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往往有一些奇特的现象。这里所谓奇特，指的是按照常理难以理解。比如，《宪法》中明明有“公民”这个概念，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出现，而代之以“人民”这一概念。此中的缘由，过去不甚明了，最近听说“公民社会是西方的陷井”，方才有所领悟。不过，根据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分析，公民与人民还是有区别的，他说：“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这就是说，公民一般指的是单数，而人民一般指的是复数。如果硬是要用人民替代公民，就难免会发生概念上的混乱和错误。

在语言学上，英语的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之分，这种区分在词形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man，指的是一个人，而两个以上的人就叫men。与英语的明晰比起来，汉语则显得比较模糊，名词也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分。比如“人民”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也可以理解为一群人，即既是单数又是复数。这种情况在英语中不会出现，单个的人民，是people，两个以上的人民则是peoples，这样在理解上就不会发生误会。

之所以想到“人民”的单复数这个题目，是受到近日几则新闻的启发。先是北京，由乌有之乡网站发布的针对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北京市人民公诉书》；再是山西，５月２９日上午，“山西人民声讨汉奸、卖国贼茅于轼、辛子陵公诉大会在太原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稍早还有重庆，４月１９日，在李庄“漏罪”案庭审期间，有人打出横幅：“李庄在辽宁、上海、四川、河北等地有多次犯罪”；“法院严惩黑心律师，百姓拥护支持”。重庆用的虽是“百姓”而不是“人民”，但在单复数的问题上性质是一样的。

有网友对京、晋、渝等地某些人的做法提出质疑，表示自己也是该地公民，未经本人授权，至少不能代表本人的立场观点。准确的说法，应是北京市多少位人民，山西多少位人民，重庆多少个百姓。这样的质疑，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主事者并非当地政府的首脑，未经合法的授权，无权作为人民的代表。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是国家主席，可以代表某国政府和该国人民；如果是省（市）长，可以代表某省（市）政府和该省（市）人民。政府首脑之所以能够代表人民，是因为经过了合法的选举任命程序。而乌有之乡的某些人，参加山西“公诉大会”的某些人，以及重庆打横幅的某些百姓，可以代表自己，却不能代表并未授权的其他人，否则就是一种侵权，是一种名符其实的违法行为。

如果不是非常健忘的话，现在５０岁以上的人，大约都有这样的记忆，在“文革”期间，高频词汇除了“万岁”，还有“我们”。虽然只是一个农民，却口称我们贫下中农；一个工人，却口称我们工人阶级；一个学生，却口称我们红卫兵小将。从中可见中国人对于复数的格外青睐。或许是认为“我们”体现集体主义，而“我”则体现个人主义，因而不称“我”而称“我们”。此外，用“我们”还有两个好处：一是显得人多势众，便于自壮声势，强词夺理；二是进退自如，便于逃避责任，若有功，我有一份，如有过，则是大家的责任，我不过是坚持正确的原则不够而已。现在某些人的复数崇拜，动辄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说不定也有这方面的嫌疑。

当然，京、晋、渝等地某些人的擅自代表，根子还不在于语法知识的欠缺，而是背后有着权势人物的支持。据说，北京市纪委已经找辛子陵谈话，限制他的言论自由。按照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关部门是否也应当找乌有之乡的某些人谈谈话呢？另外，常有维权人士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现在是否也应当请某些擅自召开“公诉大会”的人士喝茶呢？只有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落实，才能在“人民”的单复数问题上少犯错误。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