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0 次 更新时间:2015-08-20 17: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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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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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新常态与中等收入陷阱

   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分歧的。在国际上,既有认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Chinese century)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15),也有预言”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沈大卫(David Shambaugh,2015)。

   在中国,乐观派和悲观派对趋势的解读也完全不同。林毅夫(2015)是乐观派,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10年或更长时间增长8%的潜力”。理由是“人均GDP是衡量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差距的标准,中国2014年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14%,按照购买力也只有美国的25%左右。日本 、韩国在以往发展阶段中,追赶差距的过程中取得了8%-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也具有实现8%以上增速的潜力。”

   针对2010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放缓,林毅夫认为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及周期性因素引起的,理由是其他国家也全面放缓,甚至比中国下滑更严重 。面对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应当且可以采取反周期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以维持7.5%的增长率,同时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毕竟中国拥有很高的私人和公共储蓄,外汇储备超过3.3万亿美元,并有实现产业升级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巨大潜力。

   比较中庸的观点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规律,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将会长期保持在目前7%左右的“新常态“。按照厉以宁(2014)的说法“‘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换句话说,以前高速度是不正常的,“以百米的速度跑马拉松”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现在速度降下来,不过是“符合经济规律“而已。

   而悲观派则认为,中国经济会继续下滑,并有极大的危险陷入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Indermit Gill & Homi J. Kharas,2007)中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跨越这一阶段。”

   许小年就是悲观派的代表:“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原因就是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产能过剩、投资需求不足”(许小年,2014)。在悲观派看来,此次经济下滑的原因来自内部,结构性的。像2008年那样通过巨额固投拉动经济的做法已经无法奏效,因为需求不足,更多的投入只会增加库存,使经济更加恶化。他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家理解周期性衰退不一样。”

   混乱的解释,源自于混乱的理论。中国经济从短缺进入过剩后,原来短缺经济行之有效的政策,在过剩经济时代已经不适用了。但有效的政策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对经济过剩的原因,有更深刻的理解。高速增长不意味着违反经济规律,中低速增长也不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安全 。中国既可能像南美、南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也有可能向日、韩、新加坡一样,乘势而起,一举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简单的类比,可能因参照物不同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重要的是明白两种对比物各自形成的原因。

    

   一、中等收入陷阱:从短缺到过剩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提出这一概念的世行报告并没有给出一个官方的定义。维基百科倒是有一条解释,但也只是描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平,将停留在这个水平的情况。由于工资上涨,制造商常常发现自己无法和别国的低成本生产商相竞争,但他们仍觉得自己处于高附加值产品的先进经济体内,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百度百科的解释也差不多:“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他的合作者在2011年3月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什么时候增速放缓: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含义》(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 Kwanho Shin,2011)的论文。在他们看来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一定会出现增速下滑的。原因有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难于提升生产率的服务业;巨大资本存量带来更多的折旧需要弥补;经济接近技术前沿,仿效让位于更加困难和高成本的创新。

   所有这些论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从生产和供给的角度来定义和解释些“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状表现在生产,处方自然也是针对生产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就遭到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姚枝仲,2014)。任何收入阶段,都有自己的增长陷阱。增长放慢只是外在表征,发展中国家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真正原因,并不能通过数据本身得到解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要想站住脚,首先就要说清与其它收入阶段低速增长的原因有什么不同。

   马尔萨斯(1789年)的“低收入陷阱”(Poverty Trap )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差别,在于生产关系中,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逆转。如果把“低收入陷阱”定义为“由于供给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那么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所导致的 “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被定义为:“由于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低等收入陷阱”缘于供给不足,首先是生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源于消费不足,首先是消费问题。这就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如何改进生产,而是如何扩大消费。所有进入发达经济行列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突破了消费瓶颈的国家 。其发达程度,取决于生产过剩问题解决的程度。

   怎样才能解决对消费不足?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消费不足只是关于收入数量的问题,是线性的变化。扩大消费的途径,就是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如果收入还消化不了过剩的生产力,就必须依赖出口;如果出口面对竞争,就会发动战争。这就是两次大战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逻辑。

