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2 次 更新时间:2011-09-17 11: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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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提 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韬光养晦”战略思想的关系,重新思考“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韬光养晦”,使其精神实质得以延续,才能实现中国从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演进到和谐大国、教育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的梦想。

  

  一

  

  如何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提出的 “韬光养 晦、 有所作为” 的战略思想, 是理解和贯彻当今我国外交方针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

  一个国家如何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并非当今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学术概念, 也并非世界各国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普遍问题。 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中国的学者和评论家那样,热衷于探讨本国的 “国际定位” 问题。 中国学者之所以如此关心本国的国际定位,是因为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发生着更为快速而明显的变化。在决定中国国际地位的诸因素中, 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国内发展的连续性与变革, 而不在于外部环境。

  本文在 “实然” 而非 “应然” 的意义上,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中国的国际定位” 进行分析。

  第一,实力定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是否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进而在世界上实力仅次于美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同日本相比,中国不但人口众多、领土广阔、经济规模宏大,而且国防力量的规模也超过它,又掌握了核武器。可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地缘战略优势和地缘经济优势都已超过远远超过日本。因此,说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应是可以普遍接受的观点。这里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于日本的综合“硬实力”虽然逊于中国,但它是同美国结盟的发达国家,并以此弥补了它在地缘战略中的劣势。在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等方面,日本远高于中国,甚至在亚洲的文化软实力也不弱于中国。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日本民族凝聚力甚强,政治体制坚固,社会长期稳定,生态环境优良,即使在过去20年经济持续低迷、政府频繁换届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政治动荡。日本的“稳”与中国的“快”、日本的“质”与中国的“量”,形成了鲜明对照,互有所长。

  同样不能轻视的是欧洲。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任何单个的欧洲大国, 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规模同美国不相上下, 欧元已是同美元相竞争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同欧盟的差距还很大。

  因此, 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经济虽已是世界第二, 且发展势头良好, 但仅据此而认为中国实力已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二, 过一二十年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特别是中国软实力发展滞后, 在国际舆论中声音仍然比较微弱, 更远远谈不上“世界第二”。

  对于中国的全球实力定位,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不过, 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和俄罗斯, 在实力方面也各有千秋。

  第二, 地缘战略定位。中国地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亚洲(即不包括西亚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所谓“远东”) 的中心位置,是“东方国家”。随着同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 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中心, 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作用超过美国和日本。中国也参加了东亚地区的几乎所有区域性经济组织, 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

  不过在地缘政治方面, 情景却完全不同。中国没有同周边任何国家结成政治或军事同盟, 却与日本、印度、越南等邻国存在领土或领海纠纷。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体系,目前是以美国同若干东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为中心的, 而且这些军事安排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种情况, 使中国无法像德国、法国或巴西那样,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代表本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言。换言之, 中国有对亚洲的地理认同, 也逐渐有了经济认同, 但却难以建立政治认同, 无法作为“领导者”或“代言人” 的面目出现。同时, 中国的利益和影响正向全球扩展。但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看, 都同美国这个唯一的全球大国的地位有很大差距。

  第三, 国家政体属性定位。一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独特。另一方面,中国又处在深刻而长远的改革进程中, 前进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中国领土尚未完全统一,还面临着民族分裂的威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和谐因素突出, 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缓慢。在国家财力充足、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人均收入低,贫富悬殊大。在政治体制稳固的同时,社会凝聚力有待增强。在主流意识形态鲜明、宣传工作主旋律突出的同时,社会思潮和舆论日益多元化,政府部门正加强维稳力度,时刻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政治渗透。出于国内国际方面的种种考虑,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民主化变革和国家分裂采取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上述的特殊国情与国策,说明中国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仍然十分巨大, 而且看不到缩小的趋势, 中国也因此而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异类”。

