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

——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8 次 更新时间:2011-03-07 16: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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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以来的30年间,整个世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政治变化。由于过去的30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研究这30年世界政治的变化,对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日益增加的复杂互动关系。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意味着它对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格局中实际及预期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它对西方精神、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再评价,也意味着它在观念和制度领域的重新选择。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中国国内的变化本身就改变着世界政治,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回顾30年来的世界政治,特别是美国、欧洲、苏联/ 俄罗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化,都以各种方式牵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依历史顺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民族分离和国家解体,所谓的“三股恶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等地区的猖獗,高加索和东欧中亚等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古巴、朝鲜等国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执著坚持,对中国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又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

  本文所指的“世界政治”,主要涉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而非“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概念,更多涉及的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机制,如冷战及其结局、海湾战争、核不扩散机制等。国际政治事件与国际格局变化与世界政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关联,但国际关系本身不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过去30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那些已经采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 “本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公共社会①(civil society)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等)凸显,宗教与民族问题政治化,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都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重新定义着世界政治的内涵。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这个时间段内,世界历史似乎已经实现了一次螺旋式的上升,完成了某种形式的“轮回”,虽然绝非降落在原点上。它不仅体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也体现了各国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可以说,世界政治真正的多样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总之,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政治变得更为多姿多彩、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变得更为不确定。

  30年世界政治的变化,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制度、结构和过程领域、社会经济政策领域,以及民族和宗教领域等等。虽然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但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这段时间内,各国和各地区的政治变迁又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甚至趋同性。通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这30年中政治发展过程的系统分析,总结世界政治发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可以帮助澄清一些以往可能产生的错觉,对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更有把握地预测世界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的应对之策。

  

  一、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

  

  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西方国家过去30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一趋势与西方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同步,表现为各种亚文化群体大量出现,社会宽容度扩大、少数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受到尊重,等等。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对生态环境、人权,以及战争与和平这类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正在替代原来对与阶级问题相关的物质主义价值的关注,他因此相应的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时代称为“后物质主义”时代。②与之相适应,建立在阶级分野基础上的、以左右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政治格局也开始向多元化、碎片化的方向转变。

  当前,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或者说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政策的指导原则,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异质”的社会。这一指导思想的出现,与西方社会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多样化相适应。几十年来,为数众多的新移民从拉美和亚洲涌入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亚裔人口快速增加,来自北非、中东(特别是土耳其)、东南欧的大批移民进入西欧。此外,新移民与少数族裔的出生率大大高于北美、西欧的白人。这种社会变迁不但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将同西方传统不同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带入发达社会。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以至吸纳来自异质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西方社会就会出现更大的分裂以至动乱,西方政治思想也将丧失其生命力和主导地位。

  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7年表示:“如果能够证明我们可以在欧洲文化不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下生活,那么这就将成为美国的第三次伟大革命”。非洲裔的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而且是以带有自由思想色彩的民主党人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这可以被视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向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观察到一种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在客观上推动了思想和价值自由的追求,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追求只能体现为受到批判和压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5年7—8月苏联和东欧7国签署《赫尔辛基最后决议》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此后,基本上只能存在于地下状态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首先在一些东欧国家公开化,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继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呼声。

  1985年以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改革”和“公开性”的口号,全面放弃党和国家对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此举极大地推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元化进程。虽然改革者的初衷是让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在与其他思想的自由竞争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思想自由和多元化的进程在苏联东欧国家一旦开始,便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化,最终汇集成导致苏东剧变的巨大力量。

  在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当前前苏联与东欧地区已经基本上认同于西方国家。西方一些主要的亚文化与反文化现象,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对应物。自由主义在这一地区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潮在1990年代占了上风。虽然到21世纪初,要求恢复俄罗斯国家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本土主义”抬头,强国意识复苏,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更加多元化,但是,维护民主和人权,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新闻自由的意识,已经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扎根。

  值得注意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段时间内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多样化”。曾经被冷战结构所分裂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其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逐渐开始摆脱机械、僵化地皈依某种教条的状态。无论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教条,还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教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扬弃,而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重新在国家公共生活中得到承认乃至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趋势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具有其一致性,甚至也可以说得到了后者的促进与推动。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复兴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又表现出某种张力。换言之,非西方国家出现的文化多元现象并不必然与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甚至可能与后者相冲突。这一点在伊斯兰国家有明显的体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标志着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对西方世俗主义、物质主义文化的反叛。以此为起点,众多的伊斯兰国家进入了一次“再伊斯兰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化”,即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摆脱西方主导的“自由化”,但这种“自由化”所指的方向,恰恰挑战着西方版本的自由主义与自由秩序。

  因此,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化既不意味着“同质化”,也不可能无条件地保证各种思想文化因素的和睦共处,更不能说自由化本身就意味着发展与进步。在西方国家,由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保护少数民族和各种亚文化群体的权益方面固然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果,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与宽容度,③但由此导致的价值和文化相对主义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开始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是爱国主义的……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④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实质上具有反民主的倾向,它因对各种少数群体的保护而背离了作为民主政体基本原则的多数主义,进而把国家分裂为一个由各种少数构成的社会。这些群体分别遵循各自的信念与偏好,最终将把国家推向分裂。⑤

  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也强调指出:文化多元主义具有自我封闭的特征,它会极大地压缩政治公共空间,同时无助于解决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受到几乎是无条件的保护和尊重,由此形成林林总总的“政治正确”标准,并且在实际上造成大量公共言论的禁区,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与政治生活的想象力大受限制。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针对这一现象指出:“民主政治的公共生活不可能长时期内维持一种因在道德问题上不着边际而形成的温文尔雅的假象,……当政治论辩失去道德色彩的时候,一种要求公共生活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压力就会以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表达出来。道德上的多数与基督教右派会以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主义覆盖荒芜的公共空间,自由主义退出的领域也会被原教旨主义侵占。”⑥

  秉承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思想传统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思想和文化领域过度自由的倾向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准与公共精神的严重下降,文化多元主义已经蜕变为文化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西方社会面临着失去其主流的核心价值规范的危险,而自由主义也将丧失其“绝对的基础”;⑦另有保守主义者不无根据地担心,无限制的自由化与价值观念的相对化,将威胁到一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甚至因此提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⑧

  事实上,面对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西方一些即使态度不那么极端的人士也深感忧虑,他们热切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战略,以实现思想文化自由与共享价值观念的结合。这方面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交往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新共和主义(new republicanism)和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等等。在美国,一方面是价值和文化的多元主义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却是从里根到两位布什政府,保守主义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政治因这两种倾向的冲突与角力而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总体的平衡,但也并非不具有“失衡”的危险性。可以肯定的是,奥巴马的当政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这种角逐,甚至也不能排除这两种政治原则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⑨这意味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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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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