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2 次 更新时间:2012-11-02 21: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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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最令人瞩目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之一。这一改革起因相差很大,但结局几乎如出一辙,即从早期的迅速发展,到中期的陷入停滞,最后走上无可挽回的崩溃道路。大约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此画上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句号。

  为甚么曾经如此具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难免崩溃的命运呢?对此,人们长期以来要么归咎于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领袖人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叛离,要么归咎于改革举措的不当,甚至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无疑,这些说法都有一定根据。但单凭这些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从改革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似嫌单薄。本文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与秩序保障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进行解释性描述与分析,以期更为准确地理解其改革走势。

  

  一 令人震惊的“发展奇迹”

  

  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组织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复杂集合体。在这一名称之下存在着从形式到实质差异都非常巨大的各种变体。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定涵义:在原生形态上讲,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秉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政体上呈现为极权主义,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实行计划经济,在国家权力的存在方式上以国家吞噬社会与市场为特征。而在改革形态上讲,就是要对前述各个方面进行改良,以便显示出某种弹性,从而延年益寿。因此,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包括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国家,其指涉对象限定在苏联、东欧、中国、北朝鲜、越南和古巴,也就是所谓的“苏式国家”。由于中国和越南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其未来的走向和前景还有待观察,而北朝鲜和古巴明显抵制改革,因此,本文所论实际上限于人们习称的“苏联东欧国家”,或简称“苏东国家”。

  社会主义的改革并不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就出现的话题。在外部没有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创形态──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苏联)──造成重大威胁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曾震惊了西方世界。1945年以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一分为二,幷将现代世界区隔成两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联盟的情况下,苏东国家的发展,也给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厌恶剥削和压迫的左翼知识份子以巨大鼓舞,幷且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巨大压力。

  从苏联来看,发展奇迹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来: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尽管是一个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经济以摧毁性的打击。“十月革命”爆发之时,俄罗斯的经济正处于严重的滞涨状态。布尔什维克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巩固权力与发展经济成为两大难题。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开展了毫不妥协的党内外斗争,不仅确定了独占国家权力的政治体制,将政党意志直接转变为国家意志,而且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党体制。在经济上,苏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断然实施工业国有化、余粮征收、集中供给制,但这类政策既受到绩效的困扰,也受到社会的强烈抵抗。列宁就此转向推行“新经济政策”:小规模的工商贸易允许私人经营、征收农产品改为征收粮食税、允许农产品的市场交易。这种“退却性”的经济政策成为后来强制工业化的秩序基础。1920年代初中期,苏联建立起了计划与市场混合的经济体制1。

  到1928年,局势相对稳定的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强制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苏联的国家自我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依赖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来取得发展,必须“自力更生”。于是,在意识形态的强大推动之下,苏联开始了国家直接布局的工业化过程:一是调整全国工业经济的布局,在远离传统经济中心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内陆设立工业基地;二是强制推行农业的工业化,使消费品供给体制工业化;三是推进教育改革,为工业化培养所需人才;四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筹划发展事务2。

  仅用十年时间,到1937年,苏联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目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差不多四倍半,完整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起来,而且分布在苏联的欧洲和亚洲部分。这种依靠国家权力布局的“无情的工业化”,推动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国家的行列3,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上的奇迹。

  苏联迅速的工业化大大提升了国家实力。这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与美国对抗,以及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与此同时,两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也对苏联强化工业化提供了帮助:在二战中,苏联接受了大量的英美援助,有力地促进了工业技术更新4;二战后,苏联又从战败的德国接收了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依靠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对强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经济分工5,从而保证苏联借助于分工优势保持大工业国的地位。至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因为获得了经济区域互助的活力,在诸如能源供给、金融合作、交通运输等方面获得了发展动力,相比于此前,其发展也显得迅速得多6。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使本国执政党喜形于色,因此不吝辞藻地赞美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紧紧跟随苏联的步伐。一方面,苏式政治体制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在东欧国家扎下根来;另一方面,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也成为东欧国家工业化进路的模仿对象;中央计划体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成为东欧国家发展的三个支柱7。至于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更是对苏联模式表示发自内心的认同,幷长期以之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

  苏联模式带来的增长奇迹,使西方国家的左翼知识份子激动不已,也使他们对苏联倾慕不已。苏联模式满足了他们批判不道德资本主义的主观偏好,幷且使他们认定苏联模式是替代不道德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法国左翼知识份子在1940至1950年代对苏联的礼敬可作为代表。如萨特(Jean-Paul Sartre)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支持苏联:“经过十年沉思,我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只需要捅破一层纸。用教会的语言说,这是我的改宗。”他的改宗宣言简洁明了:“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8我们不能说这类言说仅仅由于萨特的个人信念所致,而应该注意到苏联的发展态势也许是他们如此仰慕苏联或共产主义最大的动力所在。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就,也使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巨大压力,其一是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上加以调整,其二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发生巨大分歧,幷坐实了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调控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一压力,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解析:

