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15-04-11 06: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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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准确把握和加快实现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则是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大考量。

   中国经济原有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

   中国经济增速趋缓,从本质上看是原有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使得经济潜在增长率不断回落。

   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配置在发生转换。中国劳动力成本10多年来大幅增长近4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2.9美元。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更加明显。因此,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国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传统人口红利”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将不复存在。

   出口需求发生常态性萎缩,经济需求结构在发生转换。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依靠国际市场消化国内产能,是支撑我国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面临的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有所加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短时期内,经济同样很难有很大的改观,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等措施,发展中国家都在重塑和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环境雪上加霜。因此,这种发展态势倒逼我国必须逐步转换需求结构,将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产能严重过剩等矛盾突出,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消耗超过全球总量的22%,单位GDP能耗大约是世界水平的2倍,发达国家的4倍,甚至高于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显然,目前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能源供给制约因素加剧,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凸显。我国能源和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因素在逐步凸显。与世界经济强国相比,我国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废气排放量、废水处理量等指标都有很大差距,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国的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全国很多地区雾霾频发,这不仅是对传统发展路子的惩罚,也是能源资源环境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剧的突出表现。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机遇和动力

   虽然中国经济原有的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需要历史地、辩证地来看待经济新常态,看待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每一次阶段性转换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关键是我们能否有效地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就意味着新的发展动力。

   大国红利。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技术红利。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我国已有的技术储备和全球技术在新增长点上的探索将为我国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提供新的机会,将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技术红利。

   发展红利。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改革红利。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支撑因素,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改革红利。

   加快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转换

   中国经济正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换的新常态,这种转换总体上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发展,但这种转换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需要积极谋划,科学研判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新的增长动力的平稳转换。这既是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

   创造新的人口红利,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已经是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经济新常态下,要顺利实现劳动力要素配置动力的转换。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与教育普及;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使工人的技术素质有大幅度提高,培育支撑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创造新的人口红利;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挖掘早期老年人的劳动力资源潜力。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优化经济需求结构。经济新常态下,要更加注重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充分发挥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实现消费扩大与升级新常态。当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要顺利实现经济需求结构的转换。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夯实居民消费基础,实现消费扩大与升级;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居民消费预期;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提高市场监管能力,使得广大居民能够“放心消费、安全消费”;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养老服务、医疗健康、旅游度假等新的居民消费热点。

   强化科技和产业组织方式创新,加快实现创新驱动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更多依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坚持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努力形成“万众创业”、“人人创新”的新局面;积极鼓励广大企业实现产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的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中国大地成长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加快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新的区域增长带和增长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强大引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的投资需求,将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提供持续的动力。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理念,释放农村劳动力、土地和消费的巨大潜力,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同时,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密切与沿线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往来,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部署,积极疏散京津非核心功能,构建整体优势,力求使京津冀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带动力的特大城市群;加紧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激发全流域的经济增长潜力,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加快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改革最大红利。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之一。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要求,加快体制改革步伐。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在政府职能转变、现代市场体系、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等领域的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红利。要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充分释放“反腐红利”,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热情,为经济增长提供法治保障和政治保障。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经济开放与合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新常态下,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日趋复杂,各种各样新的区域合作框架机制在不断推出。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积极完善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巩固出口市场份额;要利用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创新载体和创新窗口,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要充分利用上合组织、APEC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加快研究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发挥主动性,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确保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再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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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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