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积累欲、节俭与经济增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7 次 更新时间:2011-08-04 09: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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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 (进入专栏)  

  

  恒甫按:此文估计发表在1993年的<经济研究>.数学公式都有很多错误,大家省略不看.

  

  一、引 言

  

  经济增长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学领域获得了新的生机。以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理论的诞生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结果。根据传统理论,长期经济增长率将最终取决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外在因素,而各国的人均资本、人均产量和人均消费将趋于相等……。这就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名的经济增长收敛定理(Convergence theorem)。

  但是,各国经济增长迄今为止的实践表明,富国与穷国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各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已先后跃入发达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为什么以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收入要比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均数上多出三分之一?难道文化因素如中国文化中的节俭(frugality)和西方受新教影响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在起作用?

  罗默和卢卡斯等在解释世界上各国不同增长速度时,关键是在生产技术的假设里引用了外部经济和收益递增。在一定意义上,传统的收益递减假设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收敛定理。而正如罗默(1986)所证明的,在收益递增的假设下,各国人均收入与生产率在长期来看不必收敛。

  收益递减或递增当然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我认为,在生产技术之外,各国文化因素的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非常需要加以考察。东亚经济之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和西方世界之受新教影响便是最有力的实证。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已为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领域所认可。问题是如何在现行的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里把文化因素引进去。部分地、试探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是我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地讲,这篇论文的第一章是把韦伯(Max Weber)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加以模型化,并把这种模型用于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增长。在这里,我将略述此章的大致思想,省掉许多数学内容,而补充一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节俭观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所作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下几节的安排如下:第二节将证明,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历来为近、现代伟大思想家如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凯恩斯、熊彼特等所强调。在第三节里,我将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第四节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节俭观在当今世界里怎样转变成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我在第五节里援引四个用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去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例子。

  

  二、资本主义精神及其数学表达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里,经济生活中的代表者的福利函数或效用函数通常定义在人均消费量上。以著名的卡斯(David Cass)模型为例,这种代表者的目标函数是极大化如下的数学表达式:

  这里,c为人均消费量。u(c)c是效用函数,它满足:u′(c)>0,u″cc)<0,u′(0)=∞u′(∞)=0。希腊字母δ为主观的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s)或时间贴现率(time discount rate)。t为时间。式(1)实际上是从今天起到无穷遥远的将来的效用贴现值。

  式(1)的动态约束条件为:

  dk/dt=f(k)-c。 (2)

  在(2)式里,k为人均资本量。f(k)为人均产量。它满足:f′(k)>0,f″(k)<0,f′(0)=∞,f′(∞)=0,dk/dt为新增人均资本量。为简单起见,我假定资本的折旧率为零;另外,人口增长也为零。这些假设只是为了简化计算而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对人均产量f(k)。

  (1)和(2)两式,通过动态最优化求解便得出关于长期资本积累的有名的修正了的黄金法则(modified goldeu vule):

  f′(k*)=δ (3)

  这就是说,长期最优人均资本k*的边际生产率f′(k*)等于主观的时间贴现率δ。由(3)式可知,如果世界上各国的生产函数和主观贴现率相同,那么,长期的最优均衡资本量也相同。注意效用函数u(c)并不影响长期的资本积累。这就是有名的经济增长收敛定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代表者的资本家,他们的效用函数果真只定义在消费上?根据韦伯(1920)的理论,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特征是资本家阶级为积累而积累,而不仅仅是为着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如消费而积累。据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代表人的效用函数应定义在消费和资本积累二者之上。譬如说,我可用下面的特殊函数形式来表达资本家阶级的效用函数:

  u(c)+βv(k)(β>0) (4)

  (4)式中的βv(k)表示资本积累本身所带来的效用,而u(c)仍是消费的效用。希腊字母β反映资本主义精神的程度。

  韦伯说:“在所有历史时期,只要有可能,都存在着不为任何伦理规范所限制的残酷的攫取(acquisition)”。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才为赚钱所统治,为作为他生命最终目标的攫取所统治。经济上的攫取已不再作为他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手段而从属于人。这种我们所称谓的自然关系的颠倒,尽管从幼稚的观点看来如此非理性,它却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此原则对不在资本主义影响下的一切人都是如此陌生”。

  在韦伯看来,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新教的“入世苦行”(inner-worldly asceticism)鼓励人们辛勤劳作而反对过度的消费,这自然引导人们以赚钱节蓄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而在钱和财富之外看不到人生的任何其它意义。这就是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往往同韦伯的名字分不开。但在韦伯之前,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精神有过透彻的阐述。在《国富论》一书里,斯密多次论及以财富积累和利润为人生目的的经济人。自然,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人的储蓄行为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引导储蓄的原则是想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愿望,这种愿望尽管一般说来冷静而毫不冲动,它却同我们与生俱来,而直到我们走入坟墓也绝不离开我们。……那种最可能增加人们财富的方式是定期地和每年地,或者在某些非常时刻,储蓄和积累他们所赚得的一部分。因此,尽管花费的原则在某些时候能几乎支配所有人,或能在所有时候都能支配一部分人,但从人类生活全过程的平均水平来看,节俭的原则似乎不仅支配着人类的大部分,而且极大地支配着他们”。