  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劲发展,尤其是它所确立的发展模式,即由国家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强制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从增长上看,确实远比诉诸市场力量的西方国家要令人兴奋得多。从一个简单的同期数据对比,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增长的巨大差异:1930年代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4.5倍,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则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状态。1950年代苏联体系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产值增加都在一至三倍,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支持下才刚刚恢复到二战以前的工业产值水平。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而言,支持市场主导的思想家与支持政府主导的思想家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争辩,其结果是后者占据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这中间的两个着名人物颇具代表性,一是市场经济的辩护者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又译海耶克),一是政府调控的主张者凯恩斯(John M. Keynes),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后者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人物,而前者只好转向研究政治哲学。这一争论自然涉及两者的价值偏好和学术观点,但其中苏联的强劲发展则是其现实背景。在这场争论之后,英美两国实施的经济政策,都将凯恩斯关于政府调控的理念,作为经济政策的主导理念加以贯彻9。由此可见,由国家推动的发展奇迹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诱惑力。

  

  二 功能性改革与结构性病症

  

  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出现了发展迅速但配套不足而带来的严重问题。由国家权力体系直接推动的发展,一定会仰赖于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的严重倾斜性配置,也就必然导致种种问题。从苏联的情况来看,“无情的工业化”既造成工业体系的畸轻畸重,更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的健康成长。国家权力体系全力推进工业增长,势必要求这一权力体系建构成为垄断资源的极权体制,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必须无条件地屈从于国家力量,因此经济的强势增长对于经济体系自身和“国家”权力体制本身,都会造成损害。

  但是,在苏联体制还能维持一定经济绩效的时期,这样的体制弊端幷不为人们所意识到。在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无情的工业化”塑就的政治─经济体制,仅仅因为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便得到强势延续。就政治体制而言,这是一种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体制,斯大林统治的晚期甚至连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成为摆设,加之形式上应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联共(布)的政治玩偶,部长会议只是执政党的执行机构而非相对独立地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政府机关,以致苏联的政治运作完全是斯大林个人说了算。而执政党内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早就演变成了斯大林依照个人意志自上而下委派干部的专制体制。干部的终身制度也缺乏激励作用。整个国家体制的运转依赖长官意志,国家治理毫无规则可言。人民完全被排除在权力运作之外,成为受支配的对象。就经济体制而言,苏联推行生产资料国有制,幷强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集体农庄制);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强调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完全排斥市场经济,形成所谓的“指令经济”,幷且常常以政治化的方式处理经济发展问题;在工业经济的布局中,苏联将对显示工业产值具有突出作用的重工业置于绝对重要的位置,对其他工业门类则不予重视10。

  苏式极权体制看似存在其特定“优势”:这一体制能够在短期内使执政党高度垄断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源,既有效击退各种政治反对力量,又能在短时间内凸显经济增长奇迹,从而“证明”执政党统治的发展绩效。然而,执政党高度垄断政治、经济资源的体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必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从政治上看,苏式国家不是现代常态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变形的党化国家(party state),因此政治制度的运行缺乏秩序性、稳定性保障。党化国家垄断性地支配一切的极权主义发展模式,必然要依靠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领袖人物,他的天纵英明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保证。倘若他失去了这种天纵之才,则整个国家便会陷入愁云惨雾之中。而由政党、尤其是政党领袖支撑的经济发展,则更是呈现出一种脆性的发展状态──一旦政党及其领袖的钢铁般意志倾注于经济事务,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会令世人瞩目,但国家的资源配置不可能永远合理,经济发展也无法长期支撑。

  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的领导人,对于极权主义体制的弊端都不乏清醒认识的人士。正是这些人启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1950年代算起,到1990年代初期为止,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轮改革:第一轮改革从南斯拉夫肇始,后由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在苏联推进,并在东欧尝试;第二轮改革由东欧国家大力推动,触及到一些关键性问题;第三轮改革先在东欧国家启动,接着由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苏联强力主导,继而整个东欧国家出现改革高潮,但结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11。

  从第一轮改革来看,启动改革进程的南斯拉夫是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与南斯拉夫的联盟结构发生冲突。加之执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铁托(Josip B. Tito),因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而与苏共发生严重矛盾,尤其是因为巴尔干联邦问题导致与苏联的冲突公开化,从而开启了反思苏联模式的大门。南斯拉夫提出了以人民自治理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方案,将社会自治与国家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国家所有制的暂时性、国家消亡,以及消灭异化等马克思主义命题紧密联系起来。在政治制度上,南斯拉夫将自治改革法制化,在基层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改干部任命制为民主选举和定期轮换制。继而,南斯拉夫对农业政策做出了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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