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 张军:中国的消费率太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 次 更新时间:2013-02-20 19: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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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   张军 (进入专栏)  

  

  编者按: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呼声四起,要求消费主导的声音亦日复一日。对于官方消费数据是否低估、低估几许,各界也一直充满争议。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朱天撰文指出,中国消费率太低的流行观点,是基于错误的理论和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肤浅理解之上。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低迷,要求刺激、拉动中国国内消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消费过低、储蓄过高、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的确,根据官方统计,消费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这意味着总储蓄率达到了52%!这些储蓄不仅为占GDP 48%的国内投资提供了融资,同时也以资本外流的形式,为占GDP 4%的净出口提供融资。相比之下,在全球范围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80%,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8%,欧盟则刚刚超过80%。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也大大低于自己20年前60%的水平。按照现在流行的观点,中国人的消费不足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必须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一方面来帮助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另一方面也是其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然而,关于中国消费率太低的这种流行观点,其实是基于错误的理论和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肤浅的理解之上的。首先,这种观点错误地假设了需求可以驱动增长。当经济在低于其潜在产能的水平运行时,需求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当前或短期的经济增长率。这是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我们对此都没有异议。但是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依赖于其生产能力的扩张,而这取决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是说,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如果消费需求就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

  

  低消费率的另一面是高储蓄率,它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不依赖于外债的情况下实现高水平的投资,这也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得以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1990年到2010的二十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5%,与此同时,消费的增长也达到了8.6%(考虑通胀调整因素后)。虽然消费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但高达8.6%增速已经非常了不起,因为世界平均水平还不到3% !同一时期的印度——另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其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5.8%,也低于其GDP6.5%的年均增长率。听起来也许有些拗口,但中国相对低的消费率正是其很高的消费增长率的重要原因。

  

  那些熟悉经济增长理论的人应该会同意上面对于消费驱动经济增长这种流行观点的批评,但可能会有人指出,中国不到50%的消费率也低得太不寻常了。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经济体长期保持了这么低的消费率;即使是已经发达的东亚经济体在他们快速增长的时期内似乎也没有经历如此低的消费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可能就太低了,投资过多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论点:官方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消费水平。中国真实的消费率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到15个百分点,达到GDP的60 - 65%,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理想的比例。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对消费的低估来源于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统计数据大大低估了居住消费。若干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在这方面已经指出过这一点,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国家统计局也早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实际统计中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居住消费由租金、房屋维修保养及水电煤气等支出构成,其中租金又包括租客支付的实际租金以及房产所有者自住的虚拟租金。理论上,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应该等于住在自有房屋中的居民要在租赁市场上租住类似的房子需要支付的租金。而在实践中,计算虚拟租金并非易事。统计局使用建造成本乘以一个固定的折旧率(城镇住房是2%、农村是3%)作为粗略的估计。虽然这种方法很容易,但是它大大低估了实际的居住消费。不仅建造成本大大低估了房屋的市场价值,而且2%的折旧率也低估了实际的租金回报率。使用这种方法计算得出的2009年中国居住消费占GDP比重仅为6%。然而,在同一年,经合组织中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体(美、日、英、德、法、加)的居住消费占GDP比重都在14%左右,该组织中两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居住消费占 GDP比重分别为 11.1%和16.5%。即使是印度,居住消费也达到GDP的8.6%。

  

  根据我们的估算,在2009年,如果中国城市住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4000元人民币(640美元),平均的总租金回报率是3%,由此计算出来的居住消费支出占到GDP的10%。仅这一项消费支出的重估就将中国的消费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如果农村住房消费被官方统计低估了1个百分点的话,那么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就被低估了5个百分点(顺便说一句,虚拟租金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也是收入的来源,这意味着,中国的GDP也至少被低估了5%。) 。考虑到中国城市异常高的房价这一事实,中国的居住消费可能占到GDP的11%或者更多。

  