  从斯密的论述里可以看到,节俭本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但此种努力至死不休。由此看人生,真可谓“人为财死”。这正如韦伯所说,财富积累本身到头来竟然变成了目的本身。

  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本质分析得最为深刻的思想家。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是马克思所刻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之一:“积累、积累!这就是摩西和预言者!工业提供为储蓄所积累的材料!因此,储蓄,储蓄!即把最大可能的剩余价值部分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表述资产阶级在其统治期间的历史使命的公式”。

  马克思认为,这种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取决于两个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家阶级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我用包括资本和消费二者的效用函数来表达资本家阶级的目标函数更符合马克思对资本家阶级的写照。因为马克思指出,资本家阶级的这种为积累而积累的行动并不排除资本家阶级的个人消费;恰恰相反,积累会促进资本家阶级的消费。

  凯恩斯给“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按了一个新名词:“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这可能出于对心理名词的特殊爱好,他的《通论》列举了另外三个人类的基本心理倾向。凯恩斯说:“欧洲在社会和经济上如此组织起来以便保证最大量的资本积累。在大众的日常生活条件不断得到一些改善的同时,社会如此构造而把所增加收入的主要部分归于最小可能消费的阶级去控制。十九世纪的新贵并不习惯于大笔挥霍,他们宁要投资给予他们的权力而放弃即时消费的快乐……这点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合理之处。如果富有的人把他们新的财富用于他们自己的享受,很久以前世界便会发现此种社会体制不可容忍。但是,富有者却象蜜蜂一样储蓄和积累,这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因为他们自己所持有的对未来的狭隘目标而减少。

  资本家阶级被“允许把这一蛋糕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而且理论上有自由把它消费掉。而隐含的特定条件是他们实际上将消费蛋糕的很少一点。储蓄的职责便成了十分之九的美德,蛋糕的增大便成了真正的宗教偶像。……因此,蛋糕增大了,但是为了什么目标却没有清楚地考虑过。……储蓄据说是为了暮年或为了你的孩子;但这仅是理论罢了——这蛋糕的妙处真是在于它从来不会被你自己或在你之后你的孩子们所消费掉”。

  凯恩斯如此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很好地解释了斯密的“节俭原则”。他再清楚不过地指出了资本家阶级积累的双重目的:为积累而积累,又为消费而积累;消费又只是积累的附带产品罢了。

  马歇尔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也有类似的描写。他特别提到了积累本身可以为许多人带来直接的乐趣和效用。马歇尔说:“的确有些人在看到他们财富的贮藏在他们手中增长之时寻得极大的快乐,而几乎没有想到过他们或别人在花费财富所得到的幸福。他们部分地由追逐的本能所驱使,部分由击败他们对手的愿望所驱使,部分为展示获取财富的能力和由这种占有去得到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雄心所驱使。有时,习惯的力量——这种习惯始于他们曾经的确需要钱的时候——通过某种条件反射式的行动而给予他们在为财富本身而积累财富时一种不自然的和不合理性的享乐”。

  在消费之外把财富和资本引入效用函数,也是一种在数学上表达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的方式。请看熊彼特(1934)自己的论述:创新的企业家首先“找到一个个人的王国,……然后存在着的是征服的意志,奋斗的冲动,证明自己优越于他人的冲动,为着成功本身而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取胜的冲动。……金钱的结果是一种次要的考虑,或者,无论怎样,它主要是作为成功的指数和胜利的象征而具有价值。钱财作为大笔花费动机的炫耀通常比对消费产品本身的向往更加重要。最后,出现了创造的、把事情办成了的、或释放了自己能量的快感。”熊彼特自然不能把这种创新的快感与代表创新的指数和象征——财富积累——分别开来。连熊彼特自己也表白:“金钱的增加的确是成功的非常准确的表现”。

  在效用函数里引进资本和财富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财富积累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亚里斯多德说过,人从本质上便是一种打算生活在城邦(Polis)中的动物。财富和财产不仅给人提供消费的手段,而且也给人带来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一般说来,财富的占有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尺度。韦伯也明确地指出,权力欲和求得公认的欲望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当然起作用。爱克顿说道:“权力跟随财产(Power goes with property)”。奈特(1947)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如下的评论:“积累的自由不仅与之伴随着经济权力不平等的累积增长的可能性,……除此之外,经济权力授与其它形式包括政治的权力”。

  

  三、资本主义的精神与经济增

  

  在数学上明确地定义了资本主义精神之后,我现在分析它是怎样影响和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较之传统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含资本主义精神的增长模型的显著特征是把资本积累本身也纳入目标函数:

  其动态约束条件仍为(2)式:

  dk/dt=f(k)-c (2)

  另外,初始资本(即在t=0时的资本)为k(0)。

  此动态最优化的解为下面两个微分方程所描述:

  -u”(c)dc/dt=v’(k)+u’(c)[f’(k)-δ](6)

  dk/dt=f(k)-c (2)

  我在此只列出这两个微分方程及其长期均衡的基本性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拙作①中的推导和求证)。

  1、因为资本积累本身也带来效用,毫不奇怪,长期的资本积累将会比修正了的黄金法则下的均衡资本更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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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恒甫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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