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记者汪恒北京十八日电】北京大学在十八日紧急叫停了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主持的，有关日本政治大国化问题的讲座，这可能是相关部门为避免激化反日情绪的统一部署。
据一位任职于北京大学学生共青团委员会的人士介绍，这一讲座是校内青年外交学会组织的，面向在校学生，原定于十八日晚举行。金熙德作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对日本政治大国化有精深研究。日本政治大国化与目前中日交恶的时政没有直接关联，但仍然可以通过「谋常」等问题联系起来。目前与日本有关的话题多成为敏感话题，加之讲座结束后按惯例会安排专家与学生交流，在民众抗议日本情绪高涨的局面下「不排除有造成学生情绪波动」的危险后果。因此，对于此次讲座被叫停，他并不感到意外。
据悉，取消这一讲座是团委下发的直接指令，意在避免激化反日情绪的可能性。
对于讲座的取消，北大青年外交学会组织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能够理解和接受校方的决定，毕竟现在是非常时期」。
另据记者了解，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举办、参加与日本问题有关的学术活动，以及就日本话题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态度大多趋于慎重。
专家谈中日关系/ 极端情绪不利对日交涉
2005-4-19
【大公报记者汪恒北京十八日电】中国民众目前的反日情绪已在一定程度上趋于极端化，专家指出这不仅影响社会稳定，更不利于政府正确制定对日交涉目标与执行具体战略，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长期研究政治决策的专家分析，中国政治决策总体的发展趋势是开放化、透明化，相比二十年前乃至于十年前的情况，现在民众意见对决策的影响更大了。但是，如?癖姴蛔⒁庾陨肀磉_意见的方式和分寸，或是仅仅追求不负责任的情感宣泄，不仅会分散政府精力，还会对政府的理性决策造成严重的干扰。
目前，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面临的情况已经十分复杂了。由此民众更应该以实际行动表示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温和而理性地表达自己对日本的意见。因为任何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必须考虑对国内的影响，如果国内民众真的为狂热情绪所支配，政府确定目标时将不得不首先考虑到安抚民众，而不是「有理、有节、有利」地与日本交涉，争得国家的最大利益。
这位专家指出，站在高处大声漫骂或是砸毁一辆日本汽车，对处在狂热人群中的一个人来说并不难做，而且他很容易因此成为人群中的「英雄」，风光一时。但是国家在决策对外战略时不可能这样简单化，国家必须考虑民众的福利与长远的发展，绝对不能凭一时的血气之勇，追求一时的喝彩与掌声。
专家谈中日关系/ 抵制日货将致两败俱伤
2005-4-19
【大公报记者夏佳北京十八日电】目前内地出现了一种抵制日货的思潮，对此大公报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杨栋梁，他指出，目前出现的抵制日货的言行是不理智的，因为一旦抵制日货的思潮变为行动，其结果不仅会两败俱伤，而且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抵制日货效果有限
杨栋梁分析日本对外贸易现状说，日本和中国的大笔贸易地区结构是一样的，即美、欧、中是重点，但是和中国比较起来，日本对外贸易的区域分布更均衡，譬如对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量也是相当大的。另外，尽管日本对华多年来一直是顺差，但近年状况有所改变，对华贸易黑字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因此，抵制日货不见得对日本经济产生根本性影响。
同时他认为，抵制日货受害的不仅是日本，中国无疑也是受害者，因为日本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性措施。他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发达国家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当然也进口了大量商品，结果是我们技术水平也在提高，缩小了差距，我们的不少产品开始有了国际竞争力。但是必须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是明显的，比如日本的制造业水平还远远在我国之上，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抵制日货，等于自己关闭了国门，而这样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得太多了。
杨栋梁分析说，问题的复杂性也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种产品往往是多国合作的结晶，某种商品可能标注的是日本品牌，但很难判断这一商品中有多少零部件是中国制造，因此也就很难判断受害程度孰轻孰重。
经济全球化难分日货国货
他介绍说，现在的情况是，日本的大批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投资额已达到六百六十六亿美元，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如果抵制日货，这些日企生产但又是「中国造」的商品算是中国货还是日本货？这个界限怎么区分？搞不好就是抵制了日货的同时，也抵制了国货，届时不仅是我国的国民生产将受到影响，还可能会引发失业和社会不稳等连锁性反应，使国际问题国内化。
杨栋梁最后指出，抵制日货的主张之所以不可行，还在于它将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使我国在国际商务合作上陷于被动地位。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庄严的承诺，我们有遵守国际规则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利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
另据路透社东京十八日消息：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高岛肇久在北京强调，虽然中国近日连串的反日示威创造了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局面」，但日本无意在政策上作重大变更，部分原因基于双方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他说：「我们没看到有需要因为这些激烈的反日示威而改变我们的对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