  导致消费被低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官方统计数据不能涵盖由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此项支出一般被视作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是耐用消费品,则被视作投资支出。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消费!例如,许多企业主或高管通过公司账户购买私人汽车,这些汽车的购置成本会被计入投资支出而不是私人消费。我们怀疑,大多数豪华进口汽车都属于这一类。这种通过公司账户进行私人消费的做法在中国普遍存在,包括吃喝宴请、旅游度假、汽车保养、汽油消耗、通讯支出等等,几乎任何可以开发票的家庭用品的开支都可以打入公司账户。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而言,公款支付的实物消费成了一项重要的福利。这种做法大大节省了公司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所得税,但也因此让中国的消费被大大低估了。当然,要确切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消费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消费占家庭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国实际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就被低估了3.5个百分点。

  

  消费被低估的第三个原因则与住户调查方法有关。这种方法依赖于被抽样调查的住户每个月详细记录家庭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参与记账的家庭只得到很少的报酬。全国住户的消费支出的总额则是用人口数量乘以住户调查得出的人均消费支出。这里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我们知道高收入、高消费的家庭在样本中的代表性是很低的,因为他们没有动力去报告他们的收入或者不厌其烦地记录每笔支出。这就导致全国人均消费被低估。其次,记账的住户很容易遗漏一些支出记录,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支出,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动力去保证记录的准确性。第三,实物消费可能被低估了,既可能是因为住户没有准确记录这类消费,也可能是用过低的价格来计算这类消费的实际价值。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怪统计局工作做得不好,而是要告诉统计数据的使用者应该了解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最后我们想要指出,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在做国际比较时通常不会简单采用各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而是采用所谓的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的数据。该表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价格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rices Program)根据各国商品价格的调查结果而重新编制的世界各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宾大世界表不同于官方国民收入统计之处在于它根据购买力平价对各国的消费和投资价格水平以及官方(或市场)的汇率做了相应的调整使得各国的数据具有更好的可比性。

  

  根据最新发布的宾大世界表,即使不考虑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被低估或遗漏的消费支出,中国的消费占比在2010年(该表的最新年份)也达到了GDP的60.9%,而不是官方数据给出的47.4%。这个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宾大世界表是用所谓的“国际价格”而不是用中国的名义价格来计算中国的消费和投资的价值。与投资品价格水平相比,中国的消费品和服务(包括政府服务)的价格水平较国际水平更低。具体来说,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的价格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42%,而投资的价格水平则相当于美国的68%。

  

  此外,根据宾大世界表,中国的消费率在1990年是58.9%(而不是官方的62.5%),而且。在过去的20年间,该比率一直稳定在60%左右的水平,而不是像未经调整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在不断下降。(从技术上讲,这是由于在此期间中国消费价格水平相对于投资价格水平上升更慢。),因此,如果说中国60%的消费率太低,那么,至少根据宾大世界表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里它从来都是这么低!但中国经济不正是在这20年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吗?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低消费现在就成了问题呢?

  

  中国60%的消费率与同样基于宾大世界表的数据计算出的东亚四小龙的消费水平具有很强的可比性。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的消费一直占GDP的大约60%;香港的消费率在1960年以来也都保持在60%左右;新加坡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消费率从来没有超过60%,过去二十年的平均消费率只有45%,比中国已经很低的官方消费率还要低很多。这三个地方都先后变成了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体。台湾的消费率略高,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低于70%,在80年代中期低至60%。同样,另一个高储蓄的经济体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年份的消费率也都低于70%,在一些年份还曾低到61%。

  

  当然我们也不能迷信宾大世界表的数据,但同时考虑到中国还有大量的消费支出并没有被官方数据统计进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用可比的国际价格来衡量的中国的实际消费率不会低于60%,与东亚四小龙所经历过的水平非常相似。也许正是由于类似的“低消费高储蓄”的倾向,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高收入的东亚经济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译者范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 朱天、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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