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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是在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1]氛围中启动的。1949－1978年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典型形态——毛泽东思想，[2]绝对主导着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直到1978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偶然的因素引发了对毛泽东思想绝对制约下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反思，从而开始了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的改革开放历程。[3]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列宁－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刚性意识形态的退出过程，反而在改革开放不算太长的历程中，改革意识形态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显示出正面对抗的紧张状态，而且由此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进步与回流的曲折状态。展望未来一个时期，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深度改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在未定之数。这或许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还必须花费巨大力气解决的、事关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决定性问题。
一、改革意识形态的实用定势
为了能够理解意识形态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有必要首先简单描述一下改革开放前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情形。这一描述需要切分为两个界面：一个界面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执政党建政27年的意识形态状况，另一个界面则是1976－1978年执政党对于意识形态是否转变的决断。1976年以前的27年是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绝对选择斯大林主义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谱系上，斯大林主义是最具有现实控制指向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如果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谋求意识形态特权的乌托邦思想体系的话，那么列宁主义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想象，转变为追求全面掌控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到了斯大林那里，马克思主义直接就成为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但这中间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形态，而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实践形态。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核心论述，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从观念体系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构，尤其是对于政党如何全面渗透到社会并掌握一切优势资源的论述，完全切中现代国家理论中尚缺乏完整论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需要。由于列宁主义的出现，现代国家建构中未曾被充分考虑过的后发国家如何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被列宁以一种革命理论的鲜明形式提了出来。列宁的理论有两点对于此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自己的国家发挥着关键的影响：一是政党全面控制国家资源的设计，二是政党意识形态直接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功用。前者，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了替代性的国家形态，那就是政党－国家。后者不像前者，前者主要是在一个主体民族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体系，而后者则是在政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系统的。这使得占据国家权力体系的政党不满足于支配国家权力，而且还雄心勃勃地支配国家范围内所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从而形成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政党对于国家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这是一种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无法解释的国家形态。这一国家形态在其典型的模式中，采取的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形式。在其衰变的形式上，则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形式。即使如此，政党－国家对于国家范围内的资源控制并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国家对于政党的目标始终处于屈从的状态。后者，即政党意识形态直接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功用， 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难以脱离一个政党的完备哲学的制约，当这一政党哲学体系具有维持其完备形态的能力， 即它可以刚性地为这一政党哲学的正当性与完备性提供证明的时候，它就会不容分说地排斥一切相异的意识形态，并对于自身的自足性有一个制度的刚性维持状态。换言之，列宁主义国家在自身足以维持自身的状态下是具有拒绝全面改革的国家特性的。惟有当政党意识形态不足以自我维持，而必须借助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资源来支持自身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甚至合法性的时候，政党意识形态在政党状态的主导下才会出现松动的迹象。这种松动就成为列宁主义国家改革的动力与标志。[4]1976 年以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在列宁主义的绝对主导下对中国发挥着全面主宰作用的。这与毛泽东在1949年后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此前执政党对于国家建构的认知、1950年代后中国的国际处境、国家吃紧的经济社会局面等因素密切相关。[5]
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人格代表与权力象征。毛泽东的去世终于使“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执政党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国家稳定的象征性人物离开国家政治的中心舞台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无论从心理倾向上还是从政治适应上讲，都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维持既定政治状态。这一选择在意识形态上便体现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6] “两个凡是”的出台，等于宣告了国家调整发展状态的不可能。这对于等待毛泽东去世以便转变中国政局的人们来说，绝对难以接受。由于在列宁主义国家中只有等待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内部发生变化，其后国家才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分歧在“两个凡是”的催化下产生的明显分歧，这一分歧，成为启动执政党领导阶层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当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执政党领导阶层内部的两种意识形态决断便明确地呈现出来。与此同时，重新起步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定成就，但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国家理念中寻求国家发展，此时还在未定之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理文革、矫正极左、理性发展， 才成为执政党的新选择。这中间除开政治斗争之外，意识形态的改弦更张成为政治转变的主要信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绝对是意识形态的说辞，竟然成为执政党启动改革、营造改革气氛的重大象征。此时，中国开始了意识形态的当代历程：一方面，传统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仍然以转变的面目发挥着整合国家力量的作用，但它自身的张力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改革意识形态正式登台，现代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功能开始强力显示。后者与前者交错作用，对于改革开放发挥着混杂在一起的引导效用。
