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们的村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66 次 更新时间:2012-02-06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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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进入专栏)  

124年前,第一颗石头打下了桩,铺出的路,一路绵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抵抗无知,坚持科学实证的知识学习;孙逸仙抵抗腐败,坚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学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愿在毕业典礼演讲,因为这个场合的听众一定是最糟糕的听众——你还没开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经结束,而且,他决心已下,不管你说什么,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这个大厅的门,他这一生不会记得你今天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虽然如此,我还是来了,不仅只是因为,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也因为我“精打细算”过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的手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渴望在床边低头探视我的你,不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是一个具有社会承担﹑充满关怀和热情的个人。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毕业典礼,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但是今天同时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在今天的15分钟里我打算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点我自己的“人生”笔记。

奶粉和头虱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过了一段日子,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几个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所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粉粉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我们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个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她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1900年,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了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和你们说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们是香港大学一百周年的毕业生,而香港大学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西医学堂”。如果这点你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那我们看看1887年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不妨记得,在1887年,尸体的解剖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还是大逆不道的,而西医学堂已经要求它的学生必修解剖课。我们不妨记得,当鲁迅的父亲重病在床——那已是1897年,绍兴的医生给他开的药引,是一对蟋蟀,而且必须是“元配”。了解这个时代氛围,你才能体会到,124年前,创办西医学堂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改变时代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识到,那幕后推动的人,必须配备多么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多么远大的器识与目光,才可能开创那样的新时代。是何启和Patrick Manson这样的拓荒者,把你们带到今天这个礼堂里来的。

1887年10月1日,香港华人西医学堂首度举行开学典礼,首任学堂院长Patrick Manson致辞——曾经在台湾和厦门行医的Manson到今天都被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说,这个西医学堂,“会为香港创造一个机会,使香港不仅只是一个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看着台下的入学新生,他语重心长地说,“古典希腊人总爱自豪而且极度认真地数他们的著名伟人,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新的中国,当学者争论谁是中国的著名伟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伟人来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这个开学典礼之中。”

三十多个学生参加了1887年的开学典礼,学习五年之后,1892年的首届毕业生,却只有两名。其中之一,成为婆罗洲山打根的小镇医生,另一个,觉得医治个别病人远不如医治整个国家,于是决定放弃行医,彻底改行。

这个学名登记为“孙逸仙”的学生,起先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计划,有点像今天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去做小区服务。他走在香港的街头,看见英国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惊异之余,百思不解:为什么只隔八九十公里的距离,自己的家乡,一个叫香山的小城,却是如此混乱落后?他的小计划,就是把香山变成一个小香港。说到做到,二十多岁的西医学堂学生孙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乡,号召同村的青年出来铺桥修路,目标是修出一条路将两个邻村连通起来。这个小计划,最后由于地方吏治的腐败,以失败告终。小计划的失败,震撼了他,他于是转而进行一个略大的计划,就是推翻整个帝国。

从 Manson 1887年的开学致辞,到今天2011年的毕业演讲,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深沉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一些特殊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动如剑者,改造了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既聪慧又锲而不舍的人,发明了各种疫苗。今天你我所处的世界,天花彻底灭绝,疟疾和霍乱病毒已经相当程度被控制,台湾和香港的女生已经不知道有“头虱”这个东西。西医学堂创立124年之后的今天,港大医学院培养出很多世界顶尖的学者和医生,为全球社区的幸福作贡献。

而你们,正是踏着这个传统的足迹一路走来的。

亚洲的第一名

也许你会问,既然前面的“长老们”,譬如Patrick Manson,譬如孙逸仙,已经完成这么多重大的贡献,还有什么是你们这一代人,是你,可以做梦,可以挑战,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献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吗?

