技起飞”的经验特征。就我国的整体水平来讲,在过去20多年里,我国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 的比重(即“研发密度”)虽然有了一些提高,但始终还没有超过1%;直到最近,我国的研发密度才刚刚超过1%,达到了1.1%左右。

   虽然我国的研发密度值还只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3左右,但是根据国际经验来判断,我国的科技投入正在接近一个“临界值”。就是说,如果仅仅按照科技投入来测算,我国“科技起飞”的进程已经走到了一个“门槛”,越过这个门槛,我国就可能进入“科技起飞”的阶段。

   研发密度只是全部科技故事的一个线索,沿着它,我们将问题引向深入。投入非常重要,但是“科技起飞”和科技创新肯定还不仅仅是一个投入多少的问题。这是因为,科技创新涉及到经济社会制度等很多体制方面的问题,不仅与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队伍建设有关,而且与技术开发的一整套商业模式有关。例如,有了可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谁来分配,分配给谁,如何使用这些经费,谁制定科研项目,怎样界定知识产权,谁对研究开发说了算,等等。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建立和健全一个透明的市场制度和商业运行模式。

   去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承智先生(GeorgeGilboy)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迷思》(2004年7/8月号),随后又在《21世纪商业评论》(2004年10月第2期)上发表“什么阻碍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专栏文章,探讨我国现有的科技创新体制。他认为,技术开发的成功和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不仅要求有大量的资本投入以及较强的科研与工程能力,更重要的是依赖于产业与公司的结构和组织如何根据市场信号来影响资本和知识投入的流动。创新是一种社会活动。中国并不缺乏资金投入,也不缺乏科学、技术及工程能力,此外,很多改革中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有创造力,但是他们缺乏内外组织、管理、沟通和“联系”的能力。这个观察道出了我国体制的一个特征:即纵向控制的能力过度发达,抑制了朝“横向联系”方向发展的能力。

近10年来,尽管我们对于科技、教育和研究的资金和资源的投入按几何级数增长,但是这些资源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仍然是纵向的,获得资源的竞争方式也是纵向的,科技创新也更多地成为一种纵向的活动。在国外,研究项目资助的70%以上用于项目负责人和市场招募研究力量等人员的报酬和支出;而在我国,80%的项目经费用于本部门的装备建设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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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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