   但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升级为发达国家,却并未遵循这一传统逻辑。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内需模式出现了重要变化——集体消费取代个人消费,成为消费市场的主体。公共产品需求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急剧扩大,扩大的国内市场再通过全球化连接为一体,极大地缓解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些国家实践表明,经济从短缺变为过剩,并非缘于个人收入不足,而是消费结构的不同——从私人消费为主转变为公共消费为主。这种消费结构升级,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而是结构性的非线性转换。

   我们只要比较下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个人消费的差异,就可以发现,从住房、汽车,到彩电、冰箱……几乎所有个人消费品方面,两者并没有太大差距。两者之间的真正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保、医保、环境、治安、教育、公路、铁路、通信、电力、给排水乃至国家安全这些公共产品的消费上。一个发达国家的家庭,收入的30~40%用来购买公共服务并非罕见 。而发展中国家家庭,购买公共服务的数量和占比都要低得多 。

   这种消费结构的转变,不仅反映在家庭支出结构上,也反映在战后发达国家集体消费产品的支出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且不可逆的增加上。斯蒂格利茨(1998)就注意到:“现在美国政府的支出约站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而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则不到百分之十,......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共部门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强。”  富裕的北欧国家则更高。

   不仅消费出现结构上的变化,大量生产活动也越来越显示出对规模巨大集体消费模式的依赖。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由固定成本(fixed cost, 如资本)和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如工资)两部分构成。两类成本构成不同,决定不同生产方式资本的有机构成。公共产品(比如公路)可以帮助私人产品(比如汽车)实现大规模生产,从而极大地降低单位固定成本(平均成本),抵消可变成本(工资)的增加。

   马化腾说:“互联网相当于电力时代的电”。其中的“电”就是产业的“公共产品”,各类电器,则是私人产品。可以说,发达国家所有主导产业,都可以视作“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plus)组合而成的产业。“互联网”是公共产品,各类应用,则是私人产品;“道路”是公共产品,各种汽车,则是私人产品……产业的升级,首先就是公共产品的升级。

   产业升级无法自我实现——它是公共服务升级的结果。大规模生产使有机构成高(资本密集)产业的发达经济(市场较大且工资较高),形成相对于不发达经济(市场较小但工资较低)的比较优势。结果就是发达国家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占比大),升级到资本密集的“公共产品+”产业(资本占比大),而将不具有比较优势、有机构成低的私人产品生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 。

   凡资本密集型企业,必依赖市场规模才能获得足够的竞争力;若要获得必要的市场规模,就必须依托发达的公共基础设施。阿斯乔(ASCHAUER. D. A. 1989)对1950—1988年的公共投资曲线的分析表明,头20年,公共投资上升阶段,要素生产率是2.8%、私人资本收益率10.7%、私人投资率3.8%;随后的下降阶段,则分别降至1.4%、7.9%、3.1%。他的分析显示,公共投资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增加0.45美元。阿斯乔的研究,证明了本文的观点:1)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升级的基础;2)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投资是相互补充的;3)落后的基础设施将会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有着远比后者发达的公共产品(或者说集体消费)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结构(而非市场规模)不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能力可以高出发展中国家几个数量级。

   公共产品的多寡,乃是区分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真正分水岭。“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体消费不足的问题。与其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倒不如说,存在一个“公共产品门槛”——跨过这个门槛,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鲤鱼跃龙门”,一举成为发达国家;跨不过这个门槛,就会消费不足,长期在徘徊在中等收入状态。

    

   二、公共产品之难:供给与需求

   是什么决定了消费市场的结构?为什么大多数经济无法实现消费结构从私人产品为主,向公共产品为主的升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产品并不能通过个人收入的加总,自动形成有效的供给与需求。收入分配结构(贫富差距)和生产盈利模式(收益漏失)这两大难题,决定了公共产品能否被市场有效供给:

第一,公共产品的需求——贫富差距问题。对公共产品消费而言,收入的加总并不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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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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