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农建:避免西藏问题长久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8 次 更新时间:2011-08-17 18: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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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农建  

  

  长期以来,北京对于西藏问题有两个判断:一是海外流亡藏人运动力量弱小,注定难以成功;二是达赖去世后,西藏问题会自然消失。第一个判断应当说是正确的,但第二个判断则不免过于乐观。其实西藏问题有可能长久化。

  

  一、达赖去世并不意味着西藏问题的消失

  

  北京之所以虽然表面上不拒绝达赖回国,但实际上采用关门主义,就是基于上述第二个判断,即希望以拖延战术,让达赖老死在境外,而使西藏问题自然消失。虽然现任达赖在境外去世,无疑会导致海外藏人运动走向低潮,但这也将导致一个可能的结果,即西藏问题的长久化。

  达赖被拒之门外而在境外去世,则流亡藏人会为之找一个转世灵童,这意味着“不安定因素”在境外的延续,分裂火种在境外薪火相传。虽然北京也可以选立自己的新达赖,但是当两个达赖并存时,北京选定的那一个却未必一定会得到境内外藏人的认可。倘若境内外藏人只认同境外的达赖,倘若印度的达兰萨拉因新达赖和流亡政府的存在而继续维持其藏人心中圣地的地位,这种持久的离心倾向对于北京所希望的藏区的安定和藏人对国家的认同是有很大破坏力的。显然,采用这种拖延战术,纵然能坐观海外藏人运动因现任达赖的去世而走向低潮,但长期来看却未必会使西藏问题自然消亡。

  另外,这种长久化也可能以新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新疆化,就是说,如果真如北京预言的那样,海外藏人运动因达赖去世而群龙无首,则分裂势力可能以分散的方式存在,类似于今日新疆的情况,更不好对付。今日达赖仍在,藏人视其为神,倘若达赖在境外去世,北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新疆化的西藏问题,即藏人反对势力多头并立,北京不再可能采用节省行政成本的的策略,“容一人而安一方”,通过搞定一人,而搞定西藏。

  

  二、西藏问题长久化所带来的行政和外交成本

  

  北京认为,流亡藏人运动不过是“游泳池里起波浪,成不了气候”,或者说他们摆脱不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轮回”。认为海外流亡藏人注定难以成功,这固然是正确的。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流亡藏人也许注定难以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但是一个永远不会成功的对手并不等于不会成为一个永久的麻烦制造者。显然,流亡藏人运动在海外的长期存在只会给北京带来持久的麻烦。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达赖和流亡藏人有多大的力量,能否推翻中共在西藏的统治,实现西藏独立,问题也不在于北京有多大的承受力,不怕“游泳池里的波浪”,而在于北京是否有必要让这种麻烦延续下去,延续这种麻烦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法则。“只要西藏稳定,达赖就是张烂牌”。此话虽然不错,问题是,有没有必要耗费高昂的行政和外交成本,去安定一方,只是为了对抗一人?

  对内来看,北京为了安抚一个区区几百万人的族群(其人数不过相当于内地几个县的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不到0.5%),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为了抵消达赖和流亡藏人运动的影响,数十年安抚维稳,全国动员,各省摊派支援,动辄耗费数以百十亿计的财政资源,却仍然无法阻止来自海外的影响和避免不时发生的骚动。

  对外来说,西藏问题不断消耗北京的外交资源和筹码。每隔一段时间,西藏问题便被人提起,被人纠葛。

  北京一直愤愤不平,恼羞成怒,指责“境外敌对势力”用西藏问题作为打压北京的一张牌。然而他们却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将这张牌留在别人手上呢?

  

  三、解决西藏问题应避免情绪化

  

  解决西藏问题,至少有两个选项:一是选择耗费不菲、了无终期的使西藏问题长久化的关门主义;二是容一人而安一方,以较低的行政成本,永久消除境外“不安定因素”。笔者在《西藏问题的前景与北京的选择》一文中谈到,让年老达赖回归,将使藏人心中的圣地从境外的达兰萨拉回归境内的拉萨,将化解藏人的离心离德倾向,使西藏问题由国际化转向国内化,避免未来境内外“真假”达赖之争和境外不安定因素的延续,流亡藏人运动将因之而消亡。

  政治博弈应避免情绪化和理想化。博弈双方都在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对达赖来说,能独立当然最好,不能独立,则退而求其次。这就正如当年国民党的要员见大势已去,转而投共。他们中有几个会真心放弃心中的反共立场呢?顺势而为罢了。毛泽东之所以接纳他们,无非都是考虑了成本效益,没有必要情绪化地纠缠过去的恩怨和问其真心与否。接纳他们,也并不等于就要接纳其政见。同样道理,达赖过去是否鼓吹独立,现在是否真心放弃独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今天愿意回来。为此,没有必要为了泄愤惩罚或怀疑其真心而拒其于门外。

  今日达赖退休,其名义上只是一宗教人士,这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操作空间:既然达赖梦想回国,且声称不再过问政务,那么正好顺水推舟,饶开政治问题,以遂其愿,就“不谈政治,只谈宗教”,循宗教沟通管道,欢迎达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回国讲经、定居。

  达赖回归,对北京会有多大风险?当年中共建国之初,任命了一大批前国民党人为政府和军队高官,没见天下大乱。为什么当年会有此自信?如任命程潜为一省之长,是否该省就会变天?任命陈明仁为军长,是否该军就不再听命于北京?此中道理,虽妇孺不难明白。如今达赖手无一兵一卒,即便欢迎他回来,即便任其长驻拉萨,回到布达拉宫,又如何能撼动大局?迄今中共在藏区经营已有六十年,班底都是自己的,纵使达赖自食其言,想要过问政务,没有羽翼,又如何兴风作浪?一方面声称达赖对境内藏人没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却被人嘲笑为身为世界老二却畏一衰翁如虎。岂非自相矛盾,“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

  中共老一代以政治谋略见长,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转身便可以与昨日还杀得你死我活的敌人握手言和,包括后来欢迎李宗仁回国,与蒋介石秘密谈判,等等,都是明暸政治的真谛,能权衡成本、效益和局势,见机而作,顺势而为。今日当局何妨多一点灵活性?不要提出那种令对方难堪而无法接受的政治自杀性条件,没有必要去强调西藏问题是“个人前途问题”,即便实质如此。要赢里子亦当给对方存些面子,而不是奢望其折节自辱。只要愿意回归,一切都好说话,不妨给足面子。达赖已到暮年,来日无多,纵使高位隆礼,供养几年,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要将那随之而来的、不久便可获得的“遗产”拒之门外,任其落入他人之手?为什么要长留分裂火种于境外,鞭长莫及,而怨天尤人?纵不愿便宜他人,亦当有利于自己。关门主义虽能逞一时愤青之快,然而却导致西藏问题的长久化,遗患后人,举诺大一国竟只为抗衡一人,年复一年,耗费无尽行政资源和外交筹码,于己何利,于国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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