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17 次 更新时间:2011-05-12 23:07:53

进入专题: 马克思   康德   黑格尔  

俞吾金  

  

  长期以来,人们在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渊源时,总是把舞台灯光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上;在论述德国古典哲学时,又把舞台灯光集中到黑格尔身上;而在具体分析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时,又把舞台灯光进一步聚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上。人们习惯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作“合理内核”,然而,辩证法毕竟是从属于方法论的,光凭方法论,马克思是无法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于是,人们又引入了所谓“基本内核”,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这样一来,一个叙述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的“神话”也由此而诞生了,即马克思哲学=“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①经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不断的修正、提炼和概括,上述神话已经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结论,甚至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了。②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其实,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早已告诉我们,马克思生前已经感受到其追随者与自己之间存在着的遥远的思想距离。当恩格斯提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讨厌的朋友”莫里茨时,这样写道:“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③马克思的这句名言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对上述权威性结论进行质疑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尽管马克思哲学在其方法论上更多地受益于黑格尔,但从本体论上看,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实践、自由、社会生产关系等,却更多地受惠于康德。康德才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一、唯心史观和市民社会

  

  众所周知,尽管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止于其辩证法,但其辩证法确实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告诉我们:“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④在这段常被研究者们引证的、极为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概念,即“神秘外壳”和“合理内核”。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人们通常把“神秘外壳”解读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正是这种唯心主义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了“倒立着的”,所以,要引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再“把它倒过来”。其实,这种滥觞于斯大林的、流俗的阐释方式,既没有理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特殊性,也没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更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殊性及它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异。

  我们还是让马克思本人来替我们解开谜团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一书时,曾经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⑤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人”、“劳动”、“异化”、“对象化”和“历史的结果”等概念表明,他不是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后来恩格斯谈到的一般的唯心主义,⑥而是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的这一阐释方向也可以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另一段重要的论述中得到印证:“因此,《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地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贱的意识’的斗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的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这一运动的结果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绝对知识,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活动,也就是说,其结果是纯思想的辩证法。”⑦在马克思的这段重要的、但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论述中,马克思不正是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吗?因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着重讨论的并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发展史,这就表明,马克思试图加以颠倒的不是黑格尔的一般唯心主义理论,而是其历史唯心主义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马克思还未使用“神秘外壳”这一提法,但当马克思强调“《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时,他注意到的正是黑格尔哲学(包括其辩证法)的神秘化的外观。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其中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是:“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⑧这里说的“将近30年前”也就是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这就表明,《手稿》批判的重点之一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谈到的“被神秘化的批判”或“神秘的方面”也好,“神秘外壳”也好,其指涉的对象都是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一言以蔽之,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才是马克思首先要加以颠倒的对象。事实上,也只有在思想基础得到正确的安顿之后,马克思对“倒立着的”的辩证法的再度颠倒才成为可能。

  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一般唯心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是重大的、原则性的理论问题。正统的阐释者们倾向于前一种立场,为此,他们认为,马克思认同并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他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论是以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而这种理论根本就不可能被用来摈弃或克服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他这样写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⑨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启示我们:第一,既然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因此根本不可能运用其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改造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人类社会的意识发展史(颠倒过来就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发展史)作为载体的,而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是以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作为载体的,因而它根本无力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性的改造;第三,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实际上已经预先设定了对以后出现的“推广论”的批判。

  何谓“推广论”?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经典性的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⑩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是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由此可见,在“推广论”的叙述模式中,完全像在费尔巴哈那里一样,唯物主义(自然界是本原的)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其原因很简单,“推广论”把辩证唯物主义置于逻辑在先的位置上,而当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时,这个自然界与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才得到研究的人类社会是“彼此完全脱离的”。由此可以推断,“推广论”的叙述模式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而马克思在上面这段重要的论述中也已告诉我们,从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出发,无论如何引申不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来。

  显而易见,当人们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一般唯心主义的时候,把这种唯心主义倒过来,就是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而这种唯物主义关注的就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抽象的说教正是在这种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展开的。可是,他们居然把这种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其实,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只有当人们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走上正确阐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实质的道路。

  在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视野中,呈现出来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而是“人”、“国家”、“宗教”、“对象化”、“市民生活”、“历史的结果”等概念,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批判则始终聚焦在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理论上。马克思敏锐地发现,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其法哲学理论中,而其法哲学理论的要害正在于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正是从这一点切入的。他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时这样写道:“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1)马克思摈弃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神秘外壳”是从恢复市民社会的现实地位着手的。

  马克思一旦把“市民社会”概念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拯救出来,立即赋予它以真实的含义和重要的地位:“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2)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崭新的认识,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初步的叙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3)由此可见,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颠倒过来的,只能是以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批判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确信,上述断言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回顾自己思想发展的道路时,就已告诉我们:“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4)在这段论述之后,马克思表示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在研究过程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接下去的一大段话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经典性表述。

  所有这些都表明,正统的阐释者们所创造的神话——即马克思先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又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再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里,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马克思自己告诉我们,他的哲学思想形成的真实过程如下:先批判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代表作《法哲学原理》,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真正舞台是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只能诉诸政治经济学。于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潜心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实践理性和主体意识

  

  在大致弄清楚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形成过程后,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才刚刚开始。因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时获得的“合理内核”——辩证法,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载体。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所赖以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是不可能成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载体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马克思   康德   黑格尔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684.html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2009年4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