我相信有。

43岁的Patrick Manson在创建西医学堂之前,研究过他所处的时与地。地,是香港,那时香港华人的医疗照顾与对洋人的照顾相比是一个悲惨的状态。时,是晚清,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分崩离析而新的秩序和结构还未成形。孙逸仙毕业时26岁,每天从上环爬上陡峭的石阶上学,无时无刻不在“诊断”这个社会的存在状态,思索如何为人创造更大的幸福。

那么你们所处的时和地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看看你们是谁。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来自医学专业家庭,也就是说,这20%的学生有双亲或者双亲之一已经是医生或护士。你们之中60%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经具有高等学历。很明确地说,你们是社会的菁英层。即便现在还不是,将来也会是。

而你们所身处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香港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享有近三万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万居民中却有123万人生存在贫穷线下——所谓“贫穷线”,指的是收入低于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没感觉,你试试看走到大学前面般含道的某一个街口站一会儿,数一数放学回家走在马路上的学童:一﹑二﹑三﹑四,在香港,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在最繁华﹑最气派的中环,那些推着重物上坡的白发老婆婆是如何佝偻着背,与她的负荷挣扎的?在你们所属的这个社会里,40%的长辈属于贫穷线下的低收入户。

来到香港机场的访客,马上会被一个漂亮的招牌所吸引,广告词很简单:“香港是亚洲的世界大都会。”这个广告不说出来的是,香港是亚洲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会,贫富差距之大,超过印度,超过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已开发地区里,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你和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摄影师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头捕捉到这样的画面:刚好一辆 Rolls Royce 缓缓驶过一个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东西。

最寻常最微小的

我无意鼓吹你们应该效法鲁迅弃医从文,或者跟随孙逸仙做革命家,或者全都去从事社会工作,因为人生有太多有趣的路可以选择了。我想说的仅只是,身为这么一个重要传承的接棒人,你也许可以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思索一下自己来自哪里﹑何处可之。124年前,第一颗石头打下了桩,铺出的路,一路绵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抵抗无知,坚持科学实证的知识学习;孙逸仙抵抗腐败,坚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为如果你能随口回答,我反而要怀疑你的真诚。一个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信仰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Patrick Manson后来担任伦敦殖民部的医疗顾问,负责为申请到热带亚非地区做下层工作的人进行体检,体检不通过的,就得不到这样的工作机会。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90%的体检者都有一口烂牙,检查不合格。毕竟,有钱人才看得起牙医。他该怎么办呢?

Manson是这么处理的。他给上司写了封信,说,以烂牙理由“淘汰掉他们等同于淘汰掉整个他们这个阶层的人”,他建议政府为穷困的人提供牙医的服务。

有些专业者看见烂牙就是烂牙。有些人,譬如Manson,看见烂牙的同时,却也看见人的存在状态——他认识痛苦。就是这种看起来很不重要﹑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里的判断和抉择,决定了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花香不散

我14岁那年,全家搬到一个台湾南部的小渔村。因为贫穷,孩子们生病时,母亲不敢带我们去看医生——她付不起医药费。有一天,小弟发高烧,咳嗽严重到一个程度,母亲不得不鼓起勇气去找村子里的医生。我们都被带去了。四个年龄不同﹑高高矮矮的孩子一字排开,愣愣地站在这个乡村医生的对面。他很安静,几乎不说话,偶尔开口,声音轻柔,说的话我们却听不十分懂,是在地腔话的闽南语,还有日语。

林医师仔细地检查孩子的身体,把护士拿过来的药塞进母亲的手里,用听不懂的语言教导她怎么照顾孩子,然后,坚持不收母亲的钱。此后,一直到四个孩子都长大,他不曾接受过母亲的付费。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个医生。那个小小的诊疗室,几乎没什么家具,地板是光秃秃的水泥,却是一尘不染。诊疗室外连着一个窄窄的院落,洒进墙里的阳光照亮了花草油晶晶的叶子。茉莉花盛开,香气一直在房间里绕着不散。

(2011年11月28日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原稿为英文,此文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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