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1991年5月9日，一名新竹清华大学历史所研究生的宿舍房门出现一阵急敲。暗夜中的访客是“调查局”。

台湾在1987年解除“军事戒严”、打开民主化大门。1988年1月李登辉上台;1990年3月发生“野百合学运”;1990年5月，李登辉提名前“参谋总长”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知识界举行反军人干政大游行。1991年初，李登辉刚宣布了台湾“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人们看着这个岛屿往民主化的方向前行，但郝柏村的上台却为民主转型带来不确定性：他们担心是否会出现逆转，或者强人政治、军人干政。

郝柏村果然没有让反对者失望：他把社运人士称为“社运流氓”，而不断强调维护稳定与秩序的重要性，甚至进入新竹清华大学校园逮人。检调单位指控该名研究生和另外三人与在日本的台独“叛乱组织”——“独立台湾会”有所接触，打算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对四人求处“唯一死刑”。但事实上，那名研究生廖伟程和“独立台湾会”的创办人史明接触，主要为了研究台湾史资料。

在二战后整个威权时期，尤其是1950和196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当局可以任意指控人是“匪谍”或是“台独”，而逮捕、拘禁，甚至枪决。废除“戒严”体制理论上让人民获得思想与表达自由，所以“独台会案”的爆发震惊社会：这是“解严”后最严重的白色恐怖事件。

于是，全台各大学动员抗争，在校园罢课，在台北车站静坐数天。舆论严厉程度空前，连国民党“立委”都知道时代的风向已经改变，所以几天内就在“立法院”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四人随即获释。民间更进一步推动废除仍然限制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刑法第一百条”，希望真正落实台湾的民主自由。

20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人们有了基本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不会因政治言论入罪(但集会游行自由却仍深受限制)。然而，台湾社会到底民主化了多少?

最近台北南港高工学生在facebook上以“港工愤青反六轻”(“六轻”是在云林的大型石化厂)，号召同学校庆时以行动剧和游行表达“反六轻”的诉求，警方发文该校，要求校方注意关注，校方以“鼓动学潮”之名威吓要处分学生。

去年底万能科技大学学生邱智彦要成立人文性社团“边缘之声”，但被学校禁止;邱生静坐抗议，却遭到学校退学。

我在台湾中部某大学演讲时，一个该县师院改制后大学的老师跑来听讲，因为他说，校方不喜欢他们举办公共事务的讨论，因为“太政治”。在另一个场合，一个北部知名私立大学的学生说，系方不赞成学生举办国光石化讨论会，因为“太敏感”。

我们终于发现，原来台湾社会在民主化开始20年后，还具有许多神秘的敏感带。尤其在从中学到大学的校园中，除了传授主流价值和专业的技术性知识，学校被构筑成一个单纯的雪白城堡，不准“敏感议题”进入，不让学生讨论那些攸关公共生活的议题。校门上，威权幽灵的严厉面孔还是作为门神“守护”着学生。

学校的封闭与保守性，加上台湾由威权时代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转型，使得年轻世代看似无所畏惧，但政治态度相当保守。最近一个学术研究就指出，台湾年轻世代的民主价值是低于上一个世代(前者指的是1991年作调查时的大学生，后者是2001年)。它的主要解释是1991年世代正经历了民主化的氛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比较积极。

显然，威权时代的幽灵并未彻底离去，而是以不同的形态在岛屿上空，在不同社会角落隐藏着。这是许多新兴民主社会都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当经济状况不好时，人们常会缅怀那个威权时代的稳定与表面安宁。在当前的台湾，“调查局”也许不会再进去校园宿舍抓思想异议者，但同样进不了许多学校围墙的还有那些“异议”议题，或“敏感”的公共议题。

这是台湾民主化的困境。因为民主不只是政治竞争和选举，而是需要从生活中具体实践。没有更多社会领域的民主化，没有多重公共领域(在学校、在公司、在社区等)的建立，政治领域的民主终将是虚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