之所以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与改革意识形态混杂在一起，并且对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发挥着混合的作用，从历史转变的角度看，是因为执政党的改革发生在可以继续维持其意识形态体系，但又不得不对其刚硬形态进行矫正的特殊情况下。执政党可以继续维持其意识形态体系，是因为执政党成功地区分开了政治领袖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与政党的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两者之间不能一概而论。这样就将斯大林主义再次成功地理想化了，从而使之重新焕发出理想主义的光彩。而执政党不得不校正其刚硬的意识形态结构，则是因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在无法为其维持统治提供观念指引、制度思路和整合作用。正是这两种意识形态处境，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在其历史起点上得以将斯大林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改革所需要的政治实用主义形成合流。
理解斯大林主义与改革意识形态的混杂作用状态， 需要精心厘清在西方国家呈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各自功能。无疑，在近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中，改革意识形态发挥着引导社会变迁的浮面功能，斯大林主义则构成为执政党自证其改革合理性的深层观念支持。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组合——极左的意识形态与右倾的意识形态居然可以同时作用于国家基本政策选择。当然，在分析这种奇特组合之前，必须强调指出，改革意识形态自身建构的苍白，使得它一开始就处于一个依赖斯大林主义的尴尬状态，斯大林主义事实上主导着中国的改革进程。或许，这就是一些学者断言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规范的市场经济形态，而实际上是“市场列宁主义”形态的理由。[7]
话分两头。先看改革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以及对中国改革如何发挥引导作用。从改革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来看，它有一个逐渐成型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使是后来被认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也是存有不确定感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定调上，邓小平的态度开初是保守的，他对于清算文革、处理毛的政治遗产、甚至对于天安门事件的态度都倾向于回避。直到出国访问归国，发现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胡耀邦已经以比他激进的转向态度占据了会议的主导权，因此及时约于光远为其撰写倡导解放思想的发言稿，从而将政治主导权扭转过来。正是基于这样的偶然性，执政党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巨碾并没有成竹在胸的蓝图。[8]1980年代全面推进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走一步看一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证就是，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定位，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实在无法维持既定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推出的——起初改革主导者不过是想恢复计划经济秩序而已，但这种努力的结果令人失望， 因此不得不选择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争执，使得决策者不得不最后选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终于落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上面。但正是这种逐渐推进， 即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错取向，使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刚性制约作用不断下降。改革自身逐渐取代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新的整合国家力量的意识形态。
改革自身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具有了自证其合理性的理论结构和效用证明。邓小平将改革自身置于一个不证自明的位置上，并对改革的自明性、全面性和长期性进行了阐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已经自觉意识到改革本身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他尽力将改革自身的正当性作为推动改革的基本理由。为此他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9]。但改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在整体上邓小平并没有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经典中寻找支持理由。他务实地处理改革完全是基于现实处境需要这一问题。这是他脱离开此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路，直接为改革开辟意识形态空间，以至于使改革自身成为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替代性意识形态。由于改革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即改革以改革自身为改革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因此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就成为近30年中国获得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执政党重新聚集政党认同资源的基本方式。
但改革意识形态并不是真正现代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完备哲学建构。改革在起点上的功利性决断，已经注定它是不可能建构起完备的哲学体系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功利态度，相应将改革置于一个意识形态上亟需建构的状态。因此它在意识形态上替代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30年来，改革意识形态处于一个与斯大林主义竞争国家政治资源的对抗状态。由于改革的定位不确定，只是致力于经济增长，故而自成体系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苍白的改革意识形态形成的话语优势不言而喻。中国的改革自始对于结构化地制约改革的内在因素就采取了束之高阁的态度——改革就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就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实现毛泽东那一代政治领袖富民强国的政治理想，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此等等，决定性地蛀空了改革的精神基础。因为改革缺乏真正证明其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资源。在不得不借助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改革开放的实际政治举措辩护的情况下，改革意识形态与斯大林主义两种对峙的意识形态，就不能不使改革处于穷于应付意识形态的困境——改革意识形态对于意识形态争端的回避态度，就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完全实用主义的改革在自身进程中的进退维谷境况。即使是改革开放的人格代表邓小平，在重启改革的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也只能对这种不利于改革的意识形态处境提出“不争论”。这就注定了改革意识形态的软弱乏力，既无力自证改革本身的合法性，从而提供给改革以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也无力回应来自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捍卫者对于改革开放的攻击。
二、革命意识形态的重构
诚如前述，中国改革起点上的意识形态是极左意识形态——列宁－斯大林主义及其中国形态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就其本来的意味，在意识形态的界面上就是要促使这一革命意识形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退席。但革命意识形态的顽强性显然大大出于人们的意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限内，革命意识形态以传统的极左形式（“老左派”）和现代的极左形式（“新左派”）替换上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