  第四, 国际角色定位。所谓的中国“国际定位”, 其实主要指角色定位, 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 而角色定位又受制于上述三方面定位。例如,中国的实力定位决定了中国不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出于自身利益和力量对比的考虑,中国接受了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国际规则, 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日益增长的实力使中国得以在国际组织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也承担了更多的外援、维和等国际责任。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周边国家所投入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政体属性, 则决定了它受到西方所倡导的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政治压力,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由国际角色定位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能否成为其他国家学习效仿的一个模式。虽然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 和“北京共识” 的讨论热烈,但中国无意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经验, 而也很少有事实根据, 证明其他国家正在按照“中国模式” 成功地重塑自己的政体, 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然, 上述几方面的定位是相互作用、不可能做明确分割的。简而言之, 中国的国际定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还有很大差距; (2) 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 (3) 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 正在经历深刻变革, 领土尚未完全统一, 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 (4)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 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

  

  二

  

  在可预见的将来, 上述“虽强犹弱” 的中国国际定位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决定了中国仍然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战略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期,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 被概括为“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早在1995 年邓小平还在世时, 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即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对这一战略思想提出的背景和内涵做出了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论述:进入90 年代前后, 国际风云剧变, 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 两极格局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 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 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 对形势突变及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 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 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我们要保持警惕, 谁也不怕, 谁也不得罪, 朋友要交, 心中有数; 要韬光养晦, 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 过头的话不说, 过头的事不做; 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 不要耽搁;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 是能够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回顾时代背景, 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思想的针对性。首先,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我国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遭到西方制裁的不利国际环境下, 党内一些同志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如担心美国将“挥师东向”, 集中力量遏制中国; 其次,那时党内出现某种悲观情绪,认为世界格局已成为“美国独霸”,中国在国际上无足轻重;第三,一些同志不够沉着冷静,在国内工作中要求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在对外工作中提出同美国和西方对抗的激进主张; 第四,某些对外政策偏激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要求中国“扛旗当头”,结成抗衡西方的联合阵线。

  正像邓小平在1992 年南巡讲话中提出在国内“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一样,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思想,是在对外工作中既要警惕西方政治图谋, 更要防止同西方对抗, 以维护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协调和稳定。“韬光养晦” 的精神实质是冷静、谨慎, 长期埋头苦干,集中精力干中国自己的事, 在国际上不当“头”。“有所作为”则指不应妄自菲薄, 在国际舞台上必须发挥应起的作用。有些研究者将“有所作为” 理解为不屈服于西方压力,敢于斗争, 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并不全面。同西方国家“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勇于克服重重阻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 也都是“有所作为”的表现。

  在邓小平提出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以后的二十余年里, 我国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 国际地位明显上升, 而西方总体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单就此而言,应该说我国的国际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于是国内有研究者提出, “韬光养晦”的思想已经过时了, 应当丢弃, 代之以更为积极的外交态势,为维护中国权益不惜斗到关系破裂, 绝不畏惧对抗。

  在一些观察家所表述的“新兴大国集体崛起、西方国家整体衰落” 的趋势之下, 特别是在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接近的情况下, 告别韬光养晦时代,开创强势外交新时代, 在国内公众中的确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理论上说也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但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为什么近年来, 特别是在2010 年,尽管美国和日本都内外交困, 欧盟经济和内聚力也不景气, 人们反倒感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在增加呢? 如果现在我们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的思想, 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将今天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同20 年前的形势做更为深入的对照,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清楚了。正如钱其琛当年所指出的,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时,“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 因而需要韬光养晦。今天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压力减轻, 制裁基本解除, 但对我国的外部挑战是全方位的, 更为复杂,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近年来新的国际挑战, 在经济领域有国际金融动荡、部分国家的经济衰退及其带来的市场萎缩、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等等;在国家安全领域有领土领海争端尖锐化、海上军事冲突的危险、周边国家的核武装与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 等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能源短缺和原料价格上涨、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安全、海盗、走私贩毒、公共卫生、食品安全, 等等。另外,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 远比20年前更为紧密。“法轮功”、网络安全等问题,20 年前都是不存在的。与国际因素相关的“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主义威胁, 今天比20 年前严重得多。

  此外, 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保留着冷战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盟体系, 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跨大西洋联盟, 即欧盟和美国、加拿大,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以上。

  如果再加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 则达60%以上。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 以及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环境,是它们在相当长时间内能够维持国际优势的基础。一些新兴国家实